漫长的告别

1995 年7 月 “漫长的告别” 与所爱之人道别， 那句再见，不仅是道给即将离开的人， 也是道给他在人生旅途中积攒下来的点点滴滴。 阿尔茨海默病缓缓夺走一个人生命的过程被我的母亲称为“漫长的告别”。这是她公开发表过的少有几句评论之一。面对论及我父亲健康状况的话题，我们一致选择了用毕恭毕敬的沉默来掩饰。这是一种令人心碎的说法。她告诉我，自己再也不会重提这句话了，因为它催人泪下。 我刚刚结束《天使不死》的巡回售书活动，没有多少时间顾得上流泪。在飞机和陌生的酒店房间中，我一有空就睡觉，在根本没有机会整理的行李箱中飞快地东翻西找，从一个采访奔赴另一个采访。绝大多数采访都是友好的，充满了鼓励的意味。成为一名作家、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是我的选择。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历次的巡回售书“战役”中是如何幸免于难的。可以想见，即便是*顺利的巡回售书活动，也总会有一场采访令你对采访者的粗鲁迷惘地摇头。 事情发生在一座小城市里。城市的名字我就不提了。那是一场午后的脱口秀节目。节目主持是一个想成为却永远成不了奥普拉的女人。她开口询问了我父亲的状况。针对这个采访问题，我的答案一成不变。“他很好。”我说，“在涉及他健康状况的问题上，我的家人需要保留隐私。不过他很好。” 这样的答案通常就已足够，谁也不会进一步逼问。“那他还记得你吗？你能和他对话吗？”她显然认为，问几句我已明确表示不会回答的私人问题是完全合理的。 “如我所言，我们需要保留隐私。我觉得我们有这个权利。” “你们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现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是不是开始注意到他会忘东忘西，或是把事情搞混？” “我已经明确说过了，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不会回答。”我的语气更强硬了。我能感觉到现场观众的尴尬。她却又试了一次。 “现在和他对话是什么感觉？你都会和他聊些什么？” “这是我第四次也是*后一次给出同样的答复了。我们需要隐私。无论你用多少种不同的措辞问相同的问题，我都不会回答你的。” 观众鼓起掌来。她终于把话题转移到了另外一系列的问题上。 节目结束后，当我急匆匆地走向出口时，她开口说道：“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只不过是在尽一名记者的责任。” 我想我没有搭理她。 巡回售书的另一个难处虽然有些悲哀，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甜蜜的。一次又一次，在谈及父亲和我为他写的书时，我都会沉浸在记忆的荣光中，想起他忠实的信仰和讲过的故事中饱含的精神食粮。“漫长的告别”这句话时常在我的脑海中低语，如同一缕清风穿过敞开房门的屋子。我想流却没空流的眼泪在心里积成了一汪池水—耐心等待我靠近、深不见底的池水。回到纽约，我一心只想睡觉和哭泣。 在某种程度上，这趟巡回售书让我能够直面自己迄今为止的生活，直面自己过去的选择，直面我与父母经年的斗争。采访前，我会在演员休息室给母亲打电话，或是在酒店房间和机场里拨通她的号码。她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但我还是能够看到，那些年的放逐如同荒原般在我的身后铺展开。 名望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即便你是伴随它长大的，也还是会被它惊得目瞪口呆。你以为自己已经对它了若指掌，能够按顺序安排好轻重缓急，思维清晰地做出选择，但大多数人都会犯错。我觉得聚光灯**次照在你身上的那一刻才是*重要的。没有哪个错误能比那一刻犯下的错误更加严重。它是个黄金时刻，并且永远不会重来。其他的时刻还会到来—我不相信我们只有一次机会能把事情做好—但永远不会再那般纯粹、毫无负担。 父亲当选总统那年，我28 岁。尽管对人们强烈的关注并不陌生，但我们还是陷入了媒体的旋涡中。显然，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父亲，我们其余的人也处在了聚光灯下。我犯下的**个错误就是以为自己能够应付一切。要是我能多一些犹豫，少一些笃定，就能多提几个问题，思考更多的选项。