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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50731356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6开
  • 页数:419
  • 出版时间:2021-04-01
  • 条形码:9787550731356 ; 978-7-5507-3135-6

本书特色

▲ 波伏瓦,世界女权运动先驱,20世纪*有影响力的伟大女性之一。
▲ 《清算已毕》为波伏瓦四卷本回忆录的*终卷,中文版首次正式授权出版!
▲ 她是对世界女性主义运动影响深远的思想家,是亲历重要国际事件和民间运动的社会活动家,也是获得法国至高文学奖的作家,多重身份使她的回忆录具备了难以比肩的广度、高度和深度。
▲ 关于自我认知的分析、女性意识的辩证思考,鞭辟入里,可谓当下广大独立女性寻求“自我”觉醒的精神典范。
▲ 听波伏瓦说波伏瓦:关于生存、死亡、亲情、爱恋、友谊的梳理和反思。在大众熟悉的强硬外壳之下,波伏瓦在回忆录中坦率表露自己柔软长情的一面:“我是个特别不愿意失去过去的人,找回青年时代的这段友谊对我来说弥足珍贵。”
▲ 关于她的阅读和写作,看波伏瓦如何正面“回怼”偏见舆论对其作品的谬评和攻击。
▲ 与萨特游历世界各国:意大利夏日风情,日本社会见闻、禅与艺术,在法国乡间重新发现旅行的意义……
▲ 亲历20世纪国际风云:会见苏联领导人,与意共、法共的领导人的交往,与萨特一起参与罗素法庭对越战暴行的审判工作,1968年法国历史上著名的“五月风暴”学潮始末及其影响,还有埃及、布拉格、巴勒斯坦、以色列……
▲ 在被奉为女权主义“圣经”的《第二性》中,波伏瓦说:“女人并非生为女人,而是变成了女人。”20多年之后,在晚年*终回忆录《清算已毕》中,波伏瓦对女权主义思想有了更成熟的阐述和辨析:“女性追求的不是成为女人,而是成为完整的人。”

内容简介

《清算已毕》为波伏瓦四卷本回忆录的很后一卷。
作者在本卷中回顾了其性格的成因,与重要女性友人的交往,与萨特游历世界各国的见闻,她的阅读与写作,她对文学、艺术和靠前政治的看法,等等,并对于《第二性》中提及的一些女性主义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补充阐述,可以说是对前三卷的总结,对研究波伏瓦的著作与生平具有重要意义。

