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超限积累问题研究:命题、路径、风险、对策:proposition rath risk counter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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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9787519504267
- 装帧:一般轻型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24cm
- 页数:199页
- 出版时间:2021-06-01
- 条形码:9787519504267 ; 978-7-5195-0426-7
内容简介
本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积累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剖析,提出“资本超限积累”范畴以对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仍未灭亡的现实做出探索性回应。结合理论与实际,本书归结出资本主义实现“资本超限积累”的四条突破路径,但这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将永远存在,反之利用突破路径寻求“资本超限积累”的实践在全球引发了一系列危机,造成资本主义世界诸种乱象,严重情况下甚至对国家和地区的总体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资本主义在实现“资本超限积累”的同时不断创造出瓦解自身的条件,深刻展现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有力地反击了“资本主义万年论”。
目录
**节选题意义
第二节文献综述
一、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
二、垄断与帝国主义
三、经济危机
四、资本积累过程中矛盾的协调
五、国内对资本积累理论的研究
六、现有研究的局限
第三节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二、研究方法
三、全书结构
四、创新之处
**章资本超限积累
**节“资本超限积累”概念的提出
一、为何提出“资本超限积累”的概念
二、“资本超限积累”的内涵
第二节资本积累的内部限制
一、生产环节的限制
二、分配环节的限制
三、交换环节的限制
四、消费环节的限制
第三节资本积累的外部限制
一、制度限制
二、文化限制
第四节“资本超限积累”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
一、对生产总过程各环节限制的无序突破会产生
更大混乱
二、资本过剩
三、经济危机
第五节资本终究无法突破自身的界限
本章小结
第二章“资本超限积累”的路径——时间突破
**节资本主义的“中枢神经系统”——信用
一、信用
二、虚拟资本
第二节时间突破——通过信用体系实现“资本超限积累”
一、对交换环节限制的突破
二、对分配环节限制的突破
三、对消费环节限制的突破
四、固定资本的流通
第三节时间突破面临的矛盾
一、信用体系诱使过度生产,加重比例失调的倾向和
价值实现的困难
二、信用体系过度创造虚拟资本,催生投机与资产泡沫
三、信用体系与货币基础之间的矛盾
本章小结
第三章“资本超限积累”的路径——空间突破
**节前人对资本主义国家地理扩张的逻辑解释
一、罗莎·卢森堡:剩余价值实现困难与非资本
主义经济的存在
二、列宁:垄断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
三、大卫·哈维:过度积累与不平衡的地理发展
第二节空间突破——通过地理扩张实现“资本超限积累”
一、对生产环节限制的突破——资本输出
二、对消费环节限制的突破——商品输出
三、对交换环节限制的突破——抢占重要生产资料
第三节空间突破面临的矛盾
一、不平等的交换
二、价值丧失输出的竞争
三、帝国主义扩张与民族国家的对抗
本章小结
第四章“资本超限积累”的路径——技术突破
**节对技术作用的探讨
一、马克思对技术的论述
二、技术创新功能
三、现代创新理论
第二节技术突破——通过技术基础创新实现“资本
超限积累”
一、经济萧条(或资本积累停滞)催生出技术基础
创新的浪潮
二、技术突破是对原有生产总过程的整体突破
三、技术突破产生超额利润
四、技术突破使过剩的资本与劳动重新加入资本积累
第三节技术突破面临的矛盾
一、技术的僵局
二、技术双刃剑
本章小结
第五章“资本超限积累”的路径——制度突破
**节相关的制度理论
一、马克思揭示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规律
二、调节学派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变
第二节制度的范畴
一、制度的形式
二、调节模式
第三节制度突破——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资本
超限积累”
一、制度突破引导新积累模式的建立
二、制度突破为其他突破提供制度保障
三、制度突破的局限性
本章小结
第六章“资本超限积累”的现实表现及风险对策
**节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
一、新自由主义
二、金融化
三、现实考察
第二节新帝国主义
一、前人的新帝国主义理论
二、新帝国主义的重新阐释
三、新帝国主义的积累方式
第三节经济危机
一、经济危机更多地集中于金融领域
二、债务危机风险加大
三、操控危机与转嫁危机
第四节社会危机
一、资本收入不平等
二、劳动收入不平等
第五节“资本超限积累”影响国家安全
一、国家安全的内涵
二、“资本超限积累”影响国家安全
第六节节制与驾驭资本
一、节制与驾驭资本
二、注重公平分配
三、节制金融资本,维护金融稳定,发展实体经济
四、加强能力建设,引领全球治理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节选
**节选题意义16世纪,人类社会逐步进入由资本生产方式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之后的500年,资本主义相继经历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相较于以前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创造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人类文明,如工业、信息革命,世界贸易的发展,交通、通信及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覆盖全球的金融和货币体系,生产与生活模式的深刻变革,等等。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民族的野蛮掠夺、对劳动阶级的压榨、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反复上演的经济危机等,又将贪婪、掠夺、血腥、动荡等满满地载入历史。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苏联解体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统领世界。但是,世界并没有展现出和平与安定,旧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新问题、新挑战却层出不穷,历史进程并未终止。经济危机发生更加频繁、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投机赌博风潮日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战争风险加剧等,各种不稳定因素占据了我们的视野。2008年美国爆发严重金融危机并迅速席卷全球,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工人失业、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权更迭,世界陷入一片混乱。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中“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以创造*大价值,市场通常能够自我调整达到均衡状态,因而政府应该让市场自由运作,尽量少干预甚至根本不用干预。这种主流理论提供了一个既简单又极具吸引力的框架,帮助人们思考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然而,在现实中,这个框架并不能充分解释资本主义如何有效运转,市场也不会按照经济学教科书中设想的方式完美运作。老生常谈的“市场失灵”概念无助于分析资本主义面临的难题,也无助于提出合理的应对策略。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危机进行就现象论现象的解释,以及开出所谓*优应对政策的药方,但从过去10年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努力并没有让经济恢复健康,没有哪个发达经济体已经恢复正常或者相对稳定,发展前景仍然处于非常不确定之中。