结果，陪伴我前行的却是对自身政治信仰极度的热诚。我曾在大型反核集会上发言，接受采访，把自己塑造成了父亲的政策*引人注目的反对者之一。要是我能多一些外交手段，少一些尖锐的言辞，其实本可以成为父亲与自由主义观点之间的桥梁。相反，即便是在那些与我持相同政治信仰的人眼中，我也不过是个愤怒的女儿。 宣泄完*初的愤怒，我又开始表达更加私密的情感，把在全世界面前展示我家庭的创伤视为己任。我的怒火招致其他人的愤怒。说我收到过恐吓信，那是轻描淡写。 这些问题大多是在巡回售书的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我其实很难摆脱自己的过去。每个人都在成长、转变和学习，但在公众的瞩目下经历这一过程会更加艰辛。大多数人都是宽容的，但我能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记忆是长久的。这就是在公众的目光中成长的难处：你永远处在别人对你的记忆之中。 在我的想象中，我会和父亲谈论此事，告诉他我多希望自己当初能以不同的方式去应对发生过的一切。也许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针锋相对的观点可以是一种启示，而不是一场战争。在我的想象中，他的眼中闪烁着光芒，微笑地说着“我很高兴我们现在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了”之类的话。然而这段对话只能发生在我的想象之中。在现实生活中，他身上可以参与对话的那一部分已经远去了。 碰上阿尔茨海默病之类的疾病，荒凉的感觉也会属于患者的朋友和爱人—那些见证了过程还要被丢下暗自神伤的人。你会眼睁睁看着一个人退到某个陌生的地方，心知自己无法跟上。失去他，你将一个人在荒野中徘徊，耳边回响着山坡上传来的回音。那只是回音—声音传来的地方越来越安静—于是你会更加仔细地聆听。 如今，母亲的很多话都是以“我记得……”开头的。 你之所以会为自己的记忆注入生机，是因为就在那里、就在你的眼前，坐在他过去经常坐着的椅子上，或是走在楼道里，抑或凝视窗外时，你都会想起往事。记忆被抹除后，剩下的就是一片空白，因此，每当想起某些画面或是只言片语，你都会欣然接受，紧紧抓着它们，拂去上面的灰尘，期待它们能永远鲜活。 现在，我时常想起父亲讲过的故事，希望能再听到他讲故事的声音，看到那双可以激活孩子的想象力、闪烁着喜悦光芒的蓝色眼睛。但我只能依靠回声来滋养自己。我想要他再告诉我一次，鹰与秃鹫的区别。它们的飞行轨迹、翅膀存在细微的差异。其中一种在朝猎物俯冲前会多盘旋一会儿。我过去常把它们弄混。要是我们在牧场上发现了二者中的任何一种，他就会耐心地为我一遍遍解释说明。我还是会把它们弄混，但我已经不能再问他了，因为他也记不得了。我想和他骑上马，朝着翠绿的山坡飞驰，可他已经永远无法再骑马了。 一次，在前往牧场的途中，车子正沿着穆赫兰道行驶。他停下车，对山坡上的一个男人说，他正在采摘的蓝羽扇豆是受保护植物。父亲解释得彬彬有礼，于是那个男人从山上爬了下来，手中却仍攥着非法采来的花朵。父亲相信，只要有可能，鲜花和野生动物都应该留在它们的应属之地。我五岁那年便能认出响尾蛇，知道要绕一个大圈才能躲开它们。我还知道，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绝对不能杀害一个生命。 我从未如此深切地渴望过童年—哪怕只是尝上一口，都如舌头上的威化饼，成为我与已然失之交臂的过去甜蜜的交流。成年人会带着可悲的智慧回首往事，想起儿时的我们是何等幸福，根本不知道人生在迈着坚定的步伐前进，也不知道岁月在倒数计时，仿佛时间不可能在我们的肉体上刻下痕迹。蓦然回首，我们才希望自己能够更好地把握某些时刻，久久凝视某个人的面庞或是壮观的夕阳，更仔细地聆听某个终有一日会归于沉寂的声音。我们还希望自己走得再慢一些，徘徊得再久一点儿，踏上不同的道路。我们将大大小小的往事储存在记忆中，期盼它们不会破碎或褪色，因为它们是我们活过这一世的见证。 与所爱之人道别，那句再见，不仅是道给即将离开的人，也是道给他在人生旅途中积攒下来的点点滴滴。我的父亲正迈着坚定的小步远离曾经的自己。我不知道还能从他身上学到什么东西—有关土地、马儿、鸟儿的飞行轨迹，还有只能在某些区域茁壮成长的植物。在牧场的橡树林里，他曾找到过一种打湿后会像肥皂一样起泡的植物。 他相信，要让孩子们为生活中的灾难做好准备，否则这些波折和突变有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结果。他会为我们设定几个情景，问我们打算怎么应对，然后温和地纠正我们。