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发展报告

新世纪文学已走过20年。这20年间，文学从题材到风格，到与读者、市场的关系，与技术、媒介的关系等，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远不是几个关键词就能概括，也远不是几个结论就能定义的。我作为文学中人，见证了这些变化，却不足以能从整体的意义上去梳理和描绘这些变化。也因此，我只能试着从小说、类型文学、诗歌、戏剧创作、非虚构文学五个方面写下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只当是对正在进行中的新世纪文学做一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回望。 小说：“先锋”和“现实主义” 有待发生更为深层的互动和融合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一年的小说创作是不是会受到一些影响，表现也将不如往年了？到年底回顾时却发现，今年其实还是出了不少有分量的小说，如莫言的《晚熟的人》、贾平凹的《暂坐》、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刘心武的《邮轮碎片》、冯骥才的《艺术家们》、迟子建的《烟火漫卷》、严歌苓的《666号》等，虽然这些小说都不是以疫情为主题或背景的。 事实上，疫情期间，着实有一些读者质疑作家们为何不写疫情主题的作品，也着实有一些作家为自己在重大事件面前缺席感到疑虑。但放眼中外文学史，我们会知道，那些书写灾难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国外如薄伽丘的《十日谈》、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等，还是国内如阿来的《云中记》、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张翎的《余震》、毕淑敏的《花冠病毒》、徐小斌的《天鹅》等，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在灾难发生若干年以后写下的，更有甚者，作家本人都不曾亲历他们所写的灾难事件，或者他们笔下的灾难事件是作为隐喻的存在，并不曾真实发生。虽然我们阅读这些作品，阅读其中描写的灾难场景，会有身临其境之感，也会觉得它们仿佛就发生在当下，发生在如我们正在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时时刻刻。 这看似有些不可思议，实则自然而然。因为以透视和洞察人性见长的文学书写有其特殊性。诚如作家东西所言：“有人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才刚刚开始，所以在灾难面前，作家不会缺席。但作家对灾难的写作不应一哄而上，而是需要倾注思想和情感，也需要时间来沉淀。”进而言之，作家深入地理解灾难，让素材发酵，并转换为相对成熟的艺术形式，他们穿透碎片化的各式经验，对整个灾难有整体性的感知与把握，都需要时间，甚至是漫长的时间，以此来沉淀。 我并不是说在灾难发生时，作家们当即记录，反而显得可疑。以阿来创作《云中记》为例，他为什么要等到汶川地震发生十年后才写这部小说，是因为他觉得当时没法写。虽然他觉得即时书写地震的文字也不是没有价值，他也曾不吝支持和褒奖这些真正切实的作品，他为一些地震题材的作品作过序，肯定它们的史料价值，但这与他心目中的小说艺术存在距离。“我要当时写，写出来*多不过是把新闻报道转化成小说的样子。我不是说不能这么写，但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本能地觉得，要这么写，对小说艺术本身，其实是没什么意思的。” 而我在这里谈疫情与写作，主要是想谈作家写作应该怎样反映现实，或者是怎样更好地反映现实的问题。应该说，进入新世纪以来，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包括那些表现出唯艺术倾向的先锋派作家，都如评论家郭宝亮所言，开始自觉地面向现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那种狭隘的“过分向内转”的“私人化写作”逐渐式微，代之于正面敞开式的现实书写。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郭宝亮认为，90年代文学界渴盼的小说“向外转”真正地实现了。而且这次“向外转”，不是向内向外的简单轮回，而是否定之否定的艺术辩证发展。以他的说法，新世纪以来的很多小说不仅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类问题发起正面强攻，而且在艺术上变得圆润成熟。郭宝亮：《浅论新世纪小说的几种发展路向》，《小说评论》2018年第6期。 虽然如此，新世纪文学总体表现并不能让人满意。