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理性(修订版)

费耶阿本德对波普尔证伪理论的批判 波普尔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关于科学与非科学猜测和科学变革的本质的不同之处这一更为特别的理论,该理论可以追溯到《科学发现的逻辑》。在《实在论和科学目标》一书中,波普尔重申了该观点,并且为捍卫该观点而与他的批评者展开了辩论。他宣称:“该理论不是企图成为一种历史理论或被 历史或其他事实支持的理论”。但是,他补充道:“我仍然怀疑存在着可以像革命和保守的重建中被辩驳的理论那样在科技史上炫耀着光环的任何科学理论。”我将从波普尔(批判)的标准———证伪能力着手分析波普尔的宣言。 在波普尔看来,“知识的划界是虚构的和严重误导的,因而,科学和玄学没有严格的界限。如果可能的话,界限的重要性不应被估计过高”。例如,“即使伪科学也可能是有意义的” 。但是谈论界限为什么不是完全无效有两个理由,一个是理论上的,另一个是实践上的。 理论的理由涉及“科学逻辑”的问题———即一个关于什么的知识的领域而不是科学的领域(尽管有些所谓的“归纳主义者”会抗议)。这儿应该承认,波普尔证伪能力的标准至少逻辑上是可能的,而“归纳主义者”的标准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就拿理论和一系列陈述来讲,假如理论和报告书都用特别逻辑的语言系统陈述出来(把暗含的假设详细列出来),并且有良好的确定的解释的话,决定相对其类别理论的可证伪性实际上就是“一个纯逻辑事件”,科学家所用的科学理论和实验陈述常常和限制性条件不相一致。他们从来没有彻底正式化或完全被解释,而且,这些基本陈述也从来没有被简单地给出。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理论已和条件相一致来对应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可证伪性就不再作为相对于正确实验报告的真正科学理论显现出来,而是关于其他漫画一样被描述出来。相反,我们可以像科学家那样使用科学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和实验的内容常常包含有科学共同体辩驳和接受的东西,而不是成为断定可证伪性和进行辩驳的基础:因为遇到特定的困难,人们就会废除旧理论,进而决定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新理论。波普尔倾向于二选一和叙述。用库恩的话来说,这意味着他“可以 合理地被认为是一个自然证伪主义者”。 波普尔继续写道:“(科学和非科学)划界标准问题”不但有理论上的价值,而且“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他提供了我们改变研究方向的方式方法:人们相信集鲜花和成就于一身的有影响的观点,它可以成功地引导后来者检验错误的案例,但是,它可以同时成功地加强对受到难题和不清晰的“科学”威胁的理论的支持。关于原子论的许多争议就是这类问题,正是集体的力量使该理论保持活力。从牛顿时代到拉普拉斯(Laplace)时代,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也是这种情况(令人烦恼的问题,特别是木星和土星巨大的不对称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因此,强调可证伪性仅是在科学活动中众多有效提议的一种(这超出了《实在论和科学目标》的无政府主义。该概念严格限定了发明和理论的真理性)。 接下来是证伪,像前面一样,波普尔强调“经验证伪的不确定性”,并且补充说这种不确定性“不应被过分看重大量歪曲的不确定性事实是人类不可靠的认识所允许的”。他把所宣称“事实上,证伪在科学史上并没有扮演角色”的断言称为“传奇”。他说:“证伪扮演着领导角色。” 评价*后一种陈述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领导(Leading)一词有量的意义(证伪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其他事件),或质的意义(没有证伪就没有重大的发展),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证伪带来了许多重大的进步)。我将提出反对波普尔*后解释之基础的理由(另外两个方面的理由基本相同)。我的理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建立证伪的领导地位将需要一定百分比的革命的理论知识的变革。