目录

目 录


**章............................................................. 001

第二章............................................................. 102

第三章............................................................. 123

第四章............................................................. 191

第五章............................................................. 229

第六章............................................................. 256

第七章............................................................. 306

第八章............................................................. 382


展开全部

节选

关于萨特
假如没有认识萨特,我会如何发展?我会更早还是更晚摆脱个人主义、理想主义和唯灵论的困扰呢?我不知道。事实是我遇见了他,那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事件。
我很难确定那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遇到他不完全是个意外。由于决心要上大学,我已经给自己创造了*大的机会,来促成这样一场相遇:十五岁时,我就梦想自己的理想伴侣一定要是个知识分子,与我一样渴望了解世界。另外,自从进了索邦大学,我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刻留意在我的同学中找到那个我与之*契合的人。我的开朗待人为我赢得了很多友情,先是赫尔博,通过他我又认识了萨特。
不过,如果他早一年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如果我晚一年参加考试,我们会彼此错过吗?也不一定。赫尔博会为我们牵线搭桥。我们甚至常常设想,就算1929年没有相遇,我们相识也是迟早的事,因为我们后来都加入的年轻左翼教师联盟是个小圈子。我肯定会写作,与一些作家交往,会看到萨特的书,进而希望结识他。由于反纳粹知识分子团结一致,我的愿望在1943年到1945年之间肯定会实现。我们之间必定会建立某种联系,也许与现在不同,但必定非常密切。
如果说我们的相遇部分是出于偶然,后来把两人生命连在一起的那个契约则是我们主动选择的:这种选择不是简单的决定,而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我的选择首先体现在:我决定留在巴黎两年,先不去担任教职。我接受了萨特的朋友们,走进了他的世界,并非像某些人说的因为我是个女人,而是因为那是我向往已久的世界。他也接受了我的朋友圈子,与扎扎很合得来,但不久之后,我的旧友里就只剩下我妹妹、斯黛芬和费尔南德了。萨特的朋友比我多,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是出于情感,有些是由于观点一致。
我警觉地经营着我们的关系,避免让它褪色。我掂量着,我和他身上哪些东西可以接受,哪些应该杜绝,免得损害我们的关系。我本该同意让他去日本,虽然不情愿,也不至于感到绝望,两年之后我们肯定会像彼此承诺的那样重新在一起。那期间我做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去马赛,而不是跟他结婚。在其他所有问题上,我的决定都符合自己内心的愿望,除了这件事。我很不想离开萨特,然而考虑到未来,我选择了当时对我来说*难的那条路。那也是唯一一次我感到自己的决定使我避开了某种危险,给我的生活来了一记有益的当头棒喝。
如果我接受了,又会发生什么?这个假设毫无意义。我一向懂得尊重别人的选择,我知道萨特不想缔结婚姻,我不能一厢情愿。我曾经在一些小事上强迫过他(他也对我做过同样的事),但永远不能想象自己在重大问题上逼他就范。如果万一—出于我想象不出来的原因—我们不得不缔结婚姻,我知道我们也一定能想出办法,维护两人的自由。
关于美国
美国一旦觉得某个民族或人民运动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就要出手镇压。为了能让自己舒舒服服地掠夺第三世界的财富,美国人让数百万人过着非人的生活。然而,荒谬之极而又令人气愤的是,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这掠夺来的数十亿美元并没有让美国人民过得好一些:大多数的美国人—尤其是黑人—生活贫困,有的甚至极度贫困。政府把巨额收益投入到了战争工业中,结果,美国在疯狂开发地球中取得的*大成就,就是让自己具备毁灭地球的能力。