西方主流经济学面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处境,其理论缺乏解释力与说服力,资本主义陷入发展迷雾。面对种种困境,促使我们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认清与准确把握资本主义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揭示的资本的运动规律是解开资本主义社会秘密的钥匙。一方面,资本的运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是人类告别传统走向现代的强大社会再造力量。“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77页。但是另一方面,资本的运动却又表现在其盲目逐利性和无限扩张性,其力图将一切自然和社会都纳入资本逻辑,造成了所有“颠倒错乱”。“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德]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29页。必须认识到,资本逻辑仍然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现实困境的根源。资本逻辑是指资本追求自身增值、利润*大化、企图无限积累的本性,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活动的内核。资本逻辑将满足人类真实需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降格为资本增值的手段,而把资本增值作为社会生产的唯一目的,并为此不断突破各种自然限制和社会限制,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所有方面都纳入增值逻辑之中。“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同上书,第67页。。从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当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马克思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相比呈现出诸多不同。然而,在令人眼花缭乱、形式各异的社会现实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问题的根源依旧是资本逻辑,追求资本增值而吮吸、掠夺劳动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资本追逐利润*大化的秉性、资本与资本的‘他者’之间的对立和资本永不遏止追求扩张的本能不因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张雄、鲁品越主编:《中国经济哲学评论——2006·资本哲学专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所以,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源——“资本”和“资本逻辑”出发,才有可能找到种种难题的答案。第二,在充分把握资本逻辑的基础上,马克思系统论证了资本积累理论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但是,当今世界资本主义还未灭亡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对其做出合理阐释,并对“资本主义万年论”予以回击,尝试对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进行新的理论探索。资本积累是指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体现为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资本主义是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生产和经济发展的,资本积累及其内在矛盾运动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前进与演变。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在广义上包含了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以及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分析。马克思采用从抽象到具体的论述方式,特别是通过阐明具体的规律,如相对过剩人口增加、工人工资相对下降、剥削率提高、一般利润率下降、经济危机周期出现等,从多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终将导致经济、社会、政治的不稳定,深刻揭示了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和过渡性,做出“资产阶级自掘坟墓”以及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预言。然而,在资本主义确立后的500多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还没有实现,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依旧存在。这些情况要求我们必须结合理论与现实对此做出合理性解释,在此基础上还要对“资本主义万年论”“资本主义永恒论”做出有力的回击,从理论层面上对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进行新的探索,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永葆生机活力。第三,就我国而言,40多年的改革开放,资本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模式把中国带入了发展快车道,成功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但与此同时,资本盲目逐利所产生的风险越来越突出,积累引发了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在我国内部,由资本支配的市场经济进行财富创造和分配的过程带来了明显的贫富分化趋势;由资本积累产生的巨大能量有可能与权力联姻,从而影响甚至操纵政府决策;高速发展导致的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问题正越来越成为我国面临的社会经济发展瓶颈等。在我国外部,中国融入由资本主义制度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更加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的同时,也使我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被国际资本掠夺、支配或转嫁危机的风险。这促使我们联系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对中国的现实情况进行特别考察。“发展是**要务,安全是头等大事”,发展与安全两者都必须兼顾,不可偏废,不能松懈。距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过去10多年,根据经济危机的周期性规律,每相隔十年左右就会再次爆发经济危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审视国内国外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并做好应对准备。身处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环境中,中国将扩大与深化开放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同时资本在我国也已经有了规模性积累,如何处理好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从而促进稳定增长、实现持续发展,是我们一直探索的主题与艰巨任务。中国能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得益于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在摆脱了僵化的、封闭的“左”的教条主义之后,今天的中国必须从对资本主义的迷信、对新自由主义教条的迷信中走出来,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因此深入研究资本逻辑、资本积累的路径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厘清资本无度扩张给国家安全带来的风险,从而探索未来的发展道路,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第二节文献综述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涵盖多方面、多领域的问题,限于篇幅,这一节将紧密围绕本书主题,综合国内外研究进展,对研究现状做以下综述。