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仙李白之谜(周勋初文集)

附录： 李白研究的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罗宗强—诗仙李白之谜序—序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周勋初教授《诗仙李白之谜》论文集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嘱为作序。自愧学问弗如，勤勉弗如，成就弗如，声名弗如，岂宜遽相依傍?是以迟迟欲不应命，而终乃不能却者，以先生之诚切相督，且感于向晚之年，始纳交于白下，而倾盖有夙心之亲，一若平生之旧，实为难得而可贵，又岂不宜因而有所言耶? 夫太白以绝代之才，生盛极之世，其所挥洒，炳耀日月，而遭遇云霾，委屈尘壤，然其不朽于千古，则昭昭矣。逮及近世，乃有仰大鼻息效蚍蜉之撼者，曾令鲁斤辍运，澄月潜晖，而长江一浪，汰之如洗，述李之学，遂复仍兴，其中先生之所论撰，矫矫乎卓立于群贤之表，固不待愚之赞一词也。 然而，犹有所感。当太白之放帝京，尚得着宫锦，坐大航，散金邀月，慷慨高歌；而既绁浔阳，亦有援手大力相加，非仅举世无欲杀者，且有同声之怜，许以不朽。然而千载之馀，其才若学或有不甚相下，而遭逢之酷远有过之者，然而谁能为之援手而孰能声以相怜，岂非古今一慨而今又甚于古耶?惟其中默茹而静守，持志以修身者不知几千万也，是又皆有所不逊于太白矣。 愚于渡海四十年后，再至江南，一见先生，即知为千万中之贤者，其学术深厚，风度温醇，弥令钦敬，其后因缘数会，愈相契合，故不能不勉为之序，实以抒乱离忧患之感与夫相知难得之情也。亦愿世之研读先生精论宏篇者，于解悟太白生平之际，更多推求士君子处治乱之道，而思所以立己安人，则于先生所阐李杜文章千古之义，所获又不可限矣。 丙子秋日杨承祖拜序于台中东海大学—诗仙李白之谜前言、文化背景—前言、文化背景——李白生平诸多疑难问题之揭示研究历史人物，要想掌握他的特点，了解他的为人与风格特异处，办法之一，就是拿他和同时代的人作比较。假如他对某些事件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与众不同，甚至和周围*接近的人也不相同，那就必定有其思想上的原因。如再进一步深入考察，就有可能了解到他所接受的教育或其人生经历的其他方面均有其特异之处。这应当是历史研究中可以采用的一种简单易行而且颇为可靠的方法。 研究古代作家，更应注意运用比较的方法。因为那些杰出的作家，感情浓郁，个性突出，更易与周围的人区别开来。后人若能进行各种不同角度的研究，也就容易把握他的特点，从而使这一研究工作更具体，更深入。 李白的为人，颇与众不同。神情潇洒，颖脱不群，应当与他天生的材质有关，但也有其独异的文化背景。这种矫矫不群的风格，正说明了他的出身、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与时人不同，因此他观察问题的角度与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与时人不同。可以说，李白个人事业上的成功与失败，都与这种文化背景有关。分析这种文化背景，拿他和盛唐其他诗人作比较，也就是一件令人深感兴趣的事。 大家知道，唐代社会很开放，宗教信仰很自由，儒、释、道并行，文士都有三者兼崇的作风，只是各有所偏罢了。李白人称诗仙，自然偏于信奉道教；王维人称诗佛，自然偏于信奉佛教；杜甫人称诗圣，自然偏于信奉儒家。应该说，儒家重视人伦物理，把人生价值寄托在三纲六纪的实施上，不重来世或现世的成佛或成仙，因此它与宗教是有区别的。中国以儒家宗旨为立国之本，士人无不接受有关儒家的教育，因此，他们的立身行事，都与儒家制订的各项准则有关。杜甫人称“一饭不忘君”，立志“致君尧舜上”，终身都在为实现儒家的道德规范而奋斗。王维中年之后信奉佛教，常是过居士生活，但他仍在朝为官，可见他还是不忘尘俗。当他十七岁时，曾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其后他以被迫接受安禄山逆命而受囚系，其弟王缙已居高位，遂上表请削己职以赎兄罪，因得解释。王维晚年时，王缙远在蜀地任职，王维遂上《责躬荐弟表》曰：“弟之与臣，更相为命，两人又俱白首，一别恐隔黄泉。倘得同居，相视而没，泯灭之际，魂魄有依。伏乞尽削臣官，放归田里，赐弟散职，令在朝廷。”手足之情始末不渝，令人感动。