在美国国内,在我**次赴美时就让我对黑人的状况感到愤怒,近几年越发令人发指,这导致非裔美国人之间的暴力事件增多,随之而来的是政府进一步的强压。黑豹党成员们纷纷被抓捕、收监、暗杀。警方似乎成功地瓦解、削弱了大批民间运动组织,其中包括推崇恐怖手段的白人革命组织“气象人”。然而,我与之交谈过的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政权已摇摇欲坠:国内暴力事件频发,失业严重,大批人口靠救济金生活,经济即将崩溃;在技术层面上也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崩溃是一定的,因为无法持续下去了。”许多朋友这样说。这场崩溃会引发全球革命吗?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看到那一天,不过这种前景使我感到欣慰。
赫鲁晓夫的“招待”
……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赫鲁晓夫的私人属地。那是一片很大的树林,种的是全苏联*美丽、*稀有的树。赫鲁晓夫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他穿着浅色西装、乌克兰式高领衬衫,带我们参观了他让人在海边修建的游泳池。泳池一望无际,四周围着玻璃墙,按下一个按钮,玻璃墙就会收起,他开心地重复展示了好几遍这个操作。
接着我们进了会议室,在一张张小桌子旁就座,赫鲁晓夫开始讲话,我们越听越吃惊。既然他邀请我们来做客,我们以为他会表现得热情亲切。完全不是。他把我们痛骂一通,仿佛我们都是资本主义的走狗。他讴歌了社会主义之美,声称对苏联出兵布达佩斯负责。完事之后,他挤出了几句客套话:“再说了,你们也是反对战争的,我们还是能一起喝酒吃饭的。”过后苏科夫私下里对他说:“您讲得太棒了。”赫鲁晓夫干巴巴地回答道:“得让他们明白状况。”
我们沿着海边一条开满鲜花的小径,走向他的住宅。泳衣为我们准备好了。维格莱利和苏科夫游了一会儿,其他人都在聊天。接着我们上了一栋漂亮的格鲁吉亚风格老房子的二楼,一顿丰盛的大餐等着我们。赫鲁晓夫脸色仍很阴沉,他大概还没消气。
关于马尔罗
莱利斯在《原纤维》结尾部分列举了他写作时始终努力遵循却不是总能做到的几个原则:不撒谎,不自夸,拒绝任何言过其实的说法,不出言轻率,不哗众取宠,不把文学当万金油,像一个懂得说话的人那样写作,以*大的严格和诚意对待文字。马尔罗的做法与这些训诫恰恰相反。今天,宣称兄弟亲善不是虚伪的粉饰,这是可耻的谎言,如果马尔罗还知道谎言和真相这两个词的含义。可他显然把二者混为一谈,词语对他来说只是些无意义的空话,可这不妨碍他使用它们表达思想。当他想出某个说法时,他自认为创造了一种思想。观察某个物件,然后老老实实说出他看到了什么,这对他来说过于简陋了:他不是去面对,而是逃避。这套把戏太显而易见了,很快就让人无法忍受,他永远得“想”到点其他的什么。他想得到什么呢?他从来不明说,其他东西又让他想到另外其他东西,对这东西他也没什么想法。这是一层层叠加的空洞:什么都没说明白,所有问题都不停地被回避了。在开罗时,他想到了墨西哥、危地马拉还有安提瓜;在安提瓜的时候他想到了美丽的巴洛克城市诺特。站在毛泽东面前他想到了托洛茨基、中国皇帝和“军队将领们生锈的铁甲”;看见长城他想到了弗泽莱;在德里他想到巴比伦花园、科尔特兹的士兵以及杭州的荷花;出席让·穆兰葬礼后,他写道:“我想起了米什莱写的雅尔纳克男爵与剑客拉夏特尼埃决斗的故事。”类似的联想我还能继续列出满满几页纸来。
博朗告诫人们,不要手捧鲜花进入文学的花园。马尔罗却披挂着花环与花冠走了进去,还把他号称要表现的东西藏在华丽繁复的辞藻下面。写他与尼赫鲁和毛泽东的会面,他也没有向我们描述任何一个人物。我们都知道,这种官方的会谈,即便是精心安排,又能有什么价值。而且马尔罗还没有倾听的能力,他只会说。如果是提问,他那份固执会让对方不得不按照他既定的框架回答。结果我们根本听不到对方真实的声音,听到的全是马尔罗强加给他的腔调。马尔罗也无意向读者提供什么信息,只是想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让他们知道作者的知识多么渊博,见过多少世面,结识了多少名流。他夸张造作的风格只是为了掩盖内容的贫乏。在谈话时,这种把戏或许会给人留下卓越不凡的印象;但如果是阅读,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些眼花缭乱的套路实际有多空洞,它们掩盖的是些无聊的套话。在《反回忆录》里,马尔罗从头到尾炒冷饭,写的都是他已经写滥的主题,比如现实主义艺术,还有些右派的老调调:赞成剥削,把特权阶层的价值观和信念当作普遍的人类状况。用这种论调满怀激情地谈论法国,可从来不提法国人。
关于女权主义
……女性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生物学上说的先天注定,没有一个美国女权主义者质疑这个观点。她们与我书中观点的分歧主要在实践层面:她们拒绝寄希望于未来,宁愿今天就把自己的命运抓在手里。而我的思想变化也在这点上:现在我认为她们是对的。