一、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资本积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积累理论不仅限于《资本论》**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而是贯穿于《资本论》三卷。另外,马克思在长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学手稿的相关内容,也同样属于资本积累理论。在《资本论》**卷,马克思首先研究了资本积累的内涵、过程、实质,以及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指出:“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德]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68页。“具体说来,积累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再生产。”同上书,第671页。资本积累的过程,即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通过不断地无偿地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并将这些剩余劳动再转化为资本,从而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以占有更大量的剩余价值的过程。资本积累实质上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保持经济发展的源动力,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实际上是同一过程。“广义地说,一切涉及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分析都属于积累理论的范围。”高峰著:《资本积累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和实证的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在研究资本积累运行机制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卷第二十三章中考察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描绘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概括起来,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主要有劳动生产率和社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相对过剩人口增多的趋势、相对工资下降和剥削率提高的趋势,等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有“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相对过剩人口增多”趋势。马克思认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客观规律。资本积累是资本家扩大再生产、攫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伴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推进,必然催生技术的改进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实际生产中表现为生产资料的量比所需劳动的量的相对增多,从而在物质上体现为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在价值上带来了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增多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生产资料价值的下降,导致价值上不变资本相对可变资本增多的幅度要比物质上增多的幅度小得多,但是这并不影响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即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另一面即是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降低,从而在资本积累不断推进的同时,也成比例地产生出过剩人口。“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德]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8页。数量庞大的过剩人口组成可供资本支配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后备军创造出随时可供资本剥削的劳动力,同时也给已经就业的劳动者造成巨大压力,迫使已就业劳动者不得不参与竞争,或从事过度劳动,或服从资本的剥削,从而压低工资、提高实际剥削率。在《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将研究视角扩展到资本的流通领域,着重考察了包括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资本的运动。资本采取不同形式(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流转,以及资本的不同部分(流动资本、固定资本)以不同方式完成自身循环,都是资本积累的条件。在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第二十一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中,马克思论述了扩大再生产图式,阐明社会总资本以交换为媒介进行自身循环与积累而必须遵循的比例要求。具体而言,在资本积累的前提下(即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必须用生产的剩余产品相互提供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追加资本,马克思经过计算得出结论,“Ⅰ(v + m)必须 = Ⅱc加上再并入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加上第Ⅱ部类扩大生产所必须的不变资本的追加部分;而第Ⅱ部类扩大生产的*低限度,就是第Ⅰ部类本身进行实际积累,即实际扩大生产所不可缺少的*低限度”。[德]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3页。扩大再生产图式即是从资本流通领域说明资本积累均衡发展的条件,意思是说,若严格按照比例要求进行生产与交换,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将一直继续下去,资本积累也将不断推进。但是,扩大再生产图式没有加入技术进步因素,同时现实中诸多困难与限制使得均衡条件几乎无法实现,完美的比例要求只是一种幻想,扩大再生产图式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会不可避免地偏离均衡条件,根本无法确保资本积累平稳发展。《资本论》第三卷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十三章提出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一方面,可变资本相较于不变资本日益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导致“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德]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另一方面,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积累不断进行,表现为所占有的剩余价值或绝对利润量的不断增加。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绝对利润量的不断增加,这两方面看似矛盾,实则相互促进。利润率下降促使资本家更多地进行资本积累(绝对利润量增加),而资本积累(绝对利润量增加)又加深了利润率的下降趋势,由此,这两者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另外,这一过程还会导致资本过剩,即利润率的下降已经不能由绝对利润量的增加来抵消,此时可能导致资本闲置,或者引发危机。