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

·什么是哲学史方法论· 在历史上，在哲学史上，很多大哲学家都是从方法入手来谈哲学的。比如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辩证法，就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入手来看哲学的，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他的形式逻辑，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谈哲学，近代哲学的创始人培根、笛卡尔也是这样。培根的代表作就是《新工具》嘛，也是从方法论来进入哲学，笛卡尔有两本哲学著作，一本是《形而上学的沉思》，一本是《方法谈》，所以笛卡尔也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进入哲学的。斯宾诺莎的《知性改进论》也是谈方法，他的代表作《伦理学》的副标题就是“从几何学方法来证明”，也是从方法论来入手的。 到了康德的批判哲学，也是着眼于方法的，就是说，你在运用这个工具之前，先要对这个工具加以一番批判地考察，要把这个方法的基础打牢靠，要把你所使用的方法敲定，所以《纯粹理性批判》的*后部分，也可以说是总结部分，就是“先验方法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当然也是方法论，我刚讲了，逻辑学*后一个理念——“绝望理念”就是谈方法的。而整部《逻辑学》也都是谈方法的，逻辑学，逻辑方法嘛，就是说在上帝创造世界以前上帝是怎么想的。上帝创造世界以前，已经有一套方法，上帝掌握了这套方法以后，才能创造世界，所以，整个黑格尔逻辑学，都在讲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 在胡塞尔那里，他的成名作就是《逻辑研究》，也是谈我们怎么样在逻辑方法方面进行一个重大的革命的。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哲学革命总是方法上的革命，西方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很多，有的哲学家是在增添新思想方面做出了他的贡献，但是有的哲学家是革命性的哲学家，真正的革命性的哲学家都是在方法上革命的。这有点类似库恩讲的“科学范式”的革命，“科学范式”就是一种方法上的革命。范式确立以后，有很多科学家不断在这个范式的范围之内增添科学知识的内容，但是真正导致一场革命的就是方法上的革命，就是范式上的革命。我现在不那样思考问题了，我现在换一个角度，提高一个层次来思考问题，这就是方法上的革命。所以，方法论实际上是一个本质的、根本的东西。不要以为是雕虫小技，不要以为是一种技术、一种技巧，它实际上是一种道术、一种大道。 ·进入哲学史方法论的准备· 方法论主要是西方的哲学精神，主要是西方哲学提出的，中国的哲学历来不太重视这个东西。所以，要谈方法论的话，我们主要得从西方哲学里面吸取营养。当然我们可以把吸取来的东西运用于看待中国哲学。怎么看待，那又是一个具体运用的问题。像以往那样简单地用西方哲学的范畴来套，现在看来已经不太行得通了。采取什么方法，恐怕还是要从西方哲学那里吸收一些东西，特别是现当代以来的比如解释学、现象学方法。这是**点要求，我们要排除成见，要从西方拿来一些方法论，运用于我们中国具体的现实。 在西方哲学史上，虽然我们讲自古以来，像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那里就有方法论，但是自觉的方法论意识还是从黑格尔开始的，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那里还不太自觉。对于哲学史怎么考察，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很多都是分析哲学史上面的一些思想。虽然因为他有《工具论》，所以他有了方法，但 “工具论”是后人给他加的题目，他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方法论的意识。自觉的方法论意识是从黑格尔开始的，就是把方法论当作一种哲学，并且跟哲学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哲学史里面抽出一种方法，又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分析哲学史，这是从黑格尔才开始的。所以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导言我们要高度关注。 再就是马克思比较重视方法论，马克思的方法论意识非常强。像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面专门有一章来谈“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谈从抽象到具体，谈逻辑和历史的关系等。所以在这方面，对于马克思的著作，包括他的一些早期的著作，我们在后来的课里面也要专门来谈。马克思，还有恩格斯的一些方法论的思想，我们都要重点来谈的。 另一个是现代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有两个学派是比较强调方法论的，一个是解释学，一个是现象学。解释学和现象学是从方法开始的，非常重视方法论，而且把方法论也贯彻到对哲学史的考察上。