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西部大开发

我国西部地区在对外开放中一直处于“末梢”，“一带一路”倡议使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欧班列、跨境电商、空中丝路等不断延伸，将西部内陆变为对外开放的新前沿。2015年3月28日，我国公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有了这一国家“顶层设计”，各省市积极行动，企业有了新的发力方向，形成了西部扩大对外开放的新热点。 随着中国与周边及域外国家合作的深入，共建“一带一路”将进一步致力于欧亚非大陆及其附近海洋的基建、经贸、金融与人文建设，建立并加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进而构筑全方面、多层次和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以实现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进而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 2018年以来，我国发展面临多年少有的复杂严峻形势，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国际金融持续市场震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在此背景下，改革开放依然实现新突破，共建“一带一路”取得重要进展。 2019年6月18日，世界银行发布《“一带一路”经济学——交通走廊发展机遇与风险》，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可以帮助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日均生活费用低于3.2美元），使全球和“一带一路”经济体的贸易额增幅分别达到6.2%和9.7%，助推全球收入增长2.9%。对于沿线低收入国家来说，外国直接投资增幅达到7.6%。相关交通项目完成后，沿线交通运输时间预计将减少12%，沿线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时间预计将平均减少3%，这证明“一带一路”将有效地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善基础设施和民生，这将逐步改变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命运。 “一带一路”建设更具层次性、系统性。自由贸易港、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大事业的落地与推动，使“一带一路”有了更具体、更强有力的支撑体系，实现了陆海联动、内外联动、政企联动。共建“一带一路”的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同沿线国家的合作机制不断健全，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加快推进。截至2020年11月底，中国已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同展开了2000多个项目。由于合作国家数量的增多，所以今天我们提出“丝路共建国家”，取代过去“64+1”模式以及后来的“丝路沿线国家+丝路相关国家”模式。就“一带一路”贸易畅通而言，大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目前已经在全球建立了113个。过去几年，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纷纷成立，有助于“数字丝绸之路”建设。陆、海、空、冰、网等“一带一路”建设格局不断丰富和拓展。 “一带一路”强调“双向属性”，既要看“走出去”项目，也要关注“引进来”效果。过去几年，中国大幅压缩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金融、汽车等行业开放，一批重大外资项目落地。以2018年为例，我国利用外资逆势增长，全年新设外资企业超过6万家，增长69.8%。未来将进一步加大吸引外资力度。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中国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中国不会在贸易层面推行排他性政策，而是要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公正市场环境，要营造自由贸易的国际市场环境。 “一带一路”强调从流动性开放到制度性开放。全面开放新格局，新在哪里？新在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从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到更加重视以规则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制度性开放注重规则、标准、资质、知识产权等“软联通”，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优势。过去500年，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海洋，通过金融、规则、标准、价值观等建立了制度性话语权。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在开放初期只能选择单向的流动性开放，靠商品、靠要素，靠能源资源、靠劳动力成本优势，主动性不强。制度性开放是智慧经济、品牌经济，是创新驱动、人才驱动。当然制度性开放的基础要掌握关键工艺、关键零部件、关键原材料，同时要通过多边主义、制度主义方式提升国际塑造能力。“一带一路”已经从物质性、理念性公共产品，向制度性公共产品拓展。 “一带一路”建设是具体的、实践的，在微观层面，要靠企业，不仅靠中国企业，也要推动国际优秀企业的参与，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指两国合作开发第三方国家市场，是一种国际合作新模式，秉持“一带一路”建设“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这种国际合作新模式将中国的优势产能、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有效对接，共同为第三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2018年5月，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共同见证下，两国签署了《关于中日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同意在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框架下建立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目前，包括英国、荷兰、德国、瑞士等国家都有强烈的意向深度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这种合作方式不仅为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开辟新空间，也有利于中国的全产业链升级。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需要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2019年10月，在世界银行*新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排名再次大幅上升15位，位列第31位。这是继2018年由第78名提升至第46名之后又一重大进步。西部省份要切实提升营商环境，对政府而言，*好的服务就是*好的管理，要让一大批成功企业脱颖而出以助益西部崛起。什么是良好的商业生态？就是能够健康、快速培育出好企业的生态，而不是抑制、停滞企业的生长与发展。 2020年5月17日，为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总体要求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不移推动重大改革举措落实，防范化解推进改革中的重大风险挑战。强化举措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确保到2020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营商环境、开放环境、创新环境明显改善，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努力实现不同类型地区互补发展、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民族边疆地区繁荣安全稳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专门提到，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具体措施包括： **，积极参与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支持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形成西向交通枢纽和商贸物流、文化科教、医疗服务中心。支持重庆、四川、陕西发挥综合优势，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开发开放枢纽。支持甘肃、陕西充分发掘历史文化优势，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通道、节点作用。支持贵州、青海深化国内外生态合作，推动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支持内蒙古深度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提升云南与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开放合作水平。 第二，强化开放大通道建设。积极实施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完善北部湾港口建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港口群，加快培育现代海洋产业，积极发展向海经济。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快铁路、公路与港口、园区连接线建设。强化沿江铁路通道运输能力和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构建陆海联运、空铁联运、中欧班列等有机结合的联运服务模式和物流大通道。支持在西部地区建设无水港。优化中欧班列组织运营模式，加强中欧班列枢纽节点建设。进一步完善口岸、跨境运输和信息通道等开放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开放物流网络和跨境邮递体系。加快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 第三，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鼓励重庆、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提高昆明、南宁、乌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等省会（首府）城市面向毗邻国家的次区域合作支撑能力。支持西部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投资贸易领域依法依规开展先行先试，探索建设适应高水平开放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研究在内陆地区增设国家一类口岸。研究按程序设立成都国际铁路港经济开发区。有序推进国家级新区等功能平台建设。整合规范现有各级各类基地、园区，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鼓励国家级开发区实行更加灵活的人事制度，引进发展优质医疗、教育、金融、物流等服务。办好各类国家级博览会，提升西部地区影响力。 第四，加快沿边地区开放发展。完善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布局，支持在跨境金融、跨境旅游、通关执法合作、人员出入境管理等方面开展创新。扎实推进边境旅游试验区、跨境旅游合作区、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等建设。统筹利用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沿边地区外经贸发展。完善边民互市贸易管理制度。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 第五，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推动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逐步向规则制度型转变。落实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开放制造业，逐步放宽服务业准入，提高采矿业开放水平。支持西部地区按程序申请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支持区域内企业开展委内加工业务。 加强农业开放合作。推动西部优势产业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在境外投资经营中履行必要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责任。支持建设一批优势明显的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立东中西部开放平台对接机制，共建项目孵化、人才培养、市场拓展等服务平台，在西部地区打造若干产业转移示范区。对向西部地区梯度转移企业，按原所在地区已取得的海关信用等级实施监督。 第六，拓展区际互动合作。积极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支持青海、甘肃等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径。依托陆桥综合运输通道，加强西北省份与江苏、山东、河南等东中部省份互惠合作。加快珠江-西江经济带和北部湾经济区建设，鼓励广西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东西部自由贸易试验区交流合作，加强协同开放。支持跨区域共建产业园区，鼓励探索“飞地经济”等模式。加强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合作互动，促进成渝、关中平原城市群协同发展，打造引领西部地区开放开发的核心引擎。推动北部湾、兰州-西宁、呼包鄂榆、宁夏沿黄、黔中、滇中、天山北坡等城市群互动发展。支持南疆地区开放发展。支持陕甘宁、川陕、左右江等革命老区和川渝、川滇黔、渝黔等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毗邻地区建立健全协同开放发展机制。加快推进重点区域一体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