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货币史(全两册)

货币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课题，因为它充满了神秘与自相矛盾。对于纸来说，印有图案的一张绿色纸片与同样大小的、从报纸或杂志上撕下来的一张纸片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前一张纸可以使其持有者得到一定数量的食物、饮料、衣服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而另一张纸只能用来引火。区别在何处呢？就在于这张绿色的纸上面印着“美利坚合众国将向其持有者立即支付……美元”，或者印着其他具有该作用的文字，此外还加上这是一种“法定货币”的声明。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承诺仅意味着一张绿色纸片可以与一张或几张其他绿色纸片相互兑换，或者可以与铸币相互兑换，而这些铸币如果被熔化并在市场上作为金属出售，其所得将少于它们可以兑换的纸币数量。法定货币的身份仅意味着政府在对其债权的清偿中接受这些纸，而且法院将把这些纸的支付视为对以美元表示的债务进行的清偿。为什么在私人的产品与服务交易中，这些纸也能被私人接受呢？ 一个简单而正确的答案是，每个人都接受这些纸，是因为他坚信别人也会接受这些纸。这些绿色的纸具有价值，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它们具有价值；而每个人都认为它们具有价值，是因为在人们的经历中它们之前已经具有了价值。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那么我们的经济甚至可能超不过现有生产力水平的一小部分；然而，这一共同的、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本质上却是一种社会惯例，这种社会惯例的存在完全归功于人们对一种可以说是虚构之物的广泛接受。 这种社会惯例，或者说虚构之物，或者任由你称呼，并不是脆弱的。相反，一种公共货币的社会价值是如此之大，即使在极端的刺激之下，人们仍将坚持持有这种东西——当然，货币发行者从通货膨胀中得到的部分收益正来自于此，从而通货膨胀的动机也部分来自于此。但是，这种东西也不是坚不可摧的：这种绿色纸数量的极端变动，正如美国革命战争时期或各国在一战及二战之后经历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所发生的情况，或者这种绿色纸数量上的温和变动再加上法律上与现实中对名义价格所作的*高限制，如二战以后的德国，会使先前作为货币发挥作用的这种纸一文不值，并促使人们去寻求替代品，如香烟与法国白兰地酒，二战后它们在德国一度成为交换媒介。 货币不过是一层面纱。“实际起作用的”力量是人们的能力、人们的勤奋与才智、人们所掌握的资源、人们的经济组织模式与政治组织模式，等等。正如John Stuart Mill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所阐述的那样： 简而言之，在社会经济当中，没有任何在本质上比货币更微不足道的东西了；当然，货币作为一种节省时间与劳动的发明所具有的特性除外。它是一种可以使事物更快、更方便地运行的机制，而当货币不存在时，事物将进行得较为缓慢且不方便，而且，同许多其他机制一样，当它出现失常时，会产生属于它自身的独特且独立的影响。 这一说法完全正确。然而也存在某些误导，除非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即几乎不存在一种为人类所拥有的发明，当其出现差错时，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比货币更大。 每个人都认为他可以决定货币在其财富中的份额；然而，所有人可以持有的货币总量，却并非所有货币持有者能够控制的。每家银行都认为自己可以决定其资产中有多少份额分别以现金和联邦储备银行存款的形式持有，以满足法定准备金要求和应急之需；然而，所有银行能够持有的货币总量却并非它们能够共同控制的。如果某一家银行的现金数量增加，那么它可以借此获得*多与这一增量相等的其他非现金资产；然而，如果所有银行的现金数量一起增加，那么银行系统可以借此得到相当于这一增量若干倍的其他资产。 在我们的分析过程中，表象的这种欺骗性反复出现。在美国内战期间，以绿钞表示的黄金价格随战争局势的变化而一天天发生波动；但是，战争的局势仅在很小的程度上影响了这些波动——除非战争局势影响到外国人持有绿钞或以绿钞表示的有价证券的意愿。这一影响更多地反映在棉花出口的大量减少，以及通过发行货币为战争筹集资金时北方内部价格的上涨上。 为促进铸币支付的恢复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即提高以外国货币表示的美元价值，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为达到完全相反的目的而采取的降低以外国货币表示的美元价值的措施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两种情况中，财政部都从国外购买黄金。罗斯福新政的经济学思想至少在这一方面是正确的，所以在绿钞时期，采取这一相同措施意味着，从国外购入黄金的机制，使得铸币支付的恢复更为困难，而并非更为容易。 虽然在15年的时间里，铸币支付的恢复是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但铸币支付的成功恢复却很少归因于在其名义下采取的那些措施。政府的主要贡献是少量减少高能货币的数量——必须承认，鉴于扩大绿钞发行的压力，其在纯粹的政治方面毫无建树。铸币支付的恢复取得了成功，原因在于尽管货币存量温和上涨，但产出的迅速增长使价格水平下降了一半。对铸币支付的恢复产生*大影响的政府698措施，不是那些明确的货币政策，而是那些促进了产出迅速增长的失职行为。 “稳健货币论”对自由铸造银币的倡导者进行攻击的理由在于，银币的自由铸造将导致货币存量的过度迅速扩张，从而造成价格膨胀。人们之所以谴责财政部对白银的限制性购买政策，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购买过度地增加了货币存量，从而成为引发无限制购买政策能够释放的通货膨胀的先兆。事实上，假定金本位制没有被废除，那么由这场白银骚动带来的主要经济危害也只是它使货币存量的增长率过低，从而导致了通货紧缩。它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在于，人们对美国将放弃金本位制的恐慌减少了资本的流入，否则资本的流入会更多；或者说，这种恐慌造成了资本外逃。相应地，这些情况要求美国国内的价格要低于根据美国与外国的黄金官价所确定的汇率下，为平衡国际收支所必需的水平。 1896年Bryan的竞选失败标志着这场白银骚动的*高潮。其之所以成为*高潮，并不是因为Bryan的雄辩失去了威力，也不是因为“稳健货币论”的倡导者通过争论说服了银币自由铸造的倡导者，而是因为黄金的发现以及黄金开采与冶炼技术的改进，使黄金成为推行通货膨胀的有效工具，而这正是Bryan及其追随者试图通过白银来获得的。 1907年的银行业危机，产生了明显不可抗拒的银行改革压力。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对付这次恐慌的*后措施，即银行对存款与现金兑换的一致限制，是一项治疗良策，它中止了这场流动性危机，从而避免了好银行倒闭且成为大规模恐慌的牺牲品。