《第二性》或许对女权战士有用,但这并不是一本号召斗争的书。我本来认为,女性的地位会随着社会变革而变化。我在书里写道:“总的来说,我们赢了一局。如今对我们来说,许多问题比那些只涉及我们的问题更为重要。”在《事物的力量》中,谈及女性地位时,我写道:“女性的地位取决于劳动在未来世界里的状况。只有生产发生重大的变化,女性地位才能真正改变。所以,我不愿把自己局限于女权运动的视角。”之后不久,在一次接受让松的采访时,我说,要准确阐述我的思想,就要以*彻底的方式把它与女权主义联系起来。但这些观点当时仅限于理论:我坚决否认女人天性的存在。现在,我认为女权主义就是要为实现女性特有的诉求而斗争,这种斗争与阶级斗争并行,我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不,我们并没有赢得这一局:实际上,自1950年以来,我们一次也没有赢。仅靠社会革命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一半以上的人类:如今我认为这些是关键问题。我惊讶于人们竟如此轻易接受对女性的剥削。如果回顾深深根植于平等思想的旧式民主,我们很难意识到,奴隶总是以为自己理所当然是奴隶,因为我们以为奴隶能轻而易举地看到其中的矛盾。或许有一天,后世会同样惊愕,不理解资产阶级民主或人民民主制度,怎么会如此厚颜无耻地维持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尽管我清楚地看到背后的原因,也不免时常感到惊异。简言之,从前我以为阶级斗争优先于性别斗争,如今我认为这两项斗争应并行不悖。
…………
女权主义者之间也有很多分歧。比如关于家庭的未来,她们意见不一。一部分人,包括舒拉米斯·费尔斯通,认为家庭必须解体,否则女性、孩子和青少年就没有自由。虽然那些试图取代家长角色的机构都失败了,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那就像社会边缘的垃圾场,而整个社会都需要彻底重新构建。这种观点是对的,我觉得费尔斯通对家庭的批判也是对的。女性通过孩子以及在孩子身上滥施威权,被置于受奴役的境地,这使我哀叹。父母把孩子带入施虐受虐的游戏当中,把自己的意淫、执念和神经症投射在孩子身上,这种状况极其不健康。父母本应平衡分担父母的任务,尽可能避免把孩子一味地扔给家长,限制家长的权力,并严格监督家长行使权威。如果能做到这些,家庭是否还有用呢?在某些团体中,孩子由全体成人抚养,而且取得了很好的结果。但这样的事例太少了,不足以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
对男性的仇恨使某些女性否认一切男性认同的价值观,反对所有她们称之为“男性模式”的东西。这我不赞同,因为我不认为这世上有什么品质、价值观或生活方式是纯属女性的:那等于承认女人是天性,而这是男人发明出来的说法,目的是让女性永远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女性追求的不是成为女人,而是成为完整的人。拒绝所谓的“男性模式”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文化、科学、艺术和技术都是由男人发明的,因为从前他们代表着一切。正如无产阶级用自己的方式继承过去的遗产,女性也要夺过男性锻造的工具,用它们争取自己的利益。确实,男性创造并发扬的文化反映出他们的大男子主义,他们使用的词语也透着同样的倾向。我们从他们手上得到财富的同时,要保持警惕,分辨哪些是普世适用的,哪些带着男性的偏见。“黑”“白”这种字眼我们同样可以接受,但“男子气”这个词则不行。我觉得女性可以放心地学习数学和化学,生物学就比较可疑,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就更不用说了。我认为对这些知识重新修订是必要的,但不能全盘否定。
关于衰老
另一个衰老的信号更加显而易见,也是我一直在抵抗的,那就是我与未来的关系。老年人接受采访的时候,即便表现出一定的乐观,也总会提到衰老的坏处。让我吃惊的是,他们从不谈未来的萎缩,莱利斯在《原纤维》中对此有精辟的表述。有些人确实感受不到这一点,我的女友奥尔迦就说过:“我永远生活在当下,而当下即永恒。我从来不相信未来。所以无论是二十岁还是五十岁,对我来说几乎是一回事。”还有一些人,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个重担,未来越短暂,生活就越轻松。我的情况则不同:我始终面向未来,兴高采烈地去迎接明天的我。我急切而贪婪,预感到自己每一次开疆拓土都会给将来留下永不磨灭的回忆。现在,我还有勇气制定一些短期计划—旅行,阅读,会面—但曾经推我前行的强大激情停止了。用夏多布里昂的话说,就是我的人生接近尾声了,我不能再用太大的步伐行动了。我如今把“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挂在嘴上,再也不提“三十年以后”了。这短暂的未来已有定论。我感到自己人生的作品已到了完结篇,即便再多写上两三卷,也不会改变整体的样貌了。
