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当代弗洛伊德:转折点与重要议题》系列--论弗洛伊德的《可终结与不可终结的分析》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系列：论弗洛伊德的》： 施密德伯格（Schmideberg，1938）描述了分析师和被分析者，在潜意识层面，如何被他们关于个体在治疗结束时应该如何的全能预期所引导。他们期望被“充分分析”的人永远不会有冲突、对焦虑免疫，等等。施密德伯格指出，这样的描述是一个小孩对于长大意味着什么的表达。一个病人戏剧性地向我证明了这一点，当我出现口误的时候，她变得很沮丧。如果我，一个想必是被“充分分析”的人，都不能完全做到自我控制，那我怎么能帮助她实现这一目标呢？这让她想起了小时候尿床的经历，以及她*近在一个很优雅的晚宴上有多么的羞耻，有人叫她倒茶，但因为壶嘴坏了，茶流得到处都是。 还应提到的是，有一类特定的移情幻想，它们往往被搁置了一段时间，然后出现在终止阶段或分析结束后不久。由于这未分析的移情的残留，患者可能会感到某些不适，并重新回来接受咨询或治疗，这就在潜意识层面对分析的结束进行了隔离。例如，一位外科医生的儿子，因为他是这个新英格兰小镇上唯一的犹太人而遭到戏弄。他的朋友和同学嘲笑他割过包皮的阴茎，这让他感到羞辱。分析结束后不久，他又回来了，他抱怨说他有些抑郁，并且因分析没有给他带来他所期望的东西而感到很失望。进一步的分析揭示了一个很有趣的幻想。他想象，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我把他付给我的所有钱都放进了我办公室的保险箱里。他期望，在分析结束时，我会把钱从保险箱里拿出来，再还给他。这背后是一个潜意识的幻想，他幻想分析师将使他的包皮恢复原状。 分析结束后可能发生什么，哪怕是对此*不起眼的表述，也值得在终止阶段给予*密切的关注。患者会经常设想*后的告辞是什么样，并提出他们是否可以和分析师建立一种友好的或私人的关系：也许他们会在街上或在一些社交聚会上遇到分析师；分析师是否会接受晚餐的邀请，等等。针对病人有关“分析结束后”幻想的分析技术，可以写成一整章的内容。许多隐藏的移情愿望会在这个看似无关的情境中浮出水面，因为在分析结束之后，与职业性关系相关的禁忌就不再适用了。这些愿望类似于某些宗教信徒的想法，他们希望在来世实现他们在地球上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有些病人会以分析师是一个“新客体”，或者还没有做好离开的准备等理由，不愿意与分析师分离，或者与分析师纠缠，对此明智的建议是，在轻易地接受这些之前，仔细地审视病人关于“分析结束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想法，以及这些想法背后隐藏着什么东西。 *后，当然，一些对现实的失望和命运不公所持有的愿望，应该在分析中得到纠正——身体有残缺的人想要获得彻底的重生、希望已经去世的父母重新回来、对缺席的父母进行报复——这一类都是弗洛伊德（Freud，1916）所描述的“例外情况”。换句话说，在诉诸诸如“力比多黏滞性”或“自我的先天性不足”等概念之前，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个人生活中对本能的发展变迁和自我的成长产生影响的经验性因素，因为它们会影响到神经症过程的本质和移情的特征。 治疗所能达到的限度不仅是精神分析所固有的，也是人类境况的本质所固有的。精神分析不能创造一个“完美”的人，也不能使人对潜在的神经症具有免疫力。它甚至不能保证一个曾经被成功分析过的人，其神经症永远不会复发。冲突是关于存在的一个不可避免和无法回避的维度。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命运可能会善待一个人，使他免受难以驾驭的严酷考验。事实上，适应能力是有限度的。人的自我能力是在“一般可预期的环境”（Hartmann，1950）中进化而来的，并且仅在与这样的设定相一致的情况下运行。 精神分析的情境，是精神分析基础的研究和治疗工具，是为了对内在心理冲突进行持续、动态的记录而专门设计的（Freud，1925）。人对心灵中潜意识元素的影响进行的解释，是对冲突的驱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概念化而得来的推论，并由病人联想的性质和模式所支撑。就其方法论的本质来说，精神分析只能处理当前活跃的冲突，它们以各种衍生物的形式出现在意识中。潜在的冲突是一种假想的可能性，我们从对心理发展变迁的了解中推断出这种可能性。在其他因素中，足够严重的或具有特殊性质的外部事件可能有能力破坏先前有效的妥协方式，它在掌控先前的冲突方面被证明是令人满意的。这样的话，基于在正常发展过程中曾经被偶然掌控得很好的冲突也会被唤起，那么之前已经取得成功的分析，它的有效成果也可能被破坏，或者一种新形式的神经症可能随之而来[正是针对这些问题，哈特曼（Hartmann，1955）提出了本能的中性化、去中性化，以及自我力量的概念，并用对自我功能的再本能化（reinstinctualization）的阻抗来进行衡量]。 在对未来的神经症疾病进行预防性免疫的概念背后，是对永恒的幸福和完美的虚幻而神奇地追求，这是我们从未完全屈服的早期自恋的碎片。一些精神分析流派思想似乎确实表明，这样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这对于那些淡化冲突在发病机制中的作用，而倾向于心理发展的变迁和客体关系的人来说，可能是这样。如果母亲的做法得当，如果客体关系是真正富有同理心的，事情会变得多么的不同！这样的思考在逻辑上会影响分析师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对待病人的方式。弗里德曼（Friedman，1978）将这些分析师的技术描述为一种替代疗法，即试图重建和改善生命*初几年的母子关系。通过让分析师适当地扮演母亲的角色，治疗就成为了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对心理发展的重演。在这个全新的心理发展体验中，随着坏妈妈被好分析师取代，在错误的发展中产生的病理性结构就可以被消除。据推测，这会使得心理结构，经由与治疗师之间适当的、具备同理心的情感关系，在一种新的发展过程中进行重组。弗里德曼认为，这种方法隐含的观念是，如果不受到“不那么足够好”的母亲的有害入侵的干扰，成长是一种自发的非结构化的现象。这种想法的结果之一可能使得治疗目标在本质上变得相当虚幻，例如，实现超我的功能，使之绝对理性，完全由次级过程思维主导，或是由同样虚幻的信念主导，认为一种成熟的、真正充满爱的客体关系是不容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