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德·波伏瓦:书写与存在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写作” 经历过战争洗礼的波伏瓦，逐步转变了对政治的态度、对参与社会事务的看法，她更积极、更主动地参与一系列活动，承担起一位知识分子、一位作家的社会责任。但与此同时，她也从未忘却“作家”的本职工作——写作。 早在撰写《第二性》之初，她便已经萌生了“写自己”的想法，虽然那时她并没有明确该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体裁把“自我”呈现在读者面前。于是我们看到了随笔《第二性》，那是她以自己的女性身份为基点，对女性在这个社会如何成长这一问题作出的全新思考；我们又看到了《名士风流》，那是她以个体在二战中的经历为参照，为“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在经历特殊时期画像。在这些著作中，我们都不难捕捉到独属于波伏瓦的、具有明显的“我”的印记的书写。但似乎这些似有似无、若隐若现的对“我”的表达还未能满足波伏瓦“写自己”的愿望。 1956年10月，波伏瓦开始着手进行这个由来已久的计划。她离十五岁时的愿望是如此接近，“我的一生只能是粗线条的描述，用我的手把它写在纸上：因此，我将写一本书。我在十五岁时便期盼着有一天，人们又好奇又激动地读我的生平传记；如果说我想成为‘一位著名作家’的话，那就是我的希望。这之后，我便常常梦想着亲自来写它。”她实现了愿望，她不仅成了享誉世界的作家，也即将开始亲自记录自己的一生。这是一个忽而燃起激情，又忽而艰难的过程，重新回到少女时代去感受、还原那个时候的自己。“我从我的写字台看到一帮小女生从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走过：其中的一个小女生，就是我。她回到家里，时间是路灯还才点亮的时刻：她将坐在桌前，桌上放着一张白纸，她将像我一样在这张白纸上写字画画……时不时地，我觉得自己不再清楚我是一个在装大人的孩子呢，还是一个正在回忆往事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它在呼唤想象力，呼唤思考和记忆”。 1958年，走过了人生五十个年头的波伏瓦正式出版了回忆录的**部《端方淑女》，以真实的再现将自己的经历化成了文字。透过《端方淑女》，我们看到了那个出生在拉斯帕耶大街一栋房子里的女婴，看到了幼年便跟着父亲读文学、看戏剧的小西蒙娜，看到了表面上顺从母亲参加宗教仪式、内心却离上帝越来越远的叛逆少女，看到了她十五岁便立志要成为作家的小小野心，看到了在阅读与思考中积聚力量而收获的高于同龄人的自信、骄傲与成熟，看到了她在梅里尼亚克的花园里尽情奔跑嬉戏的激情与活力，看到了她初次尝试写作时的小心翼翼，看到了她十五岁遇到完全符合心目中的梦中王子而初坠情网时的兴奋与激动，看到了她与妹妹埃莲娜、挚友扎扎共同成长的乐趣，也看到了挚友离世时她的巨大伤痛，以及巴黎求学、与萨特相遇并相识的*初岁月。波伏瓦怀着幸福、感激追忆了她人生**个二十年的全部生活。童年和少女时代始终铭刻在她的记忆深处，因为在这二十年中，她找到了毕生的方向——写作，确认了未来——哲学教师，坚定了信念——追求自由，*为重要的是，遇见了一生的情感和精神伴侣——萨特。 这部用十八个月完成的作品不仅是波伏瓦将藏在自己身上的那个一直都在的“小姑娘”从记忆中“生拉硬拽出来”，更是她抗击阿尔及利亚战争所带来的绝望与痛苦的一种途径。和以往一样，写作始终是她与自我的情绪抗争、与社会抗争的手段。而自传中可随处感受到的真诚与坦率，也让人为之动容。波伏瓦并没有站在五十岁的位置去反观十岁、二十岁的自己，而是尽量地回到童年、少年、大学时期的那些真实瞬间，记录下当时的行为、心境和思考。这种真实感首先来自她思想观念的逐步成型、成熟，对父母亲的看法，对上帝的看法，对友谊的看法，对爱情的看法，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不同。