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权力的来源.第4卷-全球化1945~2011(全两册)

　　民权运动本质上已经结束了，通过培育非裔美国人在种族隔离社区不断增长的自信和通过表征社区道德团结的领导人的动员，民权运动实现了其融合主义（intergrationist）的目标。运动以对不正义的强烈感知作为开端，但关键的变化却在于能够实现社会重建的信念。这种信念既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它们的权力通过广泛的社会力量而日益得到促进，这种社会力量体现在跨地区的经济权力以及冷战或者热战上。运动导致了南北日益加剧的分裂，并*终导致南方白人失去北方的支持。但在出现这种情况之前，黑人必须使政治体系变得难以运转，在这一方面他们并没有从白人那里获得多少直接的帮助。*高法院以及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提供了特殊的帮助。工会和北方自由主义者提供了某些资金援助，自由主义情感在精英和大学中间的增长也帮助黑人的呼吁成为全国性共鸣。但是，*重要的白人属于北方白人政治家和南方资本家（再加上诸多普通的南方人），因为他们意识到解决这一无法接受的无序状态的*佳方法莫过于让渡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如我在第三卷已经强调过的那样，如果抗争运动能够不以非常革命、而是以一种使劳动或者政治关系适度动荡的威胁方式进行，更富有远见的秩序力量将会以让步来做出反应。作为常理，这将给民权抗争运动以及更加激进的社会公民权要求带来额外的分裂效果。这方面与新政非常类似。从某种程度而言，我的论述也与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政治过程理论相类似，即强调反叛意识的形成、组织的力量和行动机会的扩大等。但我没有把分析仅仅集中在各种政治机会上，我给对手以同样的地位——如果存在不充分的地方，那是因为对于种族隔离主义者的研究还严重不足。白人政治*终加强了非裔美国人的种族融合意识，保证了黑人的经济要求和使“黑豹党人”（Black Panthers）失去支持。总统尼克松通过提供其支持性行为而终结了他们。黑豹党人现在已经四分五裂，其残余被准警察部队所镇压——这一点与过去的极左阶级尤为相似。意识形态也比策略的制定具有更大的作用。民权运动存在宗教和美国国家主义（nationalist）的灵魂，它植根于各个教堂，产生了自认为正当的情感。1960年代，横扫美国各个大学的左翼主义意识形态得到极大的发展，并为越南战争所进一步强化。这两种意识形态武装了公民权利的斗士，这种斗士体现在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公民权利鼓吹者上，使他们发展出一种敢于牺牲自己生命和自由的无所畏惧的勇气。用韦伯的术语来说，他们受价值理性的驱动——即献身于某种终极的价值——而更不是出于工具理性的考量。尽管其策略也体现出工具理性的特征，但他们敢于面对强大军事权力的能力主要来自于价值理性的驱动。与之相对照，隔离主义者对于民权运动的”大规模抵抗“同样存在其情感性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建立在地区民族主义、对跨种族通婚的普遍恐惧和对共产主义的极度抗拒基础上。如果考察对文化和文化框架的强调，社会运动理论似乎有一种苍白（bloodless）的感觉，因为它所研究的大部分社会运动都是不流血的。它们没有流血冲突，有的只是一些瘀伤。这表明，我们需要对假定能够解释所有社会不服从的抽象和普遍性模式保持警惕，我们需要将经济、意识形态、军事和政治权力关系结合在一起，通过这四种权力关系来解释大规模民权运动的兴起和局部成功，以及大规模白人抵抗运动的衰落和局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