撷英集(周勋初文集)

—撷英集 学术小传— 一艰难困苦，终于进入高等学府深造 我于公元1929年生于上海郊区南汇县西周家宅的一个中小地主家庭。中、小学阶段，由国民党统治到沦陷于日本侵略者，抗战胜利后又恢复到国民党统治，兵荒马乱，生活极不稳定，学习极不正常。小学读了五年，换了四个学校，中间还从一位秀才读了半年私塾。高小五年级未读，跳级进入上海静园小学,突击记下英语二十六个字母，随后慢慢补课直到毕业。父亲周廷槐先生，毕业于光华大学中文系，曾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夺魁，得到校长张寿镛的赏识，留在本校当职员，兼任附中教师，但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即告失业。我也在读了一年初中后失学回家。闲居一两年后，又跳级就读附近镇上的周浦中学，毕业之时正值日寇投降，父亲找到了工作，我又有了机会进入上海沪新中学读书。父亲深感文科学生求职困难，于是让我就读理科。该校只上半天课，化学、物理负担很重，但从未做过一次实验，纸上谈兵，学的都是空头理论。况且初中时未读小代数，高中二年级上大代数，一直处在似懂非懂的状态，仅能勉强应付。后来我才懂得，我的学习历程违反了循序渐进的原则，既学不好，还感到吃力。 高中三年级时，我突然大口吐血，始知患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回家修养。当时医药界采用静卧疗法，三年床褥，濒死者再，只是依仗父母的慈爱、兄妹的护侍，才能苟延一息。第二年时病情恶化，幸亏链霉素进入上海，才免于一死。但家庭经济日益陷于困境，只能不断变卖家产度日。 全国解放，家庭发生巨大变化，我遂勉力以同等学力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以前学的数理化全已遗忘，不得不考文科。只是入学不到半年，发现肺病仍未痊愈，不知高考体检时因疏忽而让我漏网了呢，还是其时适值有所好转，这时又告复发？万般无奈，只能转入疗养宿舍，直到三年级结束时才恢复健康，转入正常的学习生活。 国家新建，需要大量补充新干部，于是我们1950年入学的一届读了三年之后提前毕业，分配工作。这时我刚结束长达七年的肺病生涯，怕不能骤然投入繁剧的工作，而且觉得因病耽误了学习，也想补读一些书，于是我向系主任方光焘先生表白了这一想法。方先生向来爱护学生，他沉思了一番，说：“下一学期胡小石先生要开文学史课，他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以后不可能再开这课。机会难得，你也不要再听其他什么课了，这一年你还是集中听胡先生的课，跟他学吧。”胡先生听到我要跟他再学一年，也很高兴。但开学**天，慕名而来听课者甚多，主管人事的一位干部就来阻拦我入内，说是以前已学过不能再听。我据理力争，仍未如愿，不得已，只能转向方先生求助。方先生赫然震怒，由于他的干预，我才有机会再次跟胡先生学习。事后方先生还说，应该把我留下当助教，只是碍于他正当政，不便提出。总的说来，大学四年，只有这一年才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用功读了些书，奠定了我日后研究工作的基础。 大学毕业，胡小石、罗根泽两位老师向校领导推荐，希望把我留下任教，但终因出身不好、表现不合领导要求而不能留校。对此我并不怪怨任何人，根据当时的标准，我自然不能进入本校教师行列。 这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新建，需要人，国内已无当届大学生供应，因此才有机会进入该会的汉字整理部。前后两年半工夫，主要做编制发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具体工作。1956年时，知识分子政策出台，胡小石先生开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他希望我回去继续跟他学习，于是在年底又考了回去。 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离开过南京大学。1959年改为助教，1961年升为讲师，1980年升为副教授，1984年国家教委特批为教授，1986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直到1984年，我从未出任过任何行政职务，连小组长都没有当过，自此时起，才先后出任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随后又在国家文教机关和省内的一些机构内担任了职务。 在政治标准**的时代，我自然甘居人后，而在计划经济的形势下，自然服从组织安排工作。我的经历也就决定了我的身份，即政治条件很差，不能承担重要职务，但做事也还认真，因而可以干一些具体工作。政治条件宽松时，我总能作出一些成绩。1956年时，就因制订发布《汉字简化方案》工作成绩突出而当选为国务院直属机关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其后极左思潮开始抬头，处境也就日益艰险而永无受表扬的机会了。平时只能不断地做些具体工作。建国初的十七年，运动不停，突击不断，诸如大编教材，修订《辞海》，搞法家著作，等等，都得参加。教过的课中，中国文学批评史先后讲过两遍和两个学期的上半段，这已算是我教学时间*长的一门课了。任务不断改变，学习上缺少长期打算，不可能系统地积累某一方面的资料。因此我对学习情况的自我鉴定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随波逐浪，力疲心劳。 可以说，直到80年代前期，我一直处在打杂的位置上，始终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专业。由于我对家庭的那份感情、对师长的亲密关系，因而“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封建学者俘虏”等帽子一直悬在头上，“文化大革命”中终于公开蒙此恶名，为此发送农场劳动时也得加倍延长时间。