其次，来自她对自己内心毫不掩饰的袒露，反叛的、偏激的、热烈的、矛盾的，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这一点看，《端方淑女》甚至“可以和卢梭的《忏悔录》相媲美”。而这或许也是《端方淑女》一经出版便国际畅销的原因之一。 起初，波伏瓦并没有写几卷本回忆录的计划，她觉得“大谈特谈自己有点太张狂”。但随着《端方淑女》陆续发表，她收到了来自各方的鼓励，一个年轻女孩交给她十八本日记，毫无保留地对她敞开心扉；读者的赞赏和喜爱，一摞友好的信件，萨特也一再地对她说，既然已经做了那么多，完全有理由可以继续这种尝试，所有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她应该继续写下去。于是，波伏瓦下定决心要写自传的续集，她也确信一定会有人对此感兴趣。1960年，她出版了回忆录的第二卷《岁月的力量》。该书记录了从1929年到1944年间发生的主要事件，与萨特的相爱，签订“爱情契约”，去马赛任教，两人开始教师生涯，奥尔加、博斯特、万达、比安卡等朋友的出现，“三重奏”“四重奏”的发生，二战爆发，萨特被俘，亲历战争的残酷、巴黎被占的黑暗，对政治、社会事务态度的转变，参与、组织抵抗运动，直至1944年共同欢呼、庆祝巴黎解放。《岁月的力量》尚未出版，订单便已达四万册。回忆录的畅销也让波伏瓦有一丝的惶惑，如此大的销量，是不是说明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位不入流的畅销书的作者了？她的担心当然是多余的，读者被她的文字、经历、感情所吸引，评论家们也都肯定，回忆录是她*优秀的作品。 回忆录发表两卷之后，波伏瓦收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读者来信，信件表达了对她、对她作品的喜爱之情。她已经开始构思回忆录的第三部了。1963年，《事物的力量》同样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在第三部回忆录中，波伏瓦回顾了从1945年到1962年间，她远赴美国，亲眼看到了这个她在文学作品中、战争的阴霾里一直憧憬的国家，她走访了美国的大学、美国的贫民窟，深入了解了美国社会的种族冲突以及底层妇女的生活状况，她还认识了美国作家尼尔森？艾格林，与之发展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跨国恋情；存在主义风靡法国，她与萨特的作品、思想，甚至是相处的模式，都受到热议，而她以存在主义为基本理论基础、关注妇女问题的著作《第二性》更是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热潮，《名士风流》的获奖也肯定了她多年来不懈创作的努力；她与萨特开始介入政治，出访了苏联、中国、古巴、巴西、日本等多个国家，为阿尔及利亚战争、越南战争忧心忡忡，参与组织各种政治活动，为捍卫正义、争取人权而战；还有她一生*后的情爱——与《现代》年轻编辑克洛德？朗兹曼的爱情。波伏瓦将自己*为辉煌的十七年记录在《事物的力量》里，个人的经历、情爱卷入历史的洪流中，形成了独特的自传风格。 时隔九年，波伏瓦已经走进了花甲之年。她将1962年至1972年间的重大社会活动作了“清算”：参加罗素法庭的审判、支持“五月风暴”的学生运动、为《人民事业报》奔走、捍卫新闻自由、参与妇女解放运动、为争取妇女权益呐喊。在这部发表于1972年的《清算已毕》中，作者不再按照时间的顺序，按部就班地记录她的活动轨迹，而是就大事件、朋友、社会介入作了总结。从中，我们再次感受到她在体验她自己热爱的阅读、写作、旅行、电影、音乐时的激动与快乐，也分享了她与朋友们相处、相知的温暖与幸福。《清算已毕》也是波伏瓦四卷本回忆录的*后一部，而她也在书中表示自己将不再创造小说、戏剧、论文。波伏瓦用《清算已毕》宣告主要自传作品的完成，同时也是与喜爱她的读者作文字上的告别。 可以说，波伏瓦的回忆录在20世纪法国作家的回忆录中独树一帜。当然，这首先应归功于她撰写回忆录始终秉持的原则——诚实。对于写作，她始终坚持“写一部作品，说到底是向读者展示世界”，但她也明白自己“被世界的原始存在所累，两眼什么也看不见，没有什么可向人展示的，只能照抄其他作家对世界的描述，凑合了事”。她同意萨特的观点，将“诚实”视为文学*重要的价值，而回忆录恰好给予她践行这一价值*好的机会。