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思想史/环境哲学译丛

导言 根据亚当·斯密的说法，早期社会尚处于未充分发展的阶段，没有后来的资本积累总量和土地占有，大自然仍然保留原貌，并可以为人类活动供应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物品。其时，人口数量少，且人们满足于基本需求，自然界的自然资源富足。人们有的是大森林，可供安家、狩猎、采伐木材和采集水果、浆果；海洋、河流、湖泊中渔产丰富。空气与水源洁净。采集渔猎的人类，啃噬的不过是似乎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供应大饼的边缘而已。 接下来的时期，可以称为前文字的定居农耕阶段。人们开始驯化适宜的动物和耕种土地，那是采用更稳定的生活方式的阶段。起初，生活方式的变革对由自然元素构成的景观并不构成太大的影响。可是，伴随人口的增加，需要生产更多的食物以维持不断扩大的共同体的生存，土地的承受力也随之加大。因为开垦新的农业疆界，并砍伐更多的木材用于建筑和能耗，森林开始急剧减少。 森林开伐、土地侵蚀和过度盐碱化是人类导致的*早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在中东、北非、南欧和中国*为司空见惯。纵观整个历史，资源滥用和急功近利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环境恶化，也引发了多种文明的崩溃。 在17—18世纪，北欧急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了局部性污染和健康问题。直到19世纪，大多数欧洲城市的卫生状况仍然极差，人畜排泄物都被倾倒在街道上。尤其是在英格兰，劳动人口聚集于条件极差的居住处，公共卫生设施不佳，空气污浊，水源污染，群众生活处于悲惨境地。许多工业区被煤烟熏得漆黑。迪格尔（Diggle，1961）称，化工厂生产所排放的浊流和烟尘，使利物浦工业区的水和空气变得极其肮脏，对周边的乡村也造成了影响。1863年公布的《阿尔克莱法案》（The　Alkali　Act）使得这些企业处于公众控制的范围内，然而木已成舟的环境问题持续很久。根据雷斯佩尔（Respail，1857）的说法，法兰西某些工厂的污染对婴幼儿健康造成的影响比对庄稼和树木造成的影响，后果要严重得多。 受工业革命刺激，伴随着人口的快速增加，经济活动的增长和多样化不仅加剧了采掘业的压力，而且还大规模地改变了景观、空气与水的质量。正是在18世纪，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开始围绕自然资源与环境问题进行写作。目前居于主流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争论在那个时代已经播下种子。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中，基于那时存在的经验证据，对矿业，包括不列颠的煤、锡矿开采、采石场和其他地方的重金属采掘、石矿等，进行了综合讨论。大体而言，在新矿藏的发现和开采成本方面，斯密抱的是乐观主义立场。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面世22年之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发表了《人口论》（1798）。面对快速增长的人口，如何保证适于耕种的土地和充足的食物来源？马尔萨斯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忧虑。随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和税收原理》（1817）一书中反驳说，经济增长不会因为土地稀缺及其生产能力下降而*终枯竭，它会使得人口维持在静止不变的水准上。马什（G．P．Marsh，1865）以不那么悲观的论调指出，事实上，经济活动的增长能改进农业生产能力，并且由于灌溉、排水、石窝及灌木丛的清理，许多地方土地的价值会提高。从另一方面看，由于滥用，某些土地将会遭受侵蚀、淤塞、过度盐碱化和过度放牧。马什警告说，大地绝不是用来消耗，更不是用于铺张浪费的，而仅仅是给善于利用它的人们使用的。 19—20世纪，一些西欧和北美国家发生了快速的工业化。在那里，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加快了脚步，这些现象使思想家，包括经济学家焦虑起来。1890—1920年间发生的美国保护运动，使李嘉图—马尔萨斯的稀缺理论大受欢迎，也成了环境政治学的发轫，为后来众多环境压力集团环境压力集团（environmental　pressure　groups）：主要兴起和存在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环境组织，它们主张通过向立法者施加压力，来谋求环境问题的解决。——译者注的形成铺平了道路。遗憾的是，在这一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运动中，本来可以用作贯彻政策措施有力工具的经济学原理，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新古典经济学时代的终结，目前在大多数环境经济学教科书中，资源和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变得活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