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精装)

　　《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我在中国东北下岬村的调查结果与这些对台湾和香港农村中弱小的父系亲属群体的研究遥相呼应。在下岬，社区的团结和家庭内部的合作是通过亲属关系纽带和非亲属关系共同来维持的。以上关于下岬居民间关系网络的分析呈现出两个重要的含义。　　**，社区关系与亲属关系都有被纳入到私人网络之中的趋势，从而变成布迪厄所谓“实践的亲属关系”（practical kinship）。根据布迪厄对正式亲属关系和实践亲属关系的区分，纯粹基于宗谱关系的亲属关系只在正式情境中使用，执行使社会秩序化的功能。与此相对，还存在亲属关系的实践运用——它是情境化的、灵活的，并且代表了“功利性地利用人际关系的一种特定情况”（Bourdieu 1977：34）。在下岬村，关系网中的多数关系（诸如姻亲、朋友和同事等）是靠村民们自己建立和培养起来的，而非从其父母或先祖继承而来。而且，出于自身的实际利害，村民们愿意利用这些关系办事情。在这一意义上，关系网可以看作是实践性亲属关系的出现。　　这种亲属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结盟的灵活性。下岬案例表明，当人们有余地来选择跟谁结盟时，姻亲而非族亲更佳。正如礼单所反映山来的，除夏氏家族，卷入礼物交换的姻亲数量是族亲的两倍，而且姻亲们赠送更为贵重的礼物。即使是对于夏氏家族这一村里主要的父系世系群体来说，姻亲仍旧是亲属关系中馈赠者的主体。而且，下岬村民们所认可的姻亲概念似乎具有更宽泛的含义，它包括了诸如连桥和亲家之类的关系。　　顾名思义，“连桥”的意思是男人们通过一座桥梁，即他们妻子的姐妹关系而联系到了一起。连桥不同于兄弟，他们之间没有继承的利益冲突；而且，相互的扶助和合作能够很容易地由他们的妻子们来维持和促进（见Judd1989）。从礼单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慷慨的礼物往往来自连桥，而且他们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先提供帮助的人。例如，该地区*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是西瓜，但它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并且依赖于无法预测的市场需求。因此，村民们愿意找一两个合伙人一块种瓜，以图分担风险。1991年时，该村的九个瓜农中有七人以各种方式与其连桥合伙，而没有一个人和他的兄弟一起干。人们告诉我，和连桥合伙比较方便，因为他们更为通情达理、更为可靠。　　还应指出，下岬的村民们在强调姻亲重要性的同时，似乎对父系亲属有一个较为狭窄的界定。我请他们辨认礼单上的馈赠者时，他们不愿把所有族人都包括在其关系网的里圈中。这和他们对姻亲们的积极态度十分地不同。夏先生是一位博识的受访者，他已经照料其分支的族谱多年了。据他说，他的重要族亲只包括那些仍在五服体系以内的人。那些已经出了五服的族亲就和屯亲差不多了，即使大家都还姓夏。当我指出他们是他先祖的子孙时，他笑着说：“远亲不如近邻嘛。”　　此外，通过各种基于友情的人际关系（朋友、同事和屯亲），下岬村民们已经越出了亲属关系体系去建立网络。这些非亲属关系的特征和功能，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譬如，普通村民间的朋友关系范畴，可能为我们理解农村生活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正如前面对礼单的分析所展示的，亲密的朋友属于*重要的礼物馈赠者，而这可能表明了农村社区中志愿性社会关系的建构。以往人类学对礼物交换的研究，多数偏重于强调礼物馈赠的义务性。但下岬案例表明，至少在朋友中间存在自愿主义。工作场所和共同的利益，通常是村民们结交亲密的朋友*为方便的渠道。礼单显示，那些从事非农职业的人（如木匠或民间乐手）比一般村民有更多的好友。　　如表5和表6所示，屯亲构成了关系网中礼物馈赠者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40%-51%）。屯亲在所有案例中所占的高比例说明既有社区联系逐渐被纳入到以家庭为中心的礼物交换关系中。普通村民的私人网络在1949年以前只限于亲近的族亲、姻亲和些许邻里。在这些主要联系之外，同屯（村里的乡亲）这一一般范畴将社区关系和私人网络区别开来。集体化有助于将先前的社区关系融人私人网络，因为土地及其他重要生产工具的集体所有制把集体中的所有成员都联系到了一块，并在他们中间创造出一种新的联系感（connectedness）。这种扩展了的联系反映在新的称谓“社员”和“队友”上，也体现于村民们礼物馈赠活动的加强。虽然单干后社区活动显著下降，而维持一个庞大的私人网络的必要性却越来越明显了。家庭收入的增加导致了农村生活中馈赠礼物的新浪潮，也促成了当前私人网络扩张的趋势。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网络中，牵涉到了越来越多的屯亲。考虑到私人网络在改革后的中国具有的特殊重要性，看来这一趋势在将来会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