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随笔(凤凰枝文丛)

**辑.古典新义 什么是“文献” “文献”一词，*早大约是孔子使用过的，他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与此相关的是《礼记·礼运》中的一段话： 言偃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欤？”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乾坤》焉。《乾坤》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可知孔子为了研究历史上夏、殷两朝的文化，特别是有关的典章制度（礼），专门跑到这两个王朝的后裔那里（周初封夏禹的后代于杞，商汤的后代则集中于宋）去查找资料，访问贤人，以便取证；但是他觉得这两处的资料都严重不足，只是各找到一本书，所以自己的有关结论不容易得到证据的全面检验与支持。朱熹为前引《论语·八佾》那一段话作注释，简要地指出： 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 他的解释应当是可信的。上古时代书面材料固然很重要，但那时用文字固定下来的材料不算很丰富，许多资料只是口耳相传，所以“献”——博闻详记道德高尚的人——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种情形到后来也还有，例如经过秦火之后，大量的典籍被烧掉了，“文”不容易找到，所以汉初要繁荣文化事业，就必须请出伏生一类老先生（“献”）来，请他们背诵古书，并派出专人记录下来，诚恳地向他们学习。 司马迁为写《史记》，固然要查档案图籍，同时也跑了很多地方，采集民间的传说，他也是兼顾了“文”和“献”两个方面。到很晚的时候，见多识广德高望重的人还被称为“耆献”。随着文明的进步，书面材料越来越丰富，口耳相传的意义大为下降，于是本来是并列结构的“文献”一词，渐渐变成一个偏义复词，意思偏在“文”的一边。现在人们提起“文献”来，大体上相当于“图书资料”“文本”，一般不多涉及贤人那一层了。 但是现在人们很重视口述史、访谈录，然则“献”的重要性，其实也并没有完全被忽略。 “献”字还有另外一个义项，就是指器物。流传至今的前代重要器物（例如各种礼器之类），现在称之为“文物”，也是研究古代问题的重要材料。人们现在十分重视出土文物，强调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如果这样来理解“文献”，那就应当是指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辞海》解释“文献”为“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这个提法就是兼顾“文”和“献”两方面的。 “文献”是我们研究各种问题的出发点；而关于文献本身，也有许多知识，例如文献的形态、真伪、优劣、典藏、类别、诠释、检索等等，这就是所谓“文献学”，从事古籍整理、考古学的人们必须把这些知识掌握得很到家，才能工作。只是阅读和利用图书文物的人，主要任务固然是运用文献中的有关材料来解决自己研究的问题，但正因为如此，有关文献学的知识也得知道一个大概，这样才能找到门径，少走弯路，提高效率，处在比较自觉而不是乱读书的状态。 读书人不懂文献学就很容易乱读书，而乱读书与不读书其实是一对难兄难弟。 文献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有不少人终身从事，他们的成果值得我们好好学习。除了普通文献学（这里的“普通”是一般的意思，相当于心理学中的普通心理学或语言学中的普通语言学等等）之外，还有结合某一专业的特殊的文献学，例如“历史文献学”“文学文献学”等等，还可以分得更细致一些，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读有关的著作。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9年1月23日第15版《国学》 古典诗学三题 诗可以群 孔子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通过学习懂得诗歌，有这么多意义和作用。中国古人不大讲究个人独立的存在，而特别重视如何把自己安顿在群体之中，也就是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活得顺顺当当的。这里有君臣、父子、夫妇、师生、朋友等不同的层面，诗歌有助于安顿这些关系。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所以无论写诗读诗都足以培养爱心。“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从事于诗，归根结底是为了爱，爱君王，爱父母，爱配偶，爱老师，爱朋友，处处为他们着想，尽自己的力量为他们做好事。人人都成为这样的君子，社会就一定是稳定和谐的，这样的世界将无比美好。所以古代多有讴歌圣君贤相的诗，有歌颂清官的诗。当然也会有批评，有讽谏，但那是属于“诗可以怨”的范畴了。 古代诗歌里又多有讴歌祖先的作品，有表达孝心的篇章。为老师唱的赞歌亦复甚多。