曾经，她的小说作品，如《女宾》《名士风流》，常常遭到质疑和诟病，因能在真实的生活中轻易地找到作品中人物、事件的原型，而被认为是纪实文学，缺乏虚构和想象的力量。回忆录规避了这样的危险，可以让波伏瓦尽情地袒露自己，她的叛逆：从少女时代开始，她偷偷地阅读禁书；她的友情：与挚友扎扎共同面对家庭和社会的双重桎梏所作的挣扎，扎扎离世的沉重打击，之后与保罗尼赞、梅洛庞蒂、鲍里斯？维昂等维系一生的友谊，还有对加缪从欣赏喜爱到共同战斗，再到*终决裂；她的爱情与私生活：与萨特签订“爱情契约”时的犹豫，“三重奏”时的烦闷和矛盾，萨特一段段风流韵事带给她的失落和空寂，她与美国作家艾格林陷入情网后的幸福、彷徨、痛苦，与丽兹之间超越普通同性友谊的关系，与年轻的朗兹曼在一起后唤起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活力；她的阅读与思考：从缪塞、纪德、普鲁斯特，到劳伦斯、乔伊斯，再到伍尔夫、海明威等，她时刻关注文学的新动向，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阅读、评论，并从中汲取灵感；十九岁便开始进入哲学思考的她，遇到萨特之后，如虎添翼，在两人的智性对话中，存在哲学得以成形、确立、发展，并不断地完善。波伏瓦秉持着回忆录“这种忠实于真实生活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了这种忠实的文体是*能表达事情的真实面貌的”，以其极大的勇气讲述了她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刻的内心感受。 在回忆录中，波伏瓦展示了一名女性、一名作家、一名知识分子的个人成长史，但这并不是回忆录的全部意义所在。她的四卷本回忆录更向读者、向世界展开了一幅有血有肉、有始有终的历史画卷。从1908年到1972年，整整六十四年的时间跨度，社会、世界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波伏瓦带着我们以她的个体视角看待其间发生的种种。她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的爆发，对她的人生、价值观、立场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她的笔下，关于战争爆发的意外、对于“奇怪战争”的不解与纠结，巴黎占领区的混乱、萧条、破败，整个法国在德国法西斯铁蹄下的艰难，人民、有识之士反抗法西斯侵略、为获得解放而进行的抗争，都是如此生动而又真实。同样地，战后的形势也在她介入社会、介入政治的各项活动中变得直观、变得清晰：世界范围内，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东欧国家的冲突、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核威胁、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法国国内各种政治派系的争斗、阿尔及利亚战争，所有这些重大的历史时刻、历史事件都在她的记述之中。她用文字铺陈出一部别具一格的编年史，将个体经历与历史叙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波伏瓦的“回忆录的魅力在于抽象论述、历史或个人的实事记载交相进行”。 不可否认，试图再现自我经历，并不完全等同于事无巨细地记录个人、记录历史。我们也看到，回忆录中也刻意地回避了一些事、一些人，比如萨特与万达之间的亲密关系，波伏瓦与比安卡之间的同性恋问题。但这些并不会影响我们走近波伏瓦，认识波伏瓦。而我们也只是尽量地寻找真相，在一个复杂的、多面的和矛盾的个体面前，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把握，包括我们自己。 在完成四卷本的回忆录过程中，波伏瓦于1963年冬天写下了《安详辞世》。这部仅仅一百六十页篇幅的小书讲述了她的母亲弗朗索瓦兹从住院到离世的几个星期里，临终前的状态以及波伏瓦自己内心的起伏。