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十二景

观其碑，心有悲 走过大礼堂前茵茵的草地，穿过日晷前熙熙攘攘的人群，独身向西略走两步，在一片静静的小树林里，默默地伫立着一方石碑。这便是海宁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 王国维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的著名学者，早年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响， 把西方哲学与美学，同中国古典哲学结合起来。同康有为、梁启超不同，他几乎不参与政治，但从他的一些行为来看，他骨子里还是中国传统的文人。1923年，即民国十二年，他选择受命担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即使清朝已经覆灭十几年，他依然保留着长辫子。当然，这不是说他冥顽不灵， 我认为这恰恰是另一种形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当时，剪去辫子被认为是一种思想解放的象征，但作为中国传统的文人，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缅怀过去，我希望一些传统依然能够保留下去，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强行剪去辫子，是不是恰恰违背了“自由思想”的精神？ 可惜，国人不会管这些，于是便有了源源不断去王国维家中劝剪辫子的“好心人”；北洋军阀不会管这些，于是便有了冯玉祥命逊帝迁出紫禁城，王国维随驾前后，发出“艰难困辱，仅有不死”之言。 是的，封建的王朝结束了，一个时代落幕了，改良者终究不如改革者。对于那些满清留下来的遗老们，世界已不再属于他们。而那些传统的东西，自己之后，又有谁能继承呢。 这是当时满清遗老们普遍的痛苦，更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现代一些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把传统的东西压制得太狠了。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而对于王国维个人之死，冯玉祥这个北洋军阀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王的学生戴家祥说：“虽然，先生之死，自有宿因；而世乱日迫，实有以促其自杀之 念。方五月二日，某承教在侧时，先生云：‘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部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呜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谓时局无关也。”再有，先生死前手书中说，“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再结合1924年冯玉祥的那场让先生无比艰难困辱的逼宫，我们似乎能推测，压倒先生的*后一根稻草，恐怕正是这位冯姓军阀。 还能逃到哪儿去呢？料想先生当时，是否会有中国之大，自己却无处安身之感？在那个时局动荡、军阀混战的年代，自己一个“旧社会遗留下来 的人”，是不是命如草芥，同那叶德辉一样，不知何时就会被杀。虽然不能选择是否死去，但至少能选择在何时，在何地，以何种方式死去。 于是，九十年后，在这片冷清的小树林里，今天的我们看到这么一块纪念碑。它就像王国维先生一样，拙于言辞，只向为数不多的来者，静静诉说 当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