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精装)

初出茅庐 沈从文受“五四”精神的启发，只身来到北京，想考一所大学，安心从事文字工作，可北京当时的环境却给沈从文泼了一盆冷水，他在北京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光；作者通过展现沈从文“初出茅庐”的北京经历，揭示了当时北京文坛的风貌，以及一些“五四”学人的内心世界。 ——编者按 湘西的山山水水不仅仅是记忆，还是可以食用，可供穿戴的山河，而京城，大得令沈从文惊慌。接下来的生活经历表明，京城似乎也真的成了他的孤绝之地。 同许多作家青年时期的经历相似，沈从文陷入一种精神上的迷失状态。他常常用迷失的语调来书写自我，或者说，他是在迷失中渐渐找到自我： 我坐在这不可收拾的破烂命运之舟上，竟想不出办法去找一个一年以上的固定生活。我成了一张小而无根的浮萍，风是如何吹——风的去处，便是我的去处。湖南，四川，到处飘，我如今竟又飘到这死沉沉的沙漠北京了。 这位“古都怪客”首先迎来的，不是文艺革命的雨露，而是大大小小的当头棒喝。不要说没钱进大学求学，他甚至没钱点灯照明，没钱买煤取暖，连个门房的工作也找不到，仿佛“陷进一个无底心的黑暗涧谷一样，只是往下坠，只是往下坠”。 1924年冬，沈从文给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郁达夫写信，诉说自己的苦闷，于是，就有了那篇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在这篇11月16日发表于《晨报副刊》的文章中，郁达夫公开为沈从文，或者说是为那些有理想而无出路的年轻人鸣不平，同时，也表达了对时事与时局控诉。他在文章中写道： 引诱你到北京来的，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头衔，你告诉我说你的心里，总想在国立大学弄到毕业，毕业以后至少生计问题总可以解决。 现在学校都已考完，你一个国立大学也进不去，接济你的资金的人，又因为他自家的地位动摇，无钱寄你，你去投奔你同县而且带有亲属的大慈善家H，H又不纳，穷极无路，只好写封信给一个和你素不相识而你也明明知道和你一样穷的我，在这时候这样的状态之下你还要口口声声的说什么大学教育，“念书”，我真佩服你的坚忍不拔的雄心。不过佩服虽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简单愚直，也却是一样的可惊可异。 现在你已经是变成了中性——半去势的文人了，有许多事情，譬如说高尚一点的，去当土匪，卑微一点的，去拉洋车等事情，你已经是干不了的了，难道你还嫌不足，还要想穿几年长袍，做几篇白话诗，短篇小说，达到你的全去势的目的么？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有饭吃，你这一种定理，是哪一本书上翻来的？ 郁达夫的这一棒喝可以说是又绝情又热烈，其中有对社会苦况的绝望，也满含着对年轻作家的热烈同情。当时的“乡下佬”沈从文像一株风滚草，困于无根的漂泊状态，住在斗大的“贮煤间”里，单薄，穷酸。可不知为什么，他说自己的身体中满是气概，虎虎有生气： 因为受“五四”影响，来京穷学生日多，掌柜的把这个贮煤间加以改造，临时开个窗口，纵横钉上四根细木条，用高丽纸糊好，搁上一个小小写字桌，装上一扇旧门，让我这么一个体重不到一百磅的乡下佬住下 。我为这个仅可容膝安身处，取了一个既符合实际又略带穷秀才酸味的名称，“窄而霉小斋”，就泰然坦然住下来了。 生活虽还近于无望无助的悬在空中，气概倒很好，从不感到消沉气馁。给朋友印象，且可说生气虎虎，憨劲十足。主要原因，除了我在军队中照严格等级制度，由班长到军长约四十级的什么长，具体压在我头上心上的沉重分量已完全摆脱，且明确意识到是在真正十分自由的处理我的当前，并创造我的未来。此外还有三根坚固结实支柱支撑住了我，即“朋友”、“环境”和“社会风气”。 1924年11月中旬，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郁达夫，冒着大雪探访了住在窄而霉斋的沈从文。当时已是初冬天气，而沈从文仍穿着单衣，郁达夫把自己的羊毛围巾送给了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还请他到西单牌楼四如春饭店吃饭。结账时，郁达夫把找回的三元多钱也拿给沈从文救急。 郁达夫赠与的钱物并不能使他成为一个“作家”，这一面之恩，贵在一份相知。有些饭菜的味道，像酒，是越陈越香的。半个世纪后，沈从文仍然记得他为感谢郁达夫而筹备的苗乡饭菜，观之令人神往： 还记得有一次雪后天晴，和郁达夫先生、陈翔鹤、赵其文共同踏雪出平则门，一直走到罗道庄，在学校吃了一顿饭，大家都十分满意开心。因为上桌的菜有来自苗乡山城的鹌鹑和胡葱酸菜，新化的菌子油，汉寿石门的风鸡风鱼，在北京任何饭馆里都吃不到的全上了桌子。 沈从文没有中学文凭，也就没有资格报考国立大学。后来考取了一个“中法大学”，因交不起学费，也无法出国。他向《北京晨报副刊》投去的稿子，都被主编孙伏园扔进废纸篓。他想回家，却凑不出路费，想投军，又割舍不下他的文学梦。绝境中唯一的生路是去同乡熊希龄举办的香山慈幼院打工，职位是图书馆员。 初入京城的沈从文居无定所，身无分文，却有个文人气派的斋号：窄而霉斋。像他小说中的角色一样，他得了某种呼吸系统疾病，不停地流鼻血。 为了省钱，他在冬天也不生煤炉取暖，为了梦想，他拿起了笔。于是，这个湘西青年就以这样的形象闯入了文坛：身上裹着棉被，一只手握笔，另一只手以破布掩着流血的鼻子。那血是贫穷的血，却流淌出一种狮子、老虎、豹子才有的野心勃勃。 1925年初春，沈从文先后结识了胡也频和丁玲，三人的关系密切到如结义之人，而接下来的几年，他们所经历的，除了沈从文笔下的一派天真，还有五四前后的无数杀戮与牺牲——除丁玲劫后余生外，与沈从文有生命交集的年轻一代几乎全部赴死： 在20年代后期的短短几年间，沈从文跟左派朋友大都不再联系了。有些人音信杳然，更多的人并非死亡，但已不知去向。例如农学院他有八位朋友，其中六位在1927年北伐时期都是湖南农会的领导者。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中，他们全都被处决。沈在燕京大学也有十几位朋友，他们在1927年武汉和广东公社中都是革命的组织者，在二次革命中大多数人献出了生命。1928—1929年间，沈还同董秋斯、张采真谈过武汉、广州的起义，两位中只剩下董秋斯活到了1949年后。(而且也只有他，在中国共产党政权正式建成以后，没有否认他同沈从文的关系)沈*难过的还有，从家乡来信中听到消息说，1922年以前他结识的朋友，也几乎全都不在人间。这些朋友为数不少，大多是陈渠珍办的高度军事化中学里的军官和学员。其中有两位是他保靖时期硕果仅存的好友。两人后来到凤凰县当中学教师，都因为同情共产党的嫌疑被处决——虽然那时凤凰县离共产党活动地区非常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