面对躺在床榻上，受病痛折磨、弥留的母亲，波伏瓦想起了童年时笃信宗教，试图用宗教规约、干涉女儿一切的那个母亲，那个专横的、咄咄逼人的母亲。她从少女时代开始便渴望摆脱家庭的束缚，或许她真正想逃离的是母亲的训诫以及所有像母亲一样的传统妇女的命运。和其他四部回忆录一样，《安详辞世》也用*真实、几近白描的方式再现了弗朗索瓦兹临终的全过程。“皱巴巴的腹部，小细纹纵横交错，光秃秃的耻骨”，她“像可怜的毫无抵御力的尸体一样被专业人士翻转操控”。“不体面”的临床症状、反反复复的精神折磨、医疗手段的粗暴干预、个体尊严的丧失。对死亡的描写是那么赤裸和直白，而这也是她在文字的层面*直接地贴近死亡。而同时，母亲的善良、勇敢、积极向上，也让波伏瓦重新认识了固有印象中的母亲，而她自己，也和所有的女儿一样，带着离别的痛楚和遗憾，陪伴母亲走完生命的*后一程。波伏瓦将自己“*柔软、*秘密”的那部分呈现在《安详辞世》里，她所有的矛盾也都纠缠在与母亲的关系里，想逃离又忍不住亲近，爱又不知如何表达，维护个体尊严又不忍就此松手。因此，《安详辞世》不是简单的叙事，它引发的是对女性、对母女关系、对死亡、对临终伦理的思考。 1966年，时隔十一年，波伏瓦出版了自己的第五部小说《美丽的形象》，以虚构的方式聚焦女性异化的生存状态，再次书写女性神话是如何通过语言和符号被建构的，继《第二性》之后再次对父权制的统治发起挑战。1967年，波伏瓦另一部同样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中短篇小说集《被毁灭的女人》出版，其中收录了三个短篇故事。这部附有埃莲娜？德？波伏瓦别出心裁的版画的作品一如既往地畅销，印刷五万册，八天之内售罄。但似乎她所有论述女性的作品，评论界都不会善待，《被毁灭的女人》也一样遭到了攻击，有人说这部作品矫揉造作，有人说这是“一个走向衰老、枯萎的女人”的自画像，有人说她谴责婚姻，因为女主人公笃信自己为家庭而活，却反而成为丈夫和孩子的负担。但波伏瓦的初衷从未改变，“妇女绝对应该以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参与到世界的发展进程中”。 逐渐迈向暮年的波伏瓦对自己正在体验和经历的老年生活也格外关注。事实上，1951年当她*后一次前往纽约看望艾格林的时候，她已经意识到年龄在她身上留下的不可逆转的印记，既有生理上的，也有心理上的。朗兹曼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波伏瓦衰老的进程，但是她内心的变化是不容否认的，她生命的一部分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死亡。“我无法相信自己已经垂垂老矣”，“那一时刻让我心头发紧、瞻念前程、不寒而栗，至今，这一惊恐也还没有从我心中散去”，“为了确信自己真的已是日薄西山、来日无多了，我只有对镜端详。四十岁时，有一天，我就在想：‘镜子里的老人正在窥探我；命中注定，他将把我捉走。’他终于捉住我了。”波伏瓦如是说。她留不住已经逝去和即将逝去的岁月，但她可以留住这一过程中所有体验和思考，“创作是一种历险，它让人年轻，让人自由”。与此同时，当回忆录第三卷《事物的力量》出版时，读者对其中讨论衰老的问题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她认识到，衰老的过程和社会对待老年人这些问题都是涉及每个人却被禁忌的话题，而关注人类普遍的生存情境，正是她一直在致力做的事。 1970年，她完成并发表了她的*后一部论著《老年》。她沿用了与《第二性》类似的研究和论述方式，从资料、统计数据、个体的状况入手，以自己步入老年的体验出发，描述了老年人在社会的生存困境。与《第二性》中对于性别的分析一样，波伏瓦依然以存在主义的核心概念来论述老年问题，如处境、焦虑、相互性、谋划等，她认为不存在衰老的普遍体验，衰老是一系列生理、心理、家庭、历史、地理和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老年并不是一个自然事实，而是一个文化现象。对于老年人来说，真正衰老的是被别人所认为的、别人眼中的那个衰老的“他者”，而非他真正体验到的自己。