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

历史是一个不断征服与被征服的循环。一个因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充满活力的民族，在日益紧迫的生存需求的驱使之下，离开自己的家园，朝着不那么有活力的民族所在之地迁徙，征服、取代或吸收它。在一个不那么宽裕的环境中养成的意志和生活习惯，现在迅速地产生了经济上的盈余。这样积累起来的部分资源，在帝国主义的扩张中就成了资本。日益增长的经济盈余，产生了一个有闲阶层，他们擅长奢侈艺术，对体力劳动则不屑一顾。闲暇产生思辨，思辨消解教条主义和陈腐习俗，发展出敏锐的感知，但让人丧失行动的决断。思想，在分析的迷宫中冒险潜行，发现社会背后的个体，剥离其正常的社会功能，转向内在，发现自我。共同利益和共同体的意识日益衰退，如今，已没有公民，只有个人。另有一个偏远地区的民族，与严酷的环境做着斗争。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森林被砍伐，道路被开辟，物阜民丰，人们骄奢淫逸。它满怀梦想，充满渴望，团结无畏，不断入侵其他民族。接下来历史将重复上演以前的故事，各民族在征服与被征服中恢复活力。任何文明的*大问题，就是如何使自己恢复活力，从而避免重蹈覆辙。因此，哲学的兴起，往往预示着文明的衰败。思辨源于自然，产生了自然主义；哲学于人而言，先是一种心理奥秘，进而成为一种社会特征，并产生了个人主义。哲学家并不总是渴望这些结果，但他们确实成就了这些结果。他们觉得自己是国家不情愿的敌人：他们从人格的角度看待人们，而国家从社会机制的角度看待人们。有些哲学家可能乐于持重守旧，但智慧会破茧而出。当哲学家发声时，众神和王朝就会崩塌。大多数国家都根植于神权，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众神的黄昏，就是各国的午后。*终，每一种文明都会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个体通过思索意识到，自己本身就是生存的目的，他要求国家从此往后加强而不是利用他的能力，以此为代价，个人将维持国家的持续。哲学家同情这一要求，但国家总是拒绝这一要求。因此，文明兴起了，文明又衰落了。哲学史，基本上就是对伟人为避免社会解体所做努力的叙述。哲学家建立了自然的道德法则，以取代他们亲手摧毁的超自然法则。寻求而不是诉诸天体机制，在不牺牲可塑性和个人独特性的情况下，为其人民赢得社会一致性和持久性的某种方法——这在过去是哲学家的任务，现在仍是哲学家的任务。我们应该感谢哲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