只是天网恢恢，密而有漏，外恃若干领导的善意对待，内恃妻子的理解和支持，终于挨过政治上的重重高压，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二见缝插针，不断推出研究成果 我也有一些优点，做事还算认真，读书还算勤奋，而且自知条件不如别人，不能指望上级给你什么优惠条件，因此承担某一任务时，如有心得，总想及时记录下来，以免转向后遗忘。我早期所写的几本书，都是在任务改变前夕突击出来的。 大学阶段，跟胡小石师学《楚辞》，收获*大。研究生时，小石师本想让我作《山海经》的研究，后因急于接替重病在身的罗根泽师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这才赶忙把学习《楚辞》时考虑过的一些问题写下，因为时间限制，只能就其中《九歌》方面的问题略抒己见，也就写成了后来正式出版时取名为《九歌新考》的**本书。 改助教后，为五年级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我在研究生阶段只上了一年多的甲骨、金文和《说文解字》部首，这时转向立即上高年级的新课，从孔夫子到王国维，全由我一人承担，吃力得很。但我集中精力备课，第三年时就发表了《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一文。“文革”前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约我写作“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中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一书。书稿完成后无法交出，直到80年代初期，经改写后才以《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名问世。 “文革”十年，荒废年华，但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即没有任何价值，却还有那么一点使用价值，故而后期被起用。先是参加江苏五所高校集体编写《马恩列斯文艺论著选读》的注释工作，同时参加《辞海》的修订，后又参加我校和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师傅组成的法家著作《韩非子》注释组，还利用空隙时间写成了《韩非子札记》一书。“文革”结束，我又受命将注释稿改写成一本学术著作，增加校勘等方面的内容，以《韩非子校注》一名正式出版。 此前我曾奉命将家中“黑书”悉数上交，因而除了“雄文四卷”之外已无书可读，后因出现了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工宣队开禁，允许教师读读唐诗。精力无处发泄，潜心阅读，随后写成《高適年谱》一书。“文革”结束，有事上北京查书。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藏有胡震亨《唐音统签》和季振宜《全唐诗》二书，经请求蒙允准，花了半个多月精心阅读，随后写成《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由此进入了唐诗研究的行列。1990年时，我主持了一次唐代文学国际会议，为了总结唐诗研究各方面的成就，我主编了一本《唐诗大辞典》，并写了《唐诗文献综述》一文作为附录。其后又为李白的一些奇特现象所吸引，试图作出新的解释，从而写下了《诗仙李白之谜》一书。也就在同一时期，我奉校方之命，协助匡亚明前校长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校长要求每位副主编都写上一本，于是我于本世纪初完成了《李白评传》一书。 1980年前后，我应中华书局友人之约，整理笔记小说《唐语林》。其成果即《唐语林校证》上、下两册。随后我就整理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继续探讨，写成《唐人笔记小说考索》一书。与此同时，我主编了一本《唐人轶事汇编》，由我所内人员严杰、武秀成、姚松负责具体编纂。出版之后，颇获时誉，于是我在90年代后期又筹划重编《宋人轶事汇编》一书，具体工作由校外专家葛渭君、周子来、王华宝三人负责。此书已于2014年完成出版。 80年代，我花在唐代文学方面的精力较多，因此比较关注陈寅恪、岑仲勉等人的研究成果。其后接受程千帆先生的建议，为硕士生开设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一课。到了90年代，我将这一方面的论文和讲义编成《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一书，公开出版。 除了写书之外，我还先后写过一百几十篇论文，先是编了《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三本论文集。所收文章，上起先秦，下至当代。文章内容，以文学为主，但又不囿于纯文学的范围，而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史之学联系密切。这与我的师承有关，也与我个人的特殊境地有关。 除此之外，我还先后编了两本论文集——《无为集》与《馀波集》，把那些零散的文字又汇集起来，前者编入了《周勋初文集》，后者则于八十寿辰时编就出版。 全国高校古委会成立，我出任本校古籍所所长，于是又把很多精力投入古籍整理项目。其中规模较大者，一是与一些友人主持《全唐五代诗》的编纂，出任**主编，希望总结唐诗文献整理方面的新成果，编成一本质量上超过清代康熙御定《全唐诗》的崭新总集。一是组织我古籍所与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组内同人，整理出一部《册府元龟》的校订本。这本书犹如一座未被开发的宝库。我们将宋本与明本互校，并与史书互核，后且附以人名索引。这就为文史学界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不少便利，出版后得到很高评价。 90年代，我还做了一件颇为惬意的事，将我国流散在外的珍贵古籍唐钞《文选集注》迎归故土，编辑加工出版。