解释学和现象学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这个我们要高度地关注。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古典层面，我们对现代的东西，现代的西方人在想些什么要有所了解，他们在哪些方面有所推进，我们要尽量地吸收，这是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哲学史的方法论，主要是从西方哲学的发展中，特别是自黑格尔以来，一直到现代哲学的方法论发展中得到一些启发，我们要把它吸收过来。 另一方面，我们要在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中来学习方法论。我刚才讲了，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比较重视方法论，并且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学者， 都是重视西学的。在当前的时代，你研究中国哲学，如果对西方哲学一窍不通，完全不了解，那是不可能有成就的。我们已经不是古代人了，你如果脱离现代的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来研究中国古代的那些经典，你超不出古人的，你怎么研究也超不出古人。古人研究了几千年，你能够比他们更进一步？你之所以能够比他们更进一步就是因为我们有现代的视野，我们有现代中西文化融合的背景。 所以，研究中国哲学的人特别要重视这一点，就是说，你想要有所创新，不是重复人家已经做过的那些工作，不是像一部电脑一样记录已有的信息，而是必须在中西融合视野方面来做工作，所以，我们这堂课里面有很多内容是强调中西哲学思想的比较的。这个比较不是为比较而比较，而是要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论。而且在这些比较中间，我们要有一种意识，既然是比较嘛，要有一种新的东西拿来，新的东西跟我们传统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注意，作为中国人，我们身上、我们思维里面自觉不自觉地渗透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因此我们要有一种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就是要对自己反思，要对自己传统的，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的这一套思维模式有一个新的反思。所以，只有从中西哲学思想的多角度、多层次比较，我们才能够克服我们传统的局限性。 ·让哲学说汉语的历史· 如果用古代汉语来翻译西方哲学的文献，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缺乏相应的语法手段，很多语法现象没法译过来，只能用一种大而化之的方式去意会。在这方面，蓝公武的《纯粹理性批判》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范本，《纯粹理性批判》当然现在有新的译本了，但是这个范本是不可丢的，我们研究翻译史的或者是研究古典哲学的，我们要好好地把它保留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范本。蓝公武的这个译本已经尽了*大的努力，把康德的那样一种转弯抹角的德文，经过康浦·斯密的英译本转化为典雅流利的文言文。蓝公武的译本是非常典雅的，从文言文的角度堪称经典，气韵生动，非常严密。所以特别是老先生们都认为，这个本子不管怎样，不管以后什么时候会被淘汰，但是至少它是一个精品，不可多得。当然从康德哲学思想的连贯性和严密性来看，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本子，它由于语言的限制经常在信息量上受到不少损耗，有的意思甚至都受到了扭曲。因为差距太大了，文言文和康德的德语或者是康浦·斯密译过来的英文差距太大，很多细微的地方表达不出来。那么五四运动*伟大的文化成就，或者说我认为*大的功劳，就是对古典汉语的改造，以及现代汉语的形成。这一点特别是*近几年来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人责怪五四新文化运动败坏了中国的汉语，认为文言文的废止不是五四运动的功劳而是它的罪过，甚至认为是它*大的罪过。这包括上次来的王树人先生也是这样的观点，就是说“五四”败坏中国文化，特别是对文言文。当然“五四” 的有些提法是过激的，就是说要拉丁化，要用罗马文字代替汉字，这是过激的，当然也实行不了。但是用现代白话文，或者从人们的日常语言、自然语言中形成一种现代汉语，这毕竟是“五四”以来的一个巨大成果，我们今天还在享受这个成果。 现代汉语的经典在哪里？我国从清末以来就已经有一些有识之士留学西方，带回了一些西方的新思想和西方的文化，比如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把西方的语法带给了汉语，这都为现代汉语的产生做了准备；到了“五四”以后，现代汉语的形成得益于大批优秀的翻译家，“五四”以后他们抛弃了像林纾那样一种以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的做法，开始尝试着用日常的口头语言去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这个过程锻造了现代汉语，形成了与日常口语比较接近但是又不失学术气度的、具有文化学养的一种所谓的“翻译体”。