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本家与居:建筑、家庭空间与中产文化

卫生和家的空间边界 家庭中对家族理念的空间化，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应当保护家庭周边无形的边界。卫生制度明确了住宅有抵御外界入侵的堡垒般的功能。老鼠、苍蝇、街尘，以及井水都携带着细菌侵入家庭，威胁着家人的健康；其中厨房是受威胁*大的地方，这里是将边界内的家庭空间暴露于外部世界的一个缺口。 天野诚斋的《家庭宝典：厨房改良》出版于1907 年，该书乃是明治晚期此类厨房改革论调的集大成者。书中引言告诉读者，厨房是家人健康与疾病的源头。天野接下来讲到，“天保时期阴暗肮脏的厨房”，不可能做出健康、符合卫生标准的食物，但在人们建造或租赁房屋时，“妻子们常为了获得设备齐全的客厅，甘愿忍受阴暗肮脏的厨房，而往往忘记了在不卫生的厨房中做出的带有可怕病菌的食物会侵害家人的身体”。 《家庭宝典：厨房改良》的主旨是教导女主人该如何武装自己，保护厨房免受这一威胁（此威胁不久被重新表述为“一种叫作病菌的害虫，会引发各种恶疾”）。然而这场战斗因仆人的参与而变得复杂了。尽管书中也提到了西方国家的主妇没有仆人，并敦促主妇全面参与厨房工作，但作者在整本书中都假设了厨房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女仆，每幅插图中都有一个女仆，而且卷首插画描绘了三个厨娘和一个客厅女侍布置餐桌的场景，画中没有女主人的身影。 在家庭之内，女仆是外来者。厨房的门是为家庭提供物资的商贩和运送井水、柴堆木料的马车的必经之处。这里不仅是那些看不见的细菌的滋生地，也是女仆进入家庭的通道。她既出入于主人的房屋，也来往于文明开化的女主人无法直接掌控的屋外社区。对女仆来说，厨房的门同时连接着她的社交圈，不仅供她本人来去进出，也是商贩、邻家仆人、朋友和亲戚前来拜访她的必经地。 在描述安全卫生的厨房需要哪些必需品的过程中，《家庭宝典：厨房改良》列举了女仆的劣根性，将她视为外来闯入者，因其与内外均有交流而成为危险人物：她没读过书，举止粗鲁，不注意个人卫生，很可能患有疾病，还可能是个盗贼；她在井边说主人的坏话，浪费时间结交商贩，而商贩本人又因毫无卫生常识而对家人造成威胁。《家庭宝典：厨房改良》将女仆看成罪犯，肮脏而又不可靠，她威胁家人健康的方式多种多样：任由灰尘落入酱油中，将垃圾倒在地板下，将擦碗布和擦地的抹布放在一起；她在没有意识到自己染上了伤寒的情况下到井边清洗和服，让脏水滴入井里，因此感染了家人并威胁着整个地区的安康。 之前也有人指责仆人的粗心大意，然而在这一时期，细菌的发现对日本人来说还是新认知，在卫生改革的大背景中，仆人的罪行变得前所未有的严重。疾病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仆人又往来于家中和街上，这意味着愚昧的女仆不仅令人生厌，而且可能是看不见的细菌的携带者。正因此，即使女仆的生活习惯比大多数人好一些，她的无知仍使得女主人不得不为了守护家人而严密监视厨房。 消毒的需求也源自这一考虑。《家庭宝典：厨房改良》花费了相当大的篇幅，用举例的方式来解释什么是消毒，以及在消毒时女性该如何操作。作者推荐用一个镀铜的锅来给擦碗布消毒。杂志采访介绍了四间“模范厨房”，并讲述了主人的改革措施。在著名的鼠疫专家家里，北里柴三郎医生展示了用来消毒的铜锅，他们训练女仆每天将擦碗布在锅中消毒一次。擦碗布必须保持“纯白”，要每天用肥皂清洗。作者解释说，和西方相比，日本的毛巾很少是纯白的，人们将使用肮脏的灰色或褐色擦碗布视为寻常之事。 随着实践教学的逐渐增多，以及科学观念影响下的课程转型，保持物品洁白在家事教学中变得愈发重要——白色不仅代表纯洁，还是公共卫生和实验室白大褂的颜色。1912—1923 年间，家事教师资格考试的题目包括：如何正确漂白儿童围嘴、调配白棉布洗液*为经济有效的方法、肥皂的特性与漂白粉的正确用法，还包括如何改良日式寝具（正确答案包括使用白色的床单），以及国家传染病消毒法规在家中的应用等。在19世纪晚期的日本，肥皂还是一个新事物，它的普及与卫生教育的发展是同步的。“Homu”是*早的洗衣皂品牌之一。在**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时期，这项产业迅速发展，国内销量与出口量都大为增长。1912—1919 年间，日本的肥皂产量增长了五倍。作为家庭卫生工作者，主妇*终也穿上了白色制服。在19 世纪，围裙和所有其他日常服饰一样，用蓝色棉布制成，穿戴者多是店员，通常是系在腰部。当时，除了用来将长长的和服袖子绑在身后的绳子外，并没有专门在厨房做活时穿的服装。羽仁元子的《家庭之友》（1908年改名为《妇人之友》）杂志的一则广告中首次出现了围裙，读者可以给成立于1906 年的杂志营销部写信订购。围裙被当作“家居工作服”，兼有成人和儿童尺寸。这种围裙是杂志的赞助者之一笹木幸子设计的，它是用一块绘有浅色花样的棉布遮住和服前襟，碍事的和服袖子则由半袖束在肘部之上。在《家庭宝典：厨房改良》插图中，模范厨娘便穿着围裙（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不卫生且危险的厨娘）。谈到在厨具上做了哪些改良，一位主妇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大家好像都在改良厨具，但我要求我的女仆在厨房工作时须穿戴炊事服。”作者极力劝告读者一定要让女仆穿“纯白”的围裙。 随着布尔乔亚女性承担起更多的厨房劳务，围裙从女仆身上穿到女主人身上。1918 年，上层阶级导向的《妇人画报》刊登了一张照片：厨房女仆仍然穿着《家庭之友》里的“工作服”，而女主人则穿着黑色羽织。同期杂志刊登的两张烹饪学校的照片中，女学生们（未来的主妇）穿着同款的工作服，除了一个人之外，所有人的围裙都是白色的。到这一时期，主妇更多是穿有袖子的新式围裙，甚至在厨房之外也是如此。20世纪20年代的广告和课本中的主妇都穿这种围裙，说明在这一时期它已经成为主妇而非女仆的标志。此后，它一直是日本主妇的标准制服，直到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女性都不再穿和服为止。在规范化过程中，“烹饪服”的叫法听起来更具吸引力，代替了“工作服”和“炊事服”，纯白色仍是其标准色。 穿着白色围裙这一行为也许算不上是一个革命性改变，但1931年柳田国男强调了它在文化上的深刻含义。当时这一转变刚刚发生：“白色原本是属于禁忌的颜色，但在今天甚至被用于烹饪围裙。以前除了祭礼或丧礼上的长袍，日本人从不穿白衣。”他将这一转变归因于现代时期对特殊与日常场合的混淆，以及对“不常发生之事的兴奋感”报以轻视的倾向。但穿着白衣的主妇却在无意中代表了一种相反的趋势：厨房工作的日常已经由现代卫生制度变为充满特殊危险与禁忌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