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作者身份焦虑空间性阐释

　　《女作家作者身份焦虑空间性阐释》：　　初次握笔写作，并纠缠在作者身份与叙述者身份之间的各种混同关系中的某些女作家，往往会自觉、非自觉地或多或少靠近文学父性特征，这主要由于女作家对自身女性气质的敏感和畏惧所致，即使主体被动靠近与之相反的主流性别气质。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认为这些女作家受消极影响而显得病态，甚至卑微感十足，这正是“她们所接受的有关‘女性气质’的教育导致的”①。靠近父权文化或文学父性特征，都会使某些女作家拥有一定的安全感。弗吉尼亚·伍尔夫解释道，女性写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正由于“传统的缺失，工具的贫乏和不充分”②所致，而艺术的真谛正与这些要素有关，由此女作家与艺术间的隔膜因文化的介入而变得深重。这呈现出的就是女作家需要面对的自身“男性化”与否的问题。对女性性别身份的“厌恶”，使某些女作家渴望摆脱女性气质与风格的圈定范围，很自然地便走向了对立面，以逃脱女性性别身份带来的约束感和禁忌感。在摆脱性别属性的部分约束后，站在局外角度来看待文本中的境遇，则会更深入察觉出自身的他者化和客体地位，更易完成对女性这一性别身份的批判，而对父权文化约束下女性自我的批判态度的享有，在修正策略的形成当中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能呈现出女性自我堕落的现实父权文化原因，还能决定修正策略*终产生结果的大体方向。当女作家能够抽身看待文学中自己的影子时，她便从被制造的他者位置与境遇中完成了对作者权的把控和占有，感受到来自父权文化所体认的权威性。女作家的问题意识还在于她们企图通过书写来完成对造成女性生存困境感、身份缺失感以及主体性被剥夺状态的诸种现实文化上的产生于父权中心社会里的原因的探寻与分析。这种性别视角代表了权威性的视角，可将之与女性相关问题的探讨带入客观化语境中去完成。　　在社会性别囚笼中，女性才情一贯为父权文化所打压。女作家的焦虑包含来自现实中女性普遍具有的焦虑、文学中的现实因素所引发的焦虑，以及在具体书写过程中凸显出的与语言风格、句法结构、写作主体、文本素材等有关的焦虑。因占据主流地位的风格、形式、结构等都相对先在地带有父性色彩，这些共铸女性写作中的切实隐患，提升了女性写作的难度。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在女性按照一己愿望书写前，将面临诸多困难，首当其冲的即技术上的困难。而如若使用男性发明的句式，则又“显得太松散、太笨拙、太夸张了”①。造成这种复杂性的正是女性传统在文学中缺失这一现象，它使女性文学处境被边缘化，促使女性价值观念被忽视，正是两性价值观的迥异造成了作家创作中象征性的自有语言风格、表述习惯等方面的性别差异。而改变传统男性价值观，几乎成为女作家写作的一部分目的，所以主体总惯于“赋予对男性说来似乎不屑一顾的事物以严肃性，把他认为重要的东西看得微不足道”②。这便一定程度地造成了文本的戏拟效果。寻求恰当表述方式的思考与对既有现状的复杂情绪共同造就了女作家的文学困境感。上述三重焦虑使女作家的沉默与反讽成为一种无奈的必然。女作家使用策略的过程，承载了她们对建立属于自己的具象化文学表现方式的心理需求。她们如将充沛的情感转移到对策略的思考中，便有可能造就迥异于父性文学文本的带有女性性属痕迹与鲜明色彩的特殊、另类文本。　　总而言之，在父权社会中，女性言说行为长久地遭到一定程度的拒斥、禁止和嘲讽，而书写本就以自我言说为根本目的，因此女作家的言说压力总是会异常大。因惧怕痛苦而拒绝说话，与女性担心身体外形的肥胖而拒绝进食是同一道理。如果女性所代表的自然经验被父性权威的精神性别语境降服，便会导致女性在现实中的集体压抑与沉默现象的出现，这恰构成了很多文学作品中故事情节发生的现实现象界基础。应该说，女作家需要通过叙述，让读者感受到文本中普遍存在的女性焦虑，而这些沉重的思虑负担都将伴随女作家创作行为的始末。对启发式文体和语言风格的把握则需要一定的技巧，女性文学生存罅隙的空间形态决定她们需要以相应的技巧性来进行文本覆盖。很多女作家在文本实践中，起初都带有较为激进的意图和宏伟构想，但在具体书写中，那种激进态势却又总被父性权威打压和削弱了，因此不得不对既有文化规约和传统进行体认。尽管如此，女作家写作中体现出的颠覆性又是普遍而明显的，这暴露出女作家对文学父性特征进行矫正和修正的急切心理，这确切反映出女作家能够将书写上升到策略层面的现实。女性言说在现实中遭贬抑，正如在文学中，女作家的书写及内容也会遭到父性权威的贬斥一样。这种策略性的生存经验使女作家的书写与女性生命体验相融合，即写作享有对艺术痛苦的占据。苏珊·古芭指出“女艺术家凡有杀身而化人艺术的感受者，也会有流血而铸成文字的体验”①。文学传统是经由男性权威构建而来的传统，是文学主流价值体系的表现，而女作家的个人倾向与这种主流价值体系的规约之间具有实在的冲突性，二者的张力关系始终存在，尤其当女作家企图在文本中构建一个具有女性力量的女性形象时，那种张力关系便被表现得尤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