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期待的灿烂

家乡小镇 马世儒 离开家乡整整30年了，先是去省城读大学，后来赴京城任职。近10年又去了国外一些名城，但是，让我魂牵梦萦的还是家乡小镇范家屯。 小镇坐落在祖国东北的松辽平原上，恰在省城与县城中间，面积只有二三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过三四万。一条铁路从镇中穿过，将小镇分为南北两部分，镇上的人每天都可以看到那飞奔的列车。铁南面积大、相对繁华些，有镇上主要的街道和唯一的商业街；铁北一条街，分布着几家工厂和车马店。 镇子里*大的企业是吉林省制糖厂。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时，发现距“国都”新京（长春）30公里的范家屯镇交通便利，水质优良，周边又适宜种植甜菜，便在这里建造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制糖厂，糖厂派用了小镇大量的劳动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读中学时常去糖厂参加义务劳动，感受着机器的轰鸣和工人的力量。对于我这个未在工厂正式当过工人的人来说，这经历极其宝贵，以致后来一提及工厂，便不觉与当年所见所感联系起来。都说家乡的水甜，小镇的水是名副其实的。镇北有著名的八大泉眼。小时候，我曾想亲眼看看、亲口尝尝从泉眼流出的水，只看到像城里警察岗楼样的一个个小木屋，也没敢上前打扰。“文革”期间，红卫兵将镇上的父母官包围起来，要求改掉带有“四旧”色彩的范家屯镇名，镇长眼睛一亮，脱口说出叫“清泉镇”吧。红卫兵却把“红星镇”的大牌子挂在了镇政府的大门上，于是糖厂也更名为“红星制糖厂”。镇上另一有代表性的企业就是粮库，现在这座粮库已发展为国家粮食储备库。小镇归属的公主岭市是国家商品粮基地，粮食产量居全国前列。 小镇有三家百货商店，一色高大的平瓦房，也颇为壮观。儿时，我望着街上的几幢小楼兴叹，叹息它不像省城或县城那样的百货大楼。我离开小镇那年，其中一幢原为百货批发部的楼终于成为零售的百货大楼了，但可惜我未进去看看。 铁北有许多车马店，我在小镇生活的那些年家多住铁北。为完成学校统一布置的任务，我经常沿街拾马粪，然后送到校田地。新中国成立前小镇有全国闻名的大牲畜交易市场，我在小镇的年代交易活动已基本停止。听说改革开放后交易市场又恢复了，且成了小镇一景，有机会回去一定观光。 兴教、重教是小镇的良好传统。5所小学、3所中学，其中怀德三中是县重点中学，我们兄妹4人都从这所中学毕业升学。大哥是**届初中毕业生，二哥是首届高中毕业生。自20世纪50年代建校以来，三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业绩显赫、身居要职者不在少数。三中有一位任职30余年治学严谨、治校有方、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朱维新校长。10多年前，我和先生回小镇，在街上偶遇老校长，古稀之年的老人用慈爱的目光望着我们说：“你们俩是我的好学生。”看得出，那一刻老校长很高兴，没有比看到自己培养的学生有出息更高兴的事。两年前，听到老校长逝世的消息，我内心痛苦了许久。 小镇人休闲的主要场所是一家电影院和一个工人俱乐部，还有一处袖珍公园。电影院和俱乐部又是全镇机关单位和中小学集会的地方。至于小公园，游人很少，与其说是休闲去处，倒不如说是小镇文明的象征之一。 想我生活在家乡的岁月里，小镇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色的步行族，提着铝饭盒上下班。傍晚，人们便三三两两在路边悠闲散步。小镇的天是那么蓝，云是那么白，空气是那么清新，水是那么甘甜。20世纪80年代我去过厦门鼓浪屿，面对它，我如醉如痴，不仅因为它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更因为它有元首与平民一样的以步代车的那份恬静与平和。小镇虽难与鼓浪屿相比，但身处鼓浪屿，不知怎么我仿佛找到了当年在家乡小镇的感觉。 到北京20多年来，只回过小镇3次，每次都是公务在身，匆匆而过。车过山海关，窗外掠过的一草一木，车轮碾过的每寸土地，都备感亲切。多少年来，我重复着一个梦，梦中回到了小镇，醒来时已是泪洒腮边。20多年来，小镇不断有人来京看我，我总是蛮有情致地打问小镇的一切。从小镇人有声有色的讲述中，我得到了满足，仿佛触到了小镇的脉搏。小镇变了，地方大了，面貌新了；人多了，也神气了；楼多了，还像样了。铁南建了仿古一条街，颇具特色。但小镇的支柱产业是农业，工业薄弱，商业也欠发达。小镇人不好高骛远，而勤奋务实，因此，日子过得充实，有滋有味。市场经济大潮下的小镇从容，人亦从容。 50年前，父亲带着战争的创伤和全家6口人，推着一辆手推车，从兵荒马乱的长春逃难，步行30公里来到小镇，一眼看中了这个安静祥和的小镇，义无反顾地住下来，一住几十年。小镇的沃土、清泉养育了我。小镇给了我童年的欢乐，少年的憧憬和青年的激情。我期待着有机会回到小镇多住些时日，再细细地体味一下生我养我的家乡小镇。 （原栽《公主岭日报》1998年7月19日） 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