这样一来，就算灾难降临，知识也能成为我们的盟友。 有一次他问我：“如果你的卧室起火，房门却被堵住了，你会怎么做？” 看过无数电影的我回答：“我会冲破房门。” “那你就没命了。”父亲冷静地回答，“你刚走到距离火苗不到两英尺的地方，就会被热气灼伤肺部。” “那我就打破玻璃，跑到院子里去。” “好的。”他点了点头，“你怎么打破玻璃？” “用一把椅子。” 我总是能够清楚地分辨出，课程*重要的一部分何时到来。父亲会俯下身，用缓慢而谨慎的语气对我说话，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的话能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你可以拿出一只抽屉，把它从窗户里推出去。”他告诉我，“这样就能形成一个整齐的缺口，不会在你爬出窗户时将你割伤。” 他让我为火灾、空袭警报和地震都做好了准备，却没有让我准备好失去他，没有给我工具去应对满腔悔意的冲击。我后悔自己厌恶他的那段时光，后悔曾甩掉他伸出的手，选择了如矛刺般尖锐的言语。那些都是深埋在我心里的记忆。如果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那么我还没有找到。 失去父亲或母亲的故事中通常都包含着发现的过程。打开一只抽屉、一本书、一盒信，你便能知晓从前并不了解他们的地方。他或她在喜欢的书本空白处潦草地写下想法，或是你无意中发现某封信。有些时候，我们是在父母去世后才了解他们的。我的母亲一直在收拾抽屉—我想，她应该是有意这么做的，因为她知道我们的生活有一部分是公开的，要面对全世界窥探的目光。她想要知道别人会发现什么。在父亲的其中一只抽屉里，她找到了给我的一封信。那是一份草稿，尚未寄出，是在我的自传出版前写下的。信中，他表示自己被我的怒火伤透了心，也表达了家庭和解的愿望，还有他对更多美好时光的记忆。信的开头，他写道“随着我年近八十一岁……”然后又划掉了自己的年龄，在上面写了一行“如今我已经八十一岁了……” 我想象，在日子缓慢流逝的过程中，他也许曾无数次拿出这封信，感觉自己的生命已所剩无几。我永远都无法知道他多久便会把它拿出来添上几笔，再重读一遍，也不知道他为何永远不曾将它寄出。在信的末尾，他写道：“求你了，帕蒂，别带走我们对那个真心疼爱、心心念念的女儿的回忆。” 如今，这封信已经被放进了我的抽屉，陷入了无边的沉寂。我多希望自己能和他聊一聊它，然而他对它的记忆可能已经消失在了地球的边缘。 人们离世时都会带走自己隐藏的秘密—烛光闪烁的欢乐记忆、支离破碎的悲伤记忆。他们离开了，记忆也将随之而去。我们剩下的人则会被丢在黑暗中，怀抱着再也没机会提出的问题，和想说却说不出口的话语。因为我们来得太迟了。 讲述这场“漫长告别”的任务已经落在了我的身上。尽管这些日子并不沉重，却还是需要被记录下来，因为它们珍贵万分。我们跨越苦痛去寻找救助，双手如同伸向圣杯，充满渴望。我们碰不到它，却知道它的存在。我还精进了忍住眼泪这门艺术，像只骄傲的野兽，将泪水储存起来，然后退回我的洞穴，好给它们应有的地位，尊重其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段漫长的旅程就是曾经似乎缝合在一起的确定性—我们在另一个人身上了解到的一点一滴—逐渐分崩离析的过程。你会习惯这样的疾病带来的惊喜，习惯那些令人困惑的短语，习惯突如其来的转折。你不指望什么，但已经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更加自如地呼吸。这将永远是一场等待的游戏。 即便没有疾病带来的并发症，对于年逾八十的人来说，人生的隧道也越来越窄。多年前，父亲在给我写信时就已经有了这种感觉。有些时候，我很想知道事情会在何时发生，我何时才会得到消息。半夜吗？黎明吗？无论是什么时候，我都十分清楚，父亲的离去将是一段平静的旅程。 昨天，我在针灸师的床上睡着了，身上各处经络上插着活血化瘀的针，坠入了漆黑一片的深度睡眠中，身陷紧张得令人心惊肉跳的鲜活梦境。我看见父亲从身体里迈了出去，离开八十四岁的自己，成了一个更加年轻、更有活力的男子，脸上还带着灿烂的微笑。他生龙活虎、热情洋溢地张开双臂，走向我的母亲，安慰她一切都会好的。 尽管一切终将有所不同，但都会归于平静。摆脱了悲伤、恐惧与无情的苦痛，生活将进入某种模式。就眼下的情况而言，生活就是等待。这就像是在闪电后数秒，等待你知道必将到来的雷鸣，试图预测风暴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