然而时至今日,我的世界仍然在不停地扩大。在谈到战后经历时,我注意过这个现象,而今它愈加显著。外界事件对我个人生活的影响降低了,我的生活按既定轨道运行,偶然的成分几乎为零。新认识的人大多都是因为喜爱我的作品而给我写信:我与他们之间建立的关系,是由我的回应所产生的反作用力而产生的。随着活动范围越来越广,我的生活成了许多不同轨迹的交汇之处:这就是为什么一段时间以来,我生活中的巧合越来越多。J-B.彭塔利斯说过,小说的无聊之处在于,总是同一群人在故事里不停地相遇。此言甚是。我发现现实生活几乎也一样。我交好的一位四十岁的女子,嫁给了我从前在勒梅尔夫人那里认识的一位先生,当年他十六岁。薇奥莱塔·勒杜克偶尔跟丽莎以前交往的两个男同性恋朋友之一约会。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以各种方式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也因为我所属的那个知识分子圈子很小。
我的生活日复一日循着同样的节奏,我做着同样性质的事情,与同样的人来往,然而我完全没有停滞的感觉,重复只是我生活的底色,新的内容层出不穷。我每天都在阅读,但读的书是新的;我每天都在写作,但写作中遇到的问题是无法预料的。我怀着迫切的心情关注着时事的发展,这些事从未重复,如今已成了我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变老的好处之一,是我可以完整地观察到一些人的人生轨迹,见证他们出人意料的发展道路。我怎么也想不到,花神咖啡馆那个“勾魂”的姑娘,美丽而又一脸迷茫,时间会把她变成一个出色的女企业家;还有另一个姑娘,懒散而又有点野性,日后居然会成为法国*好的卡夫卡专家;还有英俊的尼克,长大后会拍出那么美的电影。我想象不出,那么不拘一格,看上去又对荣誉满不在乎的波朗,日后会披上法兰西学术院院士的礼服。我也万万想不到,写出《希望》的人愿意在技术官僚统治并与弗朗哥交好的法国政府里当个部长。这些人的人生轨迹让我吃惊,显然是因为我只看到了他们的外表,而不了解他们人生的底色。我对他们的童年一无所知,而童年是了解一切的钥匙。
关于自我认知
事实上,虽然嘴上不承认,其实任何人都不愿变成自己之外的样子。毕竟对所有生命来说,生存就意味着让自己存在。人有时会批评自己的行为,但不见得就会改弦更张。阿米艾尔在《他的日记》中不停地感叹自己懒惰,宣称自己要克服懒惰,然而行为却一如既往。其实他是选择了要做一个躺在自己的懒惰上呻吟的懒汉。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爱自己。我说过,一个人在童年时没有得到应有的爱,学会用父母的眼光看待自己,那么他会在内心整合出一个令人厌恶的自我形象,终生无法摆脱。但这种自我厌恶来自他的主体,于是他一边痛苦,一边认同。在这种本体认同下,某些人骄傲地承认自己有一些在我看来难以承认的性格缺点:“我看重钱,我不会浪费它……看到认识的人有烦心事我感到好玩……我可不像那些歇斯底里的人一样,非得要知道真相。”我立即会认为:这是个吝啬鬼;这人真坏;这女人自欺欺人。但他们会否认这些定义。几乎不可能说服别人承认那些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缺点,如果他们认为那不是缺点,那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与我们不同,所以把我们的批评只当耳旁风。费尔南德·毕加索说:“如果街上的人不冲我起哄,我就会觉得自己的帽子不够帅。”别人以为冲他起哄是侮辱他,他只觉得那是在夸他优雅。
我也有这种对自己的认可。有个精通笔迹学的朋友在研究了我的字后,给我描述的人格肖像相当让我自鸣得意。她说:“您觉得满意,是因为您自己选择了成为现在的您。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负面理解。”确实,我专注工作、善始善终的特点可以被描述为自觉、有毅力或坚韧不拔,但其中也有一意孤行、固执己见的成分。我的求知欲来自开放的心态还是肤浅的好奇心?至于我,我是毫不犹豫地接受自己的。如果我觉得别人评论说的“像我”,我只觉得有趣。我一度用研究普罗旺斯风景一样的方法研究音乐,我自己心里意识到了这一点,可这并不妨碍我的狂热。我对别人的评价也适用于我自己:我是很难被伤害的。假如别人的批评和指责说得不对,我会置若罔闻;假如说得对,我甘之如饴。随便他们把我当成女知识分子或女权主义者,我都不在乎:我就是我,我对自己负责。

作者简介

西蒙娜·德·波伏瓦
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
法国哲学家、作家,女性主义重要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被认为是“启迪了全世界女性以及改变了许多人思考方式的伟大女性”。
1945年与萨特共同创办《现代》杂志,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成为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1954年,她凭小说《名士风流》获得龚古尔奖。晚年出版了自传体回忆录四卷,《清算已毕》为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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