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经史(凤凰枝文丛)

**辑.新经学 重编新《经典释文》可行性论证 一 公元6世纪80年代，陆德明（约550—630）“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序录》），成《经典释文》三十卷（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成书于589年隋灭陈之前），该书“兼载各家义训和传本异同，集训诂、音韵、校勘、目录、考据之学于一书”（李建国《汉语训诂学史》），遂成为汉唐学术资源取之不尽的矿藏，一千四百余年来备受学界重视。 20世纪末，选堂饶宗颐（1917—2018）远绍陆氏，提出重编新《经典释文》的宏伟构想。饶先生在1997年正式提出：“我曾设想出土文字与经典互勘，异文异体，每含新义，清人晓得利用汉碑，撰《汉碑征经》一类著述，我提议，宜疏理出土文献，重撰新的《经典释文》。若干简帛上的已佚旧书，正须作综合性的异文异训的结集，大可补陆德明之不逮，并以考证旧训，以求改进之方。”（《从楚简〈易经〉谈到新编〈经典释文〉的建议》，首届国际训诂学研讨会，高雄） 在2001年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上，饶先生的学术思想进一步成熟，他郑重阐述了关于建设中国新世纪“新经学”的思想体系，并预期21世纪“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此项工程的起点在于重编新《经典释文》。试看饶先生之论述： 在整理简帛经典的过程中，*令人困扰的是“异文”的复杂性。陆德明当杨隋统一南北，总结六朝人的训诂工作，编著《经典释文》一书。我曾建议应该利用简帛的新材料，参考清代学者对异文的研究成果，去重编一部新的《经典释文》。这不仅是语文方面的贡献，实际上也是某一语汇的探讨，是文化史重点问题来龙去脉的综合性研究的基础。这是一项很庞大的工程，以后可能引导出许多新的发现，对于了解某一观念的产生与形成，可取得更进一步的认识。这里有一个基本问题——是“新经学”的提出。 饶先生大力呼吁学界对出土简帛经籍异文作全面的重新审视与细化梳理，落脚点完全在于语言文字的训诂考证，即对新出经籍下足够的传统“小学”的工夫。就这一点来说，其内在的学术理路与陆德明一脉相承。 然而这项基础工程的建设，不仅直接关涉到上古汉语语言文字，而且能烛照更广袤的学术天地，关系到经学传承、古史考辨、思想探原等相关学科能否取得，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取得前沿性的突破与进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经典释文》所蕴涵的潜在学术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新经学”实际上带来的是对整个中华文明研究的内在推进，其影响势必渗透到人文科学研究的各个相关领域。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