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中的社会建构(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名著译丛)

《语境中的社会建构（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名著译丛）》：　　对批评之修辞效果的关注几乎不仅限于对立者之间的关系。语言被用来维持共有的行为模式。当共同体达成本体论和评价性的共识时，关系模式也便稳定下来。例如，对事物的概念取得一致意见一一其指示对象和其价值——也就为一种彼此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打下了基础。因此，一个人在面对批评时放弃其主张，并不简单地是在逻辑和证据的较量中让步。它将威胁到一个人的关系形式和生活方式。使和平主义者相信战斗事实上是道德的，将不仅仅是和平主义者在争辩上的失败，而且更重要的是，由那种抗议语言维系的那些关系和传统将会被终止。　　就此而论，试想一下这样一群人，他们之间的沟通是开放的、不固定和不成问题的。群体的每个成员都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可和接受，并在共同理解上作出努力。事实上，大量可利用的能指与相关事实一起传播，使发展新的组合和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形成理解性语言成为可能。现在考虑批评性实践向共同体中的嵌入。批评首先在那些被质疑的意识之中促进共同意识的形成。一个范畴或者被创造（例如宗教激进主义者）或者被突出（同性恋者），而这在其他地方可能被忽视。批评对象于是被给予警示，认为所有共享它们的特定假设（以及相关联的实践）的人都是不足信的。不仅他们的认同陷入危险之中，而且他们嵌入于其中的关系也陷入了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集体防御，文化几乎没有提供其他任何的机会。那些遭受攻击者重申他们的关系，明确表达其传统的价值，并找出无数种方式以证明攻击者是不公平的和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因此，辩护的旗帜，连同其存在理由（raison d'etre）一起，都是由那些提出重要问题的人们提供的。　　随着重申和辩解过程的发生，批评者的努力遭到挫败。不仅他们的批评遭到忽视，而且其批评对象似乎也只是用一些“低级骗术”来为自己辩护（进一步掩盖他们的缺陷），并且进行了不正当的反攻击。这些对批评的无礼回应，会产生从文化角度讲合情合理的效果，双方将增加攻击对方的强度，在各自队伍中重申团结，并劝说他人改变立场以壮大自身的力量。如果这些努力获得成功，那么他们也将遭到目标群体类似的反击。实际上，结果将会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的一种两极分化式的分裂。相互认可和对理解的共同追求丧失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认可和理解只保留给了每个群体有限边界之内的各种关系。对产生共同意义必要的协调行动逐渐衰退，当各自阵营里的语言得到发展时，跨越边界的沟通却变得越来越困难。诠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ies）逐渐开始在其内部共享一些行话，而这些行话在相对立的共同体中却是无人理会、不被认可或被认为是荒谬的。互斥的实在（不可通约的范式）变得凝固化，几乎没有调和的方法。　　举例说明是有助益的。我*早的一些批评研究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被称为“社会心理学中的危机”的语境下进行的。在那时我尝试（Gergen，1973）削弱这样的假设，即认为社会心理学是一门累积性的科学，稳步地走向建立与历史无关的真理，并尝试用历史嵌入的和在意识形态上敏感的探究形式代替上述取向。在紧随这一批评的几年里，在本领域中出现了大量的争论。主要期刊刊载了这种对话。然而，当我的兴趣变得越来越与其他持有不同意见者的兴趣相似时，那些权威期刊却慢慢不再理会这一公开辩论了。自那以后时间和关系继续前行，到现在我发现自己深深地陷入在一个巨大的、由不同种类人们组成的反基础主义者共同体之中。我们现在拥有自己的期刊、学会、学术路线和议程。传统社会心理学者几乎不理解我们在谈论什么——对于他们来说很多是胡言乱语、故弄玄虚和与真实世界不相关。而如果他们确实去理解，那么他们会被我们文献中描绘的关于他们的图景所震惊和冒犯。同时，他们像往常一样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于是危机得到解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本1991年有关社会心理学经典阅读的书中选录了对我*初批评的一篇批评文章；而原先的论文本身并没有被收录其中。）同样，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人出席他们的会议或者阅读他们的文章，我们会觉得他们的努力成果很陈旧、幼稚，同时在政治上肤浅。共同体的原子化事实上已经完成。　　这三个问题——会话的关闭、修辞学的僵局和共同体的原子化——都可以在批评过程本身中经常看到，至少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是这样的。然而，我现在将提及与后经验主义或后基础主义批评特别相关的两个问题。因为批评是从这些地方发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张力正在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