这种变革由关于所有革命的理论的变革以及基于革命的、理论的决定的辩驳所带来的。没有任何信息存在于**个观点,而且,第二个观点也存在较大的误差。对于某些天文史学家来说,哥白尼是一个革命者,而对于如德克?德?索拉?普里斯(Derckde Solla Price)等人来说,哥白尼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对于某些科学家来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也只能像E.惠特克(E.Whittaker)所写的那样是“具有某些应用价值的关于彭加勒和洛伦兹的相对论”,而对于其他人它是也只能是一个鲁莽大胆的新观点。然而,尽管有如此众多的 困难,我仍然认为对波普尔所宣称的东西进行质疑还是可能的。 首先,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许多关于理论和事实重大冲突的令人头痛的反常案例被认识到并被放置一旁。而正是这些反常经常导致重大的发现。开普勒和笛卡尔定律便是其中一个例子。该定律认为通过透镜观察到的物体是在从透镜到肉眼的光线的交点处被看见的。该定律把理论光学和视力联系起来并给出了其经验基础。该定律暗示:处于某一点的物体可以被看成在无限远处。牛顿在剑桥大学的老师和前辈巴罗写道:“与此相反,根据经验,我们确信通过不同的视角,靠近焦点的点看起来非常遥远如果用肉眼看,它从来没有像透过透镜看那么遥远;但是,另一方面,有时它确实看起来很近所有的一切确实看起来和原理矛盾。”“但是对我们来说”,巴罗继续写道,“就像迫使我放弃 我所知道的明确地和理论一致的东西一样任何困难都不会对我有太大的影响”。并且,这种环境气氛一直持续到19世纪。唯一受到这种冲突困扰(并受其启发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哲学)的思想家是贝克莱。这种态度是常见的,并且它已经阻止了对想法要点的草率修改。⑥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波普尔自己的理由吧。他提供了一系列确定的辩驳。但是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列举式的归纳,而是对百分比的评估。而这种评估在他的著作中是无处可寻的。这种列举本身表明一个有趣的事实:它与波普尔从中所摘取的东西无关。 并非所列的所有事项都是辩驳的例子。伽利略批驳了亚里斯多德对各种特定运动的解释。例如,他批驳了逆蠕动的(antiperistasis)理论;然而他却接受了????亚里斯多德的普遍规律(他接受了冲力理论)。当他在介绍众所周知的基督徒的关联性时,他随口说出了“冲力”(而这些他从来没有明确可靠而系统地叙述过)。亚里斯多德的普遍规律从来没有被 驳斥过,它已从天文学和物理学中消失了。但是在电子学、生物学和*新的流行病学中,它仍会对研究工作起辅助性的作用。托里拆利(Toricelli)没有驳斥“绝对真空”———任何试验方法都做不到[通过试验,你如何能表明你正在观察的空间一无所有呢? 正如莱布尼兹, 经由克拉克(Clarke),与牛顿的论战中评论的那样:空间中至少包含着光线]。居里克(Guericke)的试验新星非常清晰地显示出物质的复杂性。居里克希望“通过让事实作为目击者说话而减少空话”。他发现没有任何空间可以成为真空,他把这归因于所有物体发出的“秽气”;他进一步推测这些空气将在靠近地面的地方停留着。所以在星际空间的某一个地方,必定存在着真空。一个多么完美的理由(顺便说一句,这假设所显示出的即物质是由其间不存在任何物体的原子所组成的)———但是,它是一种驳斥吗? 牛顿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他用新星理论作为理由来反对全空间观点。这给出了低密度空间, 但不是真空。除非我们又已经假定了真空。 关于波普尔所列例子的第二个困难在于,伴随着重建那些看起来适合辩驳模式的例子常是被驳斥为次要的、接近琐碎的、主要不是“主导”要素的复杂事件。原子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波普尔看来,留基伯用运动的存在作为证据片面地反驳了巴门尼德关于世界是完全不动的理论。这不可能是事实的全部! 它暗示巴门尼德全神贯注于沉思忽视了运动,而留基伯发现了巴门尼德所忽视的东西并用来反驳他。但是巴门尼德当然知道存在运动———在他的诗的第二部分中,他甚至描写了运动———但是他认为它是不真实的。一方面他严格区分了真理和实在是一回事,而“建立在多次经验的基础上的习惯则是另一回事”,并且他把运动从前者隔离出来。因此,他预料科学的明显特征是:科学上所谓的真理严格地限制在某一特定的领域,并且剔除了如感情、感觉等主观的困难。 