李白的情况与此不同，按李白排行十二，足见其兄弟群从之多，只是在他诗文中从未出现一人名字。直到他以永王璘事获罪而下狱，在《万愤词》中悲呼“兄九江兮弟三峡”时，仍然不提兄弟之间来往的丝毫踪迹。这在注重家族关系的中国士人中，情况显得很特殊。 与此相同，李白在诗文中也很少提到父母，以致后人无法知道其名字。王琦为李白《万愤词》作注，云“太白诗中绝无思亲之句”，这在当时其他文人中也是不多见的。 李白自称是凉武昭王暠之后，但他从未系统地追述过上代情况。杜甫可就不同了，远祖杜预，功业、学术均极突出；祖父杜审言，以诗歌著称当世；叔父杜并，为父报仇不惜身殉，这些都是杜甫引以为荣的事，屡在诗文中提及。《进雕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他一生都为其祖先“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而自豪，可见其伏膺儒术之真诚。 杜甫屡次提及其父杜闲和几个兄弟，感情极为深厚。这些地方，充分反映出了中国士人注重伦理道德和注重家族关系的特点。在这些地方，李白却是完全不同，这不能不引起读者的诧异。 李白与妻子的关系也与他人不同。他二十五岁之后离乡浪游，到了楚地安陆，故相许圉师家妻以孙女，招他为婿，生有子女。但在婚后不久，又出外长期浪游。天宝年间，李白任翰林待诏失宠，赐金还山，乃东游梁宋，故相宗楚客家又妻以孙女，结果婚后不久又出外长期浪游，而把前妻所生的年幼子女一直寄放在山东，让他们在无至亲照料的情况下生活。李白的前后婚事，在唐代诗人中没有相近的例子；他对家庭的态度，也与其他诗人大不相同，因此日本研究李白的专家笕久美子教授批评道：“李白身为一家户主，或作为一位丈夫，是指望不上、靠不住的；他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与家庭不相称的人。”《李白结婚考》，载《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在封建社会中，闺闱之内的私情向来被人认为不能见诸文字，因此在诗人笔下，言及夫妻情谊的诗篇不多见，但杜甫这位重视伦常的大诗人，却是留下了好几首叙及妻室的诗篇。当他在安史之乱中身陷长安，怀念居住鄜州的一家老小时，作《月夜》诗曰：“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王嗣奭《杜臆》释之曰：“公本思家，反想家人思己，已进一层。至念及儿女不能思，又进一层。五、六语丽情悲。末想到聚首时对月舒愁之状，词旨婉切。公之笃于伉俪如此。”杜甫的这种家庭观，以及与妻子之间感情上的联系，与李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可以附带一提的是： 李白为儿女取的名字也极奇特。儿子大名伯禽，小名明月奴；另一个儿子叫颇黎，还有叫天然的；女儿则名平阳，这与国人取名的习惯完全不同。杜甫为儿子取名宗文、宗武，就是完全符合命名规范的了。 俗语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李白在家与父母的关系，在诗文中几乎没有什么记录；但他长期在外浪游，结交的朋友不少，平生也确以友谊为重。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还提到：“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这也就是一件极为奇怪的事了。《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李白却用刀子去把朋友尸骨旁的肉剔尽。从一个儒家文化哺育下成长的士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历史上也从未见到过有哪一位诗人曾用这种办法葬友的。李白此举，足以证明他所承受的文化背景与同时其他文士大有不同。 在这一事件中，又可看出李白平时常携带凶器。他在《叙旧赠江阳宰陆调》诗中说：“风流少年时，京洛事游遨。腰间延陵剑，玉带明珠袍。”《留别广陵诸公》诗中说：“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说明他平时就规仿侠士，仗剑出游。但崔宗之《赠李十二》诗中又说：“袖有匕首剑，怀中茂陵书。”则是李白平时又袖藏匕首，这就像是专为斗殴杀人而准备的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