即使父母、老师有什么弱点，作为子女、学生，在诗文里一般不涉及这些负面的东西。 “诗可以群”中*常见的是亲人朋友之间写给对方的诗，其内容几乎可以涉及人生的所有方面，赠答、送别、怀念、哀悼等尤为多见。这些题材的作品在历代诗歌里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名篇迭出，传诵极广，例如下列诸诗—— 曹植《赠白马王彪》 嵇康《赠秀才从军》 刘琨《重赠卢谌》 陶渊明《答庞参军》 陶渊明《赠羊长史》 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李白《哭宣城善酿纪叟》 杜甫《赠卫八处士》 杜甫《春日忆李白》 杜甫《又呈吴郎》 如此等等，举不胜举。读这些充满人情味的好诗，全都令人感到很温暖，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很有意义的。此即所谓“诗可以群”也。 比.兴 诗人们写诗往往不高兴直说，而多用“比兴”，即比喻象征一类手法，这样来抒情达意才能够曲折多姿，更有味道。与此相应的，则是说诗者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分析说明这些“比兴”之下的深层涵义，帮助一般读者来正确地理解和欣赏这些作品。 以“比兴”论诗是许多诗论家十分关心的事情，各种诗话以及涉及诗歌的其他文本中谈论此义的条目甚多，这方面还有专著，如清人陈沆有一本著名的《诗比兴笺》，而在此之前常州词派的张惠言的《词选》，大讲“意内而言外”，即已专门以“比兴”论词，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以“比兴”论诗的种种议论中多有理论精华，其中种种概念、术语、命题，大可成为重建中国本土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话语的一大矿藏。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写物以附意”为“比”，而“起情故兴体以立”。这样来讲比兴的差别相当深刻。又如宋朝人李仲蒙说：“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卷十《致李叔易》引）则分疏尤为清晰。由此可知有两种创作路径，一是“情—物”，一是“物—情”。虽然在实际的创作思维中不容易分得十分清楚，但是把主题先行与在生活中先有所见然后才进入创作这样两条路径加以区分，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一书中有一节专讲《比兴论诗》，其中提到中国古代诗歌的几大类型： 咏史之作以古比今 游仙之作以仙比俗 艳情之作以男女比主臣 咏物之作以物比人 这就是一个关于部分诗歌类别很好的说明和总结。 凡是好的主意往往容易被扩大化，以“比兴”论诗在实际运作中也容易因扩大化而疑神见鬼，穿凿附会，正如黄侃先生所说：“一卷之诗，不胜异说。九原不作，烟墨无言，是以解嗣宗（阮籍）之诗，则首首致讥禅代，笺少陵（杜甫）之作，则篇篇系念朝廷”（《文心雕龙札记·比兴》），把许多好好的诗都解释成谜语的样子。李商隐的命运亦复如此，处处是牛、李党争引发的感慨；陶渊明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许多诗篇被认为皆关乎因晋宋易代而产生的“忠愤”。在重建“比兴”话语时，务必要扬弃那种“过犹不及”的扩大化路径，把以“比兴”论诗纳入客观理性、具有可操作性的河床里去，总之应成为一条滋润文学研究的大河，而不至于泛滥成灾。 流.水.对 中国古代的皇宫、衙门、庙宇，以至于大户人家的住宅，其中的主要建筑物都是左右对称的，显得整齐、稳定、端庄、气派，看得人心态平和，肃然起敬。这就是对称的好处。但是一到御花园、后花园、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其中的亭台楼阁、池沼假山，就几乎没有一处是讲究对称的了——这里体现了一种赏心悦目的自然之美。 对称是一种美，到处都对称则是大冒傻气。 中国古代的诗歌很讲究对仗，律诗中间的两联即第三四句、第五六句，更是非对仗不可；而开头的两句、结尾的两句则不要求对仗。这无非是要在同一首诗中兼取两种美，而不陷入单调。绝句里也常常看到有两句对仗，另两句则不对仗的，意思也是如此。 不仅如此，在对仗的部分也会动些脑筋，防止刻板。 一般的对偶句，其上下两句对应的字总是词性相同而平仄相反的，例如李白的《夜下征虏亭》诗云： 船下广陵去，月明征虏亭。山花如绣颊，江火似流萤。 李白坐夜航船离开南京要到扬州来，只见月光下山花烂漫美丽如少女的面颊，江上的船火在快速地移动中，则宛如流动的萤火——这后两句就是很工整的对句。 太工整的对偶句也不宜老是使用，而且即使是对偶也要让它有飞动之势。这里的一大窍门是让形成对偶的上一句（或称“出句”）意思不要完全独立，要在添足下一句（或称“对句”）以后才能彻底站稳——上下句形成一种流动的态势，这就是所谓“流水对”了。 这种“流水对”中颇多佳句，试举出几联来看——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王维《终南别业》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下洛阳。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