而且，它仅以严重但短暂的困境为代价，在短期的紧缩之后便迎来了经济的复苏与扩张。 联邦储备体系*终实施的改革措施，目的是防止未来发生任何此类的恐慌或兑换限制，但事实上，它并没能阻止美国经济史上*严重的恐慌、*严厉的兑换限制以及银行系统的崩溃(这些灾难发生在1930—1933年，截止于1933年3月的银行歇业期)。旨在促进货币稳定性的同一项改革，带来了为期约30年的货币存量相对更大的不稳定性，其不稳定程度高于任何我们数据所及的、联邦储备体系存在之前所经历的水平，甚至高于整个美国历史所经历的任何水平(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除外)。 股票市场的繁荣以及一战期间通货膨胀的阴影致使人们普遍相信，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通货膨胀时期，而1929—1933年的经济崩溃则是对此作出的反应。但事实上，应该说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相对通货紧缩的时期：从 1923年到 1929年——通过比较商业周期的高峰年份来避免周期性影响的干扰——批发物价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而货币存量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货币存量的增长率大体上是产出扩大所要求的增长速度。在1927—1929年的商业周期性扩张中，批发物价出现了下降，这是1891—1893年以来首次出现的批发物价在扩张期间的下降(虽然只是少量的下降)，而此后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1929—1933年的货币崩溃，并不是之前所发生情况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这一期间所实行的政策措施的结果。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在这一期间，本可以通过各种政策的实施来制止这场货币崩溃。尽管联邦储备体系宣称，它们所实行的是一种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事实上，它们所实行的是一种非常紧缩的货币政策。 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强烈支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末出现了迅速的货币扩张，这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即黄金价格的上涨及希特勒权力的扩张，它们促进了资本向美国流动。这一迅速的货币扩张只归因于黄金价格的上涨，而与货币政策无关。尽管这一上涨产生了所预期的直接影响，但与此相伴的一些措施——尤其是黄金的国有化、黄金条款的取消，以及货币政策以外的新政计划——却因阻碍了商业投资而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联邦储备体系获得新权力后所采取的一项主要的货币措施，就是于1936年及1937年将法定准备金率提高一倍。这一措施的采取并不是为了立即带来显著的通货紧缩影响，而主要是作为一项“预防性”的措施。联邦储备体系满足于这样一种超额准备充足且分布广泛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财政部的黄金对冲政策，联邦储备体系的这项措施就产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效应。 从表面上看，20世纪30年代的白银购买计划的目标是，提高白银在国家货币储备中的比例，将其由1/6提高到1/3，但实际上其主要目的却是援助白银矿工。该项计划在1933—1960年间的总支出为20亿美元，即为使美国的一个白银矿工得到1美元的收益，至少需支出5美元。然而，使白银比例增加到1/3的目标却从来没有实现过。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这一白银购买计划却着实使中国经受了几年严重的通货紧缩，使中国永远地脱离了银本位制（墨西哥也暂时脱离了银本位制），并且它也可以被视为700在经济及政治上削弱中国的一个主要因素。 人们曾普遍认为二战将伴随着严重的失业。联邦储备体系曾准备迎接这一结果，并且欣然接受债券支持计划，因为联邦储备体系认为该计划将与战后所需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而非通货紧缩)突然降临，成为更大的危机，而且在朝鲜战争带来的通货膨胀的额外推动下，联邦储备体系*终被迫放弃债券支持计划。 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同样也在国外发生了。人们曾普遍认为：货币数量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很小，除非对货币数量的控制能够成为这样一种手段，即可以使长期利率保持在低于不存在控制时的水平；这种对货币数量的控制反过来或许能使总需求水平有所提高，如若不能，那么这一总需求水平将是不完善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几乎一成不变的药方，而通货膨胀则是几乎一成不变的结果。只有放弃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才能够被终止。由此再次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一般而言，货币对经济是有一定作用的。 与百年货币史前3/4个时期当中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相对比，几乎在整个战后期间，货币流通速度一直持续上升。这种上升大部分明显是对战时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所作出的修正。但是，由于这一上升的规模太大，且持续的时间太长，以至于我们不能仅仅以此作为解释。人们曾经给出了无数的解释：从货币替代物更为广泛的可得性和更为良好的特性，到利率的提高，再到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恐惧。然而我们倾向于相信，尽管这些因素可能都曾发挥过某种作用，但是对战时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作出超调的那部分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全体公众对经济稳定运行的信心增强。与这一解释相一致，我们预期下降趋势在长期内将会得以恢复。但是，我们过于相信这些表面现象，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它们的欺骗性何在。在对这些解释进行*终的区分前，我们将不得不等待实践来揭示真相。 然而，我们对一件事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货币的发展将继续为其未来进程的见证人带来变数——而研究货币的学者及政治家们将一如既往地忽视这些变数，并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