我们今天说“翻译体”时多少带有点看不起的意思，翻译体有一种机械性，当然它也可以表达文学的东西，也可以表达美的东西，但是它比较明确，不太有那种中国传统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但是在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它基本上是合乎西方的语法的，它有规范，包括标点符号，包括系词和介词。系词和介词是西方来的，这不是中国的，中国人就是靠意会，就是两句话摆在那里你去体会、琢磨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是很灵活的，它本来是这个意思，但是也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再一个就是倒装句型，这个当然在文言文里面也有，但是在白话文里面一般是不用的，大量地运用倒装句也是从翻译体里面来的。再就是主句和从句，主从关系句，比如说一个西文的句子里面包含了一个定语从句，我们中国传统的文言文不是这样写的。你要把它写成白话文，那句子要很长啊，它句子里面有个句子，它这个句子是起其中一个句子成分的作用的，那么你要把它说成一句话，你不能把它变成两句， 变成两句就不是了，你还只能把它用一句话表达出来，这句子就要很长啊。很长了以后它就大大扩展了句子的容量，包括对定语、对状语、对补语等，这些东西的容量大大扩展了。 这就是从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所形成起来的一种翻译文体，这种文体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影响。王小波曾经说过，他的文学修养主要是通过读翻译文学作品获得的。他说，*好的作者在当时都在搞翻译，所以你要读好文章你就必须去读译著。因为当时的那些翻译者都是一些大师，本来是诗人，1949年以后写诗写不成了，就去搞翻译了，很多都是这样的人，非常有才气，他们译出来的东西是很不错的。当然王小波讲的是文学，除了文学，其他的翻译作品，像美学，还有哲学，都有同样的情况，可以说它们共同参与了现代汉语的塑造。在美学，比如说周扬译的《生活与美学》，那还是翻译得很漂亮的，周扬的翻译还是不错的。还有当时一大批这样的翻译家，哪怕他后来从政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后来搞政治了，但是他们早年的那些东西还是很不错的。 再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成系统地、大规模地被翻译到中国来，应该说对现代汉语的学术语言起了一种定型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些词汇怎么翻？当然我么参考了一些，比如日本人的译法，然后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创造, 我们今天的哲学语言都受到这个影响。我曾经讲，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的哲学研究和其他的理论研究，在语言和文体方面主要是受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的影响，这个当然有它的客观原因，因为那个时候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除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外， 还有像贺麟的《小逻辑》、王造时的《历史哲学》当时还可以看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个时代是看不懂的，大家觉得看得懂的还是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一些书，像《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这样一些比较通俗的作品，加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些作品。当然它的内容我们今天觉得已经过时了，有很多东西必须要超越，但是他们的文体使我们无形中已经受到了影响，怎么样表述一个哲学观点，比如说倒装句， 怎么表达？从句怎么表达？修辞、介词怎么用？它那里面都无形中对人的思维有一种熏陶。马克思主义著作当然无疑是西方学术化的模式了，尽管我们把它翻译过来了，也就是中国化的一种方式了，但是它基本上是一种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这样一种西方学术化的模式已经无形中渗入我们的思维方式里面，甚至于渗透到我们的语言方式里面来了。我们今天写的这些东西当然没有人说看不懂了，因为它是现代汉语写的，它跟我们的日常语言很接近，我们看了以后可以用它的原话在课堂上讲，大家都能懂。文言文就不行了，文言文你要讲，你得解释，必须要用白话文来解释。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地讲，马克思怎么怎么说的，讲了不用解释，它就在那里。 那么这种现代汉语，这种规范化了的现代汉语当然实际上就不是纯粹中国文化的东西了，它已经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杂交品种，杂交这个过程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当年在这个方面有很多的争论，像20世纪30年代鲁迅和梁实秋他们关于“硬译”“死译”“乱译”这样一些争论，这是很有意义的。