在2018年10月16日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与20世纪同行：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评论家陈思和表示，“新世纪文学”虽有“新”的名头，却缺少“新”的代表作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始终不曾出现新的范式、新的运动。在陈思和看来，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是靠“运动”推进的，不管是文学运动还是政治运动，有这样超越很多人审美观念的运动创造出来的文学是崭新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文革”前的17年文学时期，是以政治文学为导向的一个时期，大家对这个时期的文学评价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突然进入了新的时代，出现了一套新的话语，不同于老一辈作家巴金等的一批“新”作家出来了，这批作家未必比以前好，但他们引起了极大程度的关注。同样，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思潮也使得短时期内出现了一批“新”作家。 话说回来，以非常的“运动”推进文学发展，未必就是理想状态。陈思和也更期待中国能在平静的常态当中，在慢慢的积累之中，出现大作家、大作品。但这似乎只是一种期待，还没能成为现实。早在2008年4月13日上海作家协会举行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上，评论家郜元宝曾以“整体未必破碎，个体未必发展”为主旨描述过新时期三十年文学发展的概况。他说，这些年来，中国作家的“发展”或“进化”并非完全朝着真正丰富而独特的个性的方向发展。我们的作家在生活中越来越世故，越来越智慧，但很少转化为文学的世故和智慧。而我们的文学发展很快，但文学体制、思维方式，躲在各种新话语背后的习惯，仍然是旧的，不仅没破碎，还在迅速修复、凝固。他显然主要是针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发此感慨的。而评论家王尧更是表示：“在社会文化结构发生变化时，文学的内部运动总是文学发展的动力。如果这个事实能够成立，并且参照1985年前后‘小说革命’的实践以及当时风生水起的思想文化景观，我不得不说出我的基本判断：相当长时间以来，小说创作在整体上处于停滞状态。”王尧：《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文学报》2020年9月24日。 也是基于诸如此类的判断，还有我个人这些年的阅读观感，我邀约王尧、贺绍俊、余泽民、罗伟章、何平、李浩、路内、石一枫、杨庆祥、笛安、丛治辰、颜歌、李唐等不同代际的作家、评论家共话“新‘小说革命’”，围绕如何改变新世纪以来小说在整体上停滞不前的状况？青年作家写作应当怎样与世界建立更为广泛、深刻的联系？当下渐显僵化、保守的小说批评又该做出哪些调整？等问题展开讨论。虽然在这场长达五万余字、涉及多个面向的讨论中，大家各有各的判断，但基本上都认同小说发展得摆脱“内循环”，重新与广阔社会建立深层次互动，并在“怎么写”这个问题上做出新的探索。 在2020年9月12日江苏南京举行的“第四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讨论的议题——“先锋之后的现实主义写作路径”中，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这个问题。用评论家岳雯的话说，“先锋”与“现实主义”看上去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但它们又是融合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作家李洱曾以陈忠实的写作为例提出，先锋小说激活了陈忠实的所有经验，没有先锋小说在前，哪有《白鹿原》在后？显而易见，如评论家方岩所说，在李洱看来，陈忠实正是通过大量借鉴潜意识、非理性、魔幻等现代主义手法，才深刻地展示出人性深处的东西，揭示了人性的悲剧、人生的苦难。“推而言之，我们不能否认，先锋小说背后的美学体系起到了普及文学常识的作用，从而影响了此后的文学创作。” 这种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如评论家王晴飞所说，现在的现实主义不可能再像先锋之前的现实主义那样写，现在的作家也不可能完全像以前那样去思考和表达。的确如此，如果在具体文学史事件的意义上讨论“先锋”和“现实主义”，诚如评论家丛治辰所言，某种意义上，先锋文学正是产生于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不满，那时“写什么”的问题已经深深地束缚了文学创造力，于是才出现了“先锋文学”这样一个事件。“但‘先锋’和‘现实主义’这两个概念有一定的矛盾性，只有解放和激活它们，我们才能理解前者对后者的意义。” 实际上，作家们只有在写作中，让“先锋”和“现实主义”深度互动和融合，才能对当今纷纭复杂的现实有深刻的书写。