既然这样,断定什么被认为是真实的就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个人和公众可以使这种决定影响到个人和公众每一个人的生活。因此,维持某一种形态的这种生活的愿望迎合了某些人的与众不同的决定。在亚里斯多德时代,关于实在和现象的认识论的决定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变得非常清晰,他用一种对《古代医学》作者回忆的态度与人争辩,他写到了宇宙中神的真实性(《尼各马可伦学》): “假设存在唯一一个能预测任何事情独立存在的神,很明显,这个神对于人来说既不能被认识到又不能获得,但是它就是这样一个我们四处探索的神。” 即,我们正在寻找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角色的东西。问题是:我们应该调整我们的生活去适应专家的发明吗?? 或我们应该让这些发明适应我们生活的需求吗? 巴门尼德选择了**条道路(那些认为超凡的神是远离可以替代的神人同形的神的色诺芬尼们,是伟大的非常饥渴的超级知识分子);留基伯和亚里斯多德选择了后者(波普尔也是这样),对他而言,“实在论和人类的思维、创造性和苦难的真实性相联系”，“任何反对实在论的争论都应通过记住广岛和长崎事件的真实性而保持沉默”:留基伯看起来已经用一种颇为直观的方式进行下去。与此同时,亚里斯多德创立了选择明确的准则。选择一旦作 出,所谓的辩驳只是一种说明,而不是从巴门尼德到原子论者转换过程中的主要因素,波普尔所列的许多其他例子也是这样。 第三个困难在于“ 证伪在被接受之前常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其之所以被接受正是理论的变革和剧变的结果。在波普尔看来,这又正是证伪所导致的。波普尔暗示了其条件,因此他写道:证伪“通常只有在已证伪的理论被已提出的更好的新理论所代替时才会被接受”。光电效应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波普尔看来,“菲利普?莱纳特(Phylipp Lenard)的实验与麦克斯韦理论所期待出现的结果是相冲突的” 。对谁而言呢?“像莱纳特本人坚持的那样。”波普尔写道。错了! 对莱纳特而言, 他于1902年所收集的实验结果并未提出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困难(光电流独立于光的强度。光的类型对光的强度有显著影响,但是,频率和发射出的电子能没有数量上的相关性)。他认为这一切是金属表面内部所进行的复杂过程的必然迹象,并且他欢迎把光电效应作为工具来考察这些过程。他写道⑨ :“结果显示,在发射的过程中,光只扮演了触发运动的角色。这种运动要长时间存在,内部的原子必须全速运动”(至少直到1910年,人们一直把“触发理论”称为“现代理论”)。爱因斯坦1905年的论文包含有许多有趣的推测,一个精确的预测,但是没有证伪。他通过根据错误的维恩定律对低放射强度的单色光的熵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它与高能量的熵非常相似。由此,他远远超过了通过实验所能发现的东 西,提出了光电效应的方程式。1914年,密立根把该方程式解释为三条推论,即:(1) *大能量(遏止电势)和频率存在线性关系;(2) 斜率的值(h/e)对于所有的金属都相等;(3) 直线的截距给出了发生光电效应的*低频率。并且,他以钠为例证实了三个推论。但是他、普朗克甚至玻尔都不愿承认麦克斯韦方程式被证伪了。特别是玻尔直到30年代早期仍坚持经典的波动理论———并且有充足的理由。密立根表述了他一贯的态度:“尽管被错误的理论所引导,但实验胜过理论或比理论更可靠。但 已经发现了理论和实验*重要的联系,尽管其原因仍不为人所理解。1911年**届索尔韦(Solvay)会议上 ,爱因斯坦本人阐述了他的如下思想:“尽管关于波动理论实验证明的结果看起来没有取得一致,但我坚持概念的一致性”;不是波动理论受到量子(或光电效应)的威胁,而是波动理论威胁到了量子。只有关于对量子论解释的讨论初步结束后,光的粒子性(和光电效应的反常性)才被人们所接受。这意味着其证伪特征被断言为固有的步骤之后,光电效应成了一个反证(的例子)。关于对汤姆森(Thomson)电子反原子论观点的证伪的麦克尔逊(Michelson)实验也是同样如此。当科学历史学家根据文献而不是“主要根据他们的记忆”对波普尔的例子进行研究时会发现,几乎波普尔所有的例子都从导向主要理论重建的著名的证伪变到证伪扮演相当无意义的次等角色的过程。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但它们不是科学变革的发动机。