当然我们今天不能决然地判定哪个就是绝对正确的，哪个是绝对错误的，但是这种争论本身毕竟是很有意义的。比如说鲁迅主张“硬”一点，梁实秋讽刺他“硬译”就是“死译”，鲁迅主张翻译要硬一点并不是单纯地从翻译技巧方面考虑，就是说如何能够做到像严复所讲的“信、达、雅”这三条，那就是高水平的了，鲁迅当然也要考虑这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方面的考虑，就是文化相互之间的交融，以及他所耿耿于怀的国民性改造，他把这个东西贯彻到他的翻译理论里面去了。也就是说“信、达、雅”，“信”当然没什么可说的，另外两个一个是“达”，一个是“雅”，鲁迅认为这是要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并不是说有个“达”的标准、有个“雅”的标准就是永恒的。“雅”的标准就是《诗经》、就是《离骚》、就是《史记》，“达”的标准就是大家都能够读懂。但是在鲁迅心目中这些东西都是变化的，你要大家能读懂，也许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几十年过了几百年，可能大家又读不懂了，因为语言在变化，语言在各个民族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交流、互相借取，你如果仅仅死守过去的那种标准，“雅”就守着《诗经》，“达”就守着我们现在普通人的理解水平，那我们这个民族不会有发展。鲁迅强调的这个 “硬译”，就是不愿意一味迁就中国人的理解能力和欣赏口味，他认为这个都有待提高。中国人理解力不发达，欣赏口味偏窄是因为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束缚所导致的，翻译家除了有一个介绍的任务以外，首先要为这种束缚松绑，要解除几千年的束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应该有一定的超前性，就是说你不要去适应一般老百姓的水平，你要让他们努一点力，如果他们想看的话，他往上跳一跳他能够够得着。他不跳当然够不着，跳一跳、忍一忍就会习惯的。 鲁迅也提到过《纯粹理性批判》，他在一篇文章《为翻译辩护》里就谈到了。当时有的人抱怨翻译太硬了，说许多作品翻译得往往看了三四页还不知所云。鲁迅一方面指出来这当然是不好的，这个毛病就在于中国人喜欢赶时髦，自己懂也不懂就翻译过来了，导致翻译了一些谁也看不懂的书， 再就是批评的缺席，翻译过来以后缺乏批评。缺乏批评一是对这种风气的批评，再一个这个批评还有广义的，就是你要解释，批评从广义的方面来说就是除了指责以外，你还要把别人看不懂的地方解释出来。但是在中国做这方面工作的人很少。但是另一方面鲁迅又为这种所谓的“硬译”辩护， 他说，看了三四页都看不懂，要看你看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看的是《纯粹理性批判》这样的书，你要翻开**页就懂，那是不可能的。他说，哪怕一个德国人来看原文，如果不是一个专家，他翻了三四页也是看不懂的， 翻完了才看得懂，他说：“翻开**行就译的译者，当然是太不负责了， 但是无论什么东西翻开**行就要读懂的读者也未免太不负责了。”就是说你读者也有一定的责任，你要去读懂它，你翻开**页看个三四行不懂， 你就觉得这是不好的译本，你就甩了，那是你不负责任，你既然想看那你就要花点力气。所以鲁迅讲：“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他举日本人的例子来为自己辩护，他说，日语和欧美语言很不同，但是他们逐渐地添加了新的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精悍的语气，开始的时候自然也是必须要寻找语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人不愉快的，但是经过寻找和习惯， 现在已经同化了，成为自己有的了。他说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现在又来了外文，外文的句子也必须新造，说得坏一点就是硬造， 他说：“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是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法是有缺点的，那就要改造国民性。原来的汉语是有缺点的，你不要迁就原来的汉语，你要新造， 不要把一句话断成好几句，要保留原文精悍的语气。我们中国人，一般没有经过训练的中国读者，*害怕的就是读翻译作品里面的长句，一看到长句就觉得头疼。所以有些译者为了可怜中国人的头脑，就把句子译得很短， 明明是长句子他断成好几句，搞得琐琐碎碎的。苗力田先生的译本就有这个问题，我们去读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里面都是短句子。但是，变成短句子以后你就连不起来了，它的逻辑关系就被切断了，每个短句子都懂，但是短句子和短句子之间是什么关系，连起来是什么意思你就模糊了。所以好心肠的译者为了可怜读者的头脑往往就把一个句子切成好几句，这种做法对于文学作品来讲，也许像鲁迅所讲的只是失去了精悍，但是对于哲学作品的翻译来说是灾难性的。你如果把句子的逻辑关系切断来翻译的话那就完蛋了，特别像康德这样的大家，他的句子是不能切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