与整部《资本论》理论体系一致,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理论的论述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式,通过阐明具体的规律,马克思向大众展示了资本主义扩大生产与价值增值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手段和生产目的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深刻揭示了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从而,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指导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后人围绕该理论展开激烈讨论,进一步探索和发展了资本积累理论。二、垄断与帝国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通过对生产集中趋势、信用制度、股份公司等的分析,马克思预见了垄断以及金融资本的产生,但由于受限于所处时代,他并未对此做全面系统的论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经济基础发生深刻变化,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竞争、金融资本出现并占据主导地位、帝国主义政策泛滥等,一些学者围绕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鲁道夫·希法亭敏锐洞察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中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做了较深刻的分析。在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新发展的研究》一书中,希法亭指出,垄断形成的原因是为了克服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一般利润率下降,企业为了生存必然要求至少获得平均利润。然而,由于企业在固定资本上面投入很大,造成了资本自由转移和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从而便产生通过企业联合和垄断以阻止利润率下降的发展趋势。此外,希法亭认为,银行的促进也是垄断形成的一个重要外部原因。他指出,由于能够从企业联合和垄断中获得诸多好处,银行便积极推动企业的联合和建立垄断组织。在阐明银行和垄断组织相互促进的关系之后,希法亭为金融资本做出定义,即“由银行支配而由产业家运用的资本”[德]鲁道夫·希法亭著,福民等译:《金融资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3页。,首次系统性地探讨了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变化,他尤其强调银行对产业部门的支配,即金融部门在相当程度上支配了生产活动。*后,希法亭指出,金融资本的扩张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政策,暴力的殖民掠夺使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激化,引起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和斗争。由于争夺新的投资场所和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武力冲突加剧。(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列宁着眼于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结构变化和性质变化,从资本集中形成垄断来说明帝国主义,从金融资本的统治来揭示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他在1916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阶段》中指出,生产集中是垄断产生的*根本的原因,“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苏]列宁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585页。列宁对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希法亭没有把生产集中引起垄断作为金融资本产生的深刻原因揭示出来,他强调“这个定义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指出*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了会导致而且已经导致垄断的高度”。[苏]列宁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612页。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垄断的形成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基础,“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同上书,第613页。他提出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帝国主义阶段的核心特征,金融资本以及在其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上层建筑所产生的巨大力量,能够支配国家采取符合金融资本利益的政策。当国内的市场不再满足金融资本的扩张需要,资本主义国家就向国外谋取垄断利润,形成了各国“按资本”“按实力”在经济和政治上瓜分世界的国际局势。0(三)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卢森堡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中心,讨论了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问题。她指出,一旦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这一因素纳入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剩余价值的实现就会发生困难。她认为,要实现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部类的全部剩余价值,必须要有在两部类以外的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全部剩余价值只有通过出售给资本主义体系外部的消费者才能实现。因此,卢森堡得出结论,必须要有非资本主义的第三市场作为实现剩余价值的市场、部分生产资料的供应来源和劳动力的后备源泉,资本主义才能够生存和发展,资本积累才能够持续进行。卢森堡用该资本积累理论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外扩张、争夺殖民地、抢夺生产资料等现实,这个扩张过程不断地把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居民阶层卷入到资本主义势力范围中,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当全部非资本主义领域并入资本主义体系时,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形成,资本主义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就无法进行,资本主义体系也将自动崩溃。[德]罗莎·卢森堡著,柴金如等译:《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卢森堡、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在此基础上,卢森堡提出了帝国主义的定义:“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德]罗莎·卢森堡著,彭尘舜、吴纪先译:《资本积累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59页。综上,卢森堡提出了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以及帝国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其贡献非常值得肯定。但是,她的资本积累理论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论”,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有质的区别;与此同时,卢森堡忽略了资本主义可以克服一些矛盾来为资本积累提供扩大的需求和新的市场,而将问题的解决完全归结于非资本主义市场的开拓。三、经济危机……
作者简介
宋璐,法学博士,1987年生,山西太原人,毕业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安全,曾在《图书情报工作》《世界发展状况》等书刊上发表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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