评论家贾梦玮表示，文学不是对现实的镜子般的反映，优秀作家和作品总是试图创造另一个世界，使之成为现实的参照物，让阅读者得以透过作品反观现实和自身。而今天中国的现实是非常独特而多面的。“现实有时是作家‘伴侣’和‘参照’，更多时候还可能是作家的‘对手’，因为作家对现实人生采取的是一种审视、反思的态度。” 确实如此，现实的剧变常常让作家们措手不及。以评论家刘大先的观察，当下城市与乡村正发生着前所未见的剧变。“有些城市是类似城乡接合部式的存在，它不能被理解为乡村的升级版，也不能看作是城市的未成熟状态，它是一个独立的不断变化的状态。”与此相仿，在他看来，如今的乡村也早已不是敲打“城市文明病”的那根棍子，也不再代表着一种遥远的乡愁式的想象。“换言之，我们无法设想任何一种本质化的乡村或者城市，如果要寻找所谓当代中国故事，就必须从当下中国的真实出发——这种真实可能无比粗糙，但它充满着左奔右突的活力和各种各样的潜能。”也因此，作家们与其泾渭分明地去刻意划分不同地域的经验，不如接受生活中的混沌、暧昧与不清晰。 与这般暧昧不清的现实相对应，如今很多作家写的小说面目也是暧昧不清。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逃避写作难度的一个理由。评论家申霞艳表示，对于经历过先锋洗礼的作家来说，寻找某个句式和概念也许并不难，真正写出具有探索难度和丰富意蕴的作品却不容易。信息富集的时代，一方面使得故事频频涌现，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一方面也对作家呈现现实的能力提出挑战。倘是作家处理现实的方式直接来自新闻，写小说降格为写故事，肯定不会令人满意。在这个意义上，申霞艳认为，今天的作家，应该重新向路遥、向非虚构写作学习。“为了在《平凡的世界》中写好省委书记，路遥曾拜托书记家的保姆带他偷偷观察书记家的角角落落。这种深入实地的处理方式，对今天的作家依然有借鉴意义。” 有必要指出，在当下的语境里谈现实主义，就像申霞艳说的那样，主要还是提倡现实主义精神，提倡作家面对生活、面对社会现实，需要有一种谦卑诚实的态度，并不是说，当下作家有必要沿袭路遥式的，相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路子。2015年，我曾邀约雷达、白烨、李建军、李云雷四位评论家开展了题为“现实主义与当下中国”的谈话活动。作为路遥创作极为坚定的支持者的雷达也在对谈中强调，我们万万不能从《平凡的世界》得出要独尊现实主义的结论。在他看来，现实主义不是以邻为壑的唯我独尊主义，也不是万物皆备的“好作品主义”。我们在肯定《平凡的世界》的同时，要看到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并不是用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是用魔幻的、狂野的、心理的、变形的、浪漫的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融合而成的好作品。 确实如此，正如贺绍俊所说，现在的现实主义完全是一种开放型的现实主义，能够很自如地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衔接到一起。现代主义也不再把现实主义当成对立面来对抗了，那些先锋小说家也知道如何借用现实主义的长处和优势。现实主义文学更是以开放的姿态接受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和渗透。在不少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都加进了一些超现实或非现实的元素。在贺绍俊看来，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是作家把自己观察到的生活以及自己在生活中获得的经验，重新组织成文学的世界，这个文学世界既与现实世界有关联，又不同于现实世界。现实主义是戴着理性的眼镜看世界，现代主义是戴着非理性的眼镜看世界。当作家有了两副眼镜后，就能看到世界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层面。贺绍俊：《后现实主义语境下的坚守与突破——从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谈起》，《文学报》2019年10月31日。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世纪文学20年表现不如预期，部分原因也在于“先锋”和“现实主义”融合不够，并且在“先锋”的形式探索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开掘两方面都有所退却。评论家颜炼军更是强调指出，先锋文学对语言本体的重视依然值得重视。作家面临的永恒难题正是先锋的要义，亦即通过改善语言和形式来呼应和锻造生活经验的“变”与“常”。“有效的写作始终是先锋的，不仅探索新经验带来的刺激，*后也归结为语言形式的变革与更新，由此形成经典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