一再如此思考的波普尔“可以真正被认为是一个自然证伪主义者”。 波普尔是一个实在论者———他在《量子论和物理学的分裂》一文中写道:“实在论是本书的主要思想。”他从(西方的)科学和(西方的)常识中提取实在论的概念,科学实在论———该思想主张,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而我们又可以用批判的方式去探索的世界———包含着类似巴门尼德关于真正的知识和基于习惯和经验的观点之间的巴门尼德区别的成分。类似于这种区别和划界,西方科学中实在论者所描写的区别可以被实践结论所推翻(参考巴门尼德之前的讨论)。波普尔所抨击的反实在论观点植根于这种结论的学术版本。它们强调确定性,在感觉数据和其他东西之间设置界线。不幸的是,波普尔基于相当狭隘的学派来看实在论问题。像上面提到的那样,他把知识和实在问题归约为“实证 主义”和“实在论”的问题。他曲解有关观点直到它们符合这种模式。他对待马赫的方式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波普尔看来,马赫是一个“实证哲学家”、“观念论形态”的捍卫者。他“认为只有我们的感觉才是真实的” 。正是这种原因,他拒绝承认原子。事实上,关于原子,马赫强调:(A)在他所在的时代,动力学理论中讨论的原子原则上是不可检验的;(B)理论上不可检验的东西不应在科学中使用;但是(C)不反对把它们作为通向“更普遍的观点”之路的临时辅助。 (A)是一个历史的假定,它也为爱因斯坦所接受。爱因斯坦试图在原子和观测之间建立那个时代所没有的联系。(B)和(C)是波普尔哲学的基石,它把科学限制在可检验范围内,但是鼓励人们推测并超越它。这样看来马赫并没有“立即抛弃原子”(R,p.191)。他接受这一观点,并且注意到其不确定性并建议人们寻找更好的知识(他也公开谴责了试图“通过原子的运动来解释感觉”的形而上学原子论的荒谬)。马赫所建议的方法被吉布斯和爱因斯坦所采用(并且也在赫兹阐述麦克斯韦方程式时被赫兹所采用)。在爱因斯坦关于统计现象的早期论文中,他批评了动力学理论, 因为它“已经不能为哲学的普遍理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他力图把热现象的讨论从特殊的机械模型中解脱出来,而且显示有些非常普遍的性质[首先令不同的方程式中正式变量作一般变化———马赫称之为重要的经验??事实。完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运动,并且和刘维尔(Lioaville)的定理有相似之处]能满足获得渴求结果的需要。爱因斯坦对“基础理论”的偏爱超过“结构理论”(关于机械模型的理论)完全是一种马赫精神。这引导他走上了狭义相对论之路。 然而,至于马赫的“实证哲学”, 情况是非常简单的: 它根本就不存在。“要素”是感觉,但是只是在某种情况下。“它们同时又是物理对象,就我们考虑其他的功能依赖的范围而言。”感觉的谈论是不确定的,它建立在必须得到生理研究补充的“偏面理论”的基础上。波普尔注意到了马赫和马赫神话集之间的某些区别,但是他选择了蔑视它们的态度。他一贯严肃批判别人(例如,他在《实在论和科学目标》一书中反对库恩),他说马赫“应被合理地视为”一位感觉材料论者。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 之处比至今所描写的要大得多。 马赫反对“牵强的”“杂谈的”“不确定的”归纳法。他反对把自然科学称为归纳的科学。他呼吁科学家依靠自己的才能运用“极其普遍的原理”作出“大胆的知识进步”,目的是要“达到一个广阔的视野”,并用这种视野去整理和纠正精确实验所包含的特别的结果(这一观点如何对待波普尔宣称的“从贝克莱到马赫总是反对臆测的实证主义”呢? ),而在他的哲学著作中,爱因斯坦开始了从“直接的感觉经验”获取知识的进程,并强调进行推测的“必要的假想”特征(用波普尔的术语来说,他是 一个工具主义者,尽管前后不一)。马赫指出:“不但人类,而且单个个体找到了一个完善的世界观:对于它的构建,他做出了一种没有意识的贡献———这里每一个人必须从头开始”(把这与波普尔所说的“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在多数人能理解的领域进行的”相比较,R,p.87)。马赫把世界的普遍特征不是作为“虚构”,而是作为“事实”,即作为真实的。事实是,我们可以说马赫———作为一个科学史家和一个不“因紧急工作的压力而仅依靠自己记忆”的人———比波普尔所追求的是一个更好的批判理性主义者(什么是紧急工作? 波普尔提供给我们同样的工作吗?)。他并没有立即停止关于实在论的独断的、无意义的宣示,他决定检验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