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哲学诠释研究

　　朱熹、王阳明是宋明理学发展的*重要的代表，如果说朱熹是宋代理学发展的中心的话，那么，王阳明则无疑就是明代理学发展的中心。王阳明虽不像朱熹有《论语集注》那样专门注释《论语》的著述，然王阳明在其《传习录》等著作中也多有对《论语》中的思想话语进行解读和注释的内容。正如有论者指出：“王阳明的心学《论语》学与前人的《论语》学有所不同，其*大的不同在于他没有一个专门的《论语》注本，也就是没有文本基础。不重文本事实上是由心学家注重反省内求的求圣方法决定的。”虽然如此，从王阳明的《传习录》等著作中所涉及的《论语》解读和诠释的内容来看，我们亦可窥见王阳明《论语》诠释不同于朱熹《论语>诠释的心学（良知学）化特色。王阳明的《论语》诠释，是其在扬弃朱学、反思朱学、批判朱学的时代“先见”和以“心理为一”“心外无理”为核心的心学观念“先见”下对《论语》文本做出的创造性理解。这种在以良知、天理、本心的本体论（和合工夫论）思想为核心的心学（良知学）观念“先见”下对《论语》文本的创造性理解，充分反映了王阳明《论语》诠释“六经注我”的哲学化诠释的学术特色。同时，王阳明在良知、天理、本心的本体论（和合工夫论）观念下对《论语》文本的思想解读，也十分明显地反映了其《论语》诠释的本体诠释意蕴。　　一、扬弃朱学——王阳明《论语》诠释的明代“先见”　　众所周知，王阳明心学立场的确立经历了一个“由朱转陆”的过程，所谓“由朱转陆”就是指王阳明思想学术发展从服膺朱学、推崇朱学向怀疑朱学、反思朱学、批判朱学转变，*终确立心学（良知学）基本立场的具体过程。也就是说，王阳明遥接象山的心学之思是由朱学转出的，它是王阳明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扬弃朱熹“格物”之说而实现的思想创造。正如钱穆所指出的，朱熹“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正反两面所共同集向之中心……然诤朱攻朱，其说亦全从朱子学说中来”。刘述先也认为，王阳明“其理论之规模却仍需要借朱子之对反而益显。在此义下，也可谓朱学为王学之一重要渊源”。就宋明理学发展的内在脉络而言，可以说，扬弃朱学，反思其“格物”之说，构成了王阳明心学的主要问题意识和时代关怀。王阳明的心学（良知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带着扬弃朱学的明代“先见”创造性地诠释《论语》《大学》《孟子》《中庸》等儒家经典而提出并确立的。就《论语》诠释而言，王阳明的《论语》诠释是其在扬弃朱学的时代“先见”下对《论语》文本做出的创造性理解。　　王阳明生活的明代是朱学大盛的时代。明初以来，朱子学被奉为官学，朱熹所著《四书章句集注》成了科考的主要依据和内容。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朱子学一度成为明代的“显学”，由此出现了明初“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基本文化格局。生活于明代中叶的王阳明在经历了泛滥词章的学问追求和思想探索后，终于回归圣学，服膺儒家的朱子之学。黄宗羲《明儒学案》中记述：“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王阳明“遍读考亭之书”，表明了当时的王阳明对朱熹学说的虔诚服膺。对此，他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也真诚地说过：“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他不仅完全服膺朱子之学说，对朱熹之人格、气度也十分推崇，“总之在以朱子为模范”。正是出于对朱子学的真诚服膺，王阳明不仅“遍读考亭之书”，还在自己的生命生活中去体验和“实践”朱子的“格物”“穷理”之说。　　可惜的是，当王阳明在自己的生命生活中去“实践”朱子的“格物”“穷理”的工夫时，他常常感受到的是这种工夫论主张的“无效”，由此，他对朱学开始产生了怀疑，并进而反思朱学之病弊，从而*终转向了心学之思。对此，正如刘宗贤先生所指出的：“王阳明心学的形成*初是以对朱熹‘格物’方法的体验和批判为出发点的。他在运用朱熹的‘格物致知’方法进行道德修养时，不止一次地发现这种方法所造成的，心理为二，的矛盾。”　　王阳明在自己的生命生活中去“实践”朱子的“格物”“穷理”之说，*为人所熟悉的例证当然是其去“格竹”一事。关于“格物”，朱熹说过：“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为此，王阳明特去“格竹”以“验证”朱熹的这种说法。然而，“格竹”七天七夜的结果是不仅未能得其“理”，反而致昏厥大病，要达到朱熹说的那种“豁然贯通”的境界就更是妄谈了。由此，“格竹”的失败使王阳明对朱子的“格物”“穷理”之说产生了怀疑，使其认识到，在自家的生命之外去求“理”，并不会像朱熹所说的那样真能“格”到“理”，更不会有那种什么“豁然贯通”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