同时，波伏瓦也借由对老年人真实处境的描述，呼吁社会给予老年人更多的公平、尊重和关注，“将老年人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她也希望老年人能够通过力所能及的工作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自身的解放。这是又一份维护人基本权益的宣言，她为老年人发声，再次将矛头指向不公正的社会文化体系。 而陪伴波伏瓦走向暮年的，除了萨特，还有她的养女西尔维？勒邦。1960年春，波伏瓦收到一位年轻女孩的来信，信中说，她是巴黎高师预备班的一名学生，喜爱哲学，喜爱波伏瓦的书，并希望能与她见面。波伏瓦被女孩的直白吸引，她回信，说很乐意见到她，并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波伏瓦与西尔维一见如故。在这个年轻女孩的身上，波伏瓦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在《端方淑女》中描述的那个少女。她热爱生活、热爱阅读、热爱思考，头脑活跃，思维严密，性格沉稳、谨慎。父母对她寄予厚望，他们自己无法如愿的事情，都希望女儿替他们一一完成。小西尔维从小学习钢琴、声乐、舞蹈，经常上台演出，获得满堂喝彩。但到了高年级之后，为了保证学业上的名列前茅，母亲不得不让她放弃舞台。但她的成绩并未达到父母的预期，父母焦急、气愤，所有的情绪演变成对西尔维一切生活的横加干涉：偷看日记、信件，阻止她的正常交友。母亲甚至为了破坏她与另一女孩的友情，天天拆看她们的信件，不让她们见面，还竟然粗暴地让西尔维无端留了一级。父母的专制、蛮横，伤透了西尔维的心。她感觉自己生活在牢笼中，所做的一切受到限制和约束，毫无自由可言。她孤独、郁闷。她厌恶这样的现状，渴望摆脱这样的生活，希望找回自由、自主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于是，她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发奋学习上，她拼命读书，门门功课都名列**。终于，她考上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此也迈出了获得挣脱家庭、获得自主权的**步。毕业后，她被分配到鲁昂，在波伏瓦执教过的那个学校担任哲学教师。 由于西尔维母亲的介入，在相识后的两年间，波伏瓦和西尔维的关系并不热络，西尔维甚至一度以为波伏瓦是她母亲的同盟，直至两人敞开心扉，才终于达成了和解。1963年，波伏瓦回忆录的第三卷《事物的力量》出版时，引起了评论界的强烈反响，有颂扬的，当然也有批评和误解的。就在波伏瓦为之苦恼的时候，西尔维准确、充分地表达了对作品的理解和看法，令波伏瓦对这个女孩的才智和思想刮目相看。不久，波伏瓦的母亲病重、离世，在这一期间，西尔维的陪伴极大地抚慰了她失去至亲的痛楚。自此以后，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们经常见面、一起交谈，读同样的书，一同看戏、驾车旅行。波伏瓦说：“她完全贯穿于我的生活中，我也完全地参与她的生活。”生活、思想上的亲密无间，使波伏瓦忘却了她们之间三十三岁的年龄差距，在对方身上辨识出了自己——自己的优点和缺陷，对西尔维越了解，她便“越觉得同她是一类”。而渐渐走入暮年的波伏瓦也在与西尔维的相处中，“得到了再生”，“我们之间产生的交融使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她拽着我向前，走进她的未来中”。在妹妹埃莲娜的提议下，波伏瓦认西尔维为养女。她们相处的二十多年中，西尔维一直是波伏瓦重要的助手和参谋，在写作、政治活动上，西尔维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为波伏瓦出谋划策。生活上，她也像女儿一样照顾着波伏瓦，尤其是*后几年，无微不至，直至波伏瓦逝世。之后，也是西尔维按照波伏瓦的遗愿，整理出版了波伏瓦从1939年至1941年所写的《致萨特的信》《战争日记》，以及写给美国情人艾格林的《越洋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