此书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内的二十三卷残帙为基础，加入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的一卷，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的一卷残帙，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两片残页，按一百二十卷本原来的顺序编排，命名为《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本世纪初，我又筹划出了一种增补本。各界朋友共襄盛举，我能为此稍尽绵薄，实属三生有幸。 三独立思考，力求在学术上有所创辟 我是干一行，学一行，随之写下一些东西，留作人生记录。 我在大学本科和副博士研究生阶段，集中精力学习过《楚辞》。由于师承的缘故，我的治学道路有违时尚。1953年时，世界和平理事会定屈原为世界文化名人，学术界掀起过一阵屈原热。当时发表的文章大都以“人民诗人屈原”、“爱国诗人屈原”为题，着重论证他爱祖国爱人民的一面。关于《离骚》等作品，则从积极浪漫主义写作方法等角度予以褒扬。我对这种研究方法不感兴趣，喜欢从神话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方面进行探讨。当时这类书很少，图书馆中已把建国之前那些谈神说鬼之作束之高阁，境外新书又不能入内，但一次偶然的机缘，我从古籍书店中忽然看到一本香港饶宗颐先生的《楚辞书录》。此书后附论文索引，很多是发表在民国时期旧杂志上的论文。刚巧那时我新婚，妻子祁杰还在北京工作，假期中我都要去探亲，于是按照索引上的提示，到北京图书馆期刊室中借阅。在当时来说，我的阅读面要比别人广，上至王逸、朱熹等人的著作，下至苏雪林、何天行等人的论文，都曾钻研。这一时期的人强调观点，旧杂志上的文章，一般人已弃之如敝屣，而我却努力探讨他们提出的新见是否可以成立，与当时年轻人应该走的方向是不合拍的。 写作《九歌新考》时，我的操作过程比较规范，先是广泛占有材料，然后归纳成几种学说，分析他们的得失，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九歌》异说综述”一章中，把古今有关解说《九歌》性质的学说分为“忠君爱国”、“民间祭歌”、“楚郊祀歌”、“汉人写作”四种学说，随后以《屈原创作说申述》为总结。这一结论，是在考察了先秦两汉神话、宗教、民俗的前提下，对《九歌》诸神一一进行分析研究，并与各家展开讨论，否决了以上四说的基础上提出的，这里有我的新见。 这是我**部完成的专著，留下了学生时代的痕迹，许多重要论点，发挥师说而成。小石师曾指出，东皇太一可能是齐国的神，楚人不能祭祀河伯，这都成了书中的重要章节。小石师学问博大，读书神悟，但他秉承前代学风，不轻易动笔，只在讲课时提出某种观点，而不作详细论证。我在学习《楚辞》时曾对各家之说一一比较，*后确信小石师的看法*有道理，从而服膺师说，并在他的提示下深入研究，证成此说。由此我就想到，师生之间的学术传承犹如接力赛跑一样。教师提出某种观点，学生得到启发，从而在这一点上进行开拓。从学术的发展来看，每一种学说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 小石师是清道人的学生，接触过清末的不少学者，他继承朴学传统，而又采择西洋新兴学术。我在他的指导下，也曾学过一些小学方面的著作，并对文史不分的传统表示认同。 所谓“文史不分”，从目下的情况来说，当然不能仅指文学、历史两门学科。我国古时所说的“文史”也不是这个意思。“文史”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它包括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门类。哲学、宗教，等等，尤与历代文人的思想有关，研究文学，自不能不对此有所了解。 因此，我主张综合研究，为此我曾一再申述。《文史探微》的“后记”中说，我在学习文学作品时，往往连类而及，也相应地读一些史书或哲学著作，这样做，是希望对古代学术能有更完整的认识。因为在历史上，无论是一种风尚、一个流派、一部著作的形成、发展和变化，都是纷糅交错地呈现出来的，后人当然可以分别从文、史、哲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但若能作综合的研究，也就可以理解得更全面，更深入。这里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扩大知识面后，在探讨问题时往往可以取得触类旁通的良好效应。 古代文士大都信从“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古训，因此关注的事很多，写作的范围极其广泛。后人自可从事纯文学的研究，把他们的诗歌和部分散文从整个创作内容中分离出来，但这样做常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得把握整体。因此我们从事古代文学的研究，困难之一就在于合适地处理专与博的关系。从我本人来说，尽管个人资质驽钝，还是希望尽可能地多懂得一些。1995年我主持了一次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是《魏晋南北朝时科技发展对文学的影响》。因为我注意到，其时文人大量写作《刻漏铭》、《相风赋》之类的作品，又喜用“玉辂胜于椎轮”之类的比喻，说明文学的今胜于古，这不是说明其时自然科学方面的进步推动了文学思想的发展么？每一个作家处在各种社会思潮的交叉影响之中，如果我们局限一隅地进行考察，怕难以掌握全貌。 如上所云，我因任务急需，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诸如校勘、注释、翻译、汇编、辑佚、考订、阐发，等等，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各种行当，大都尝试过。不过这样长期打杂似乎也有一些好处，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适应性有所增强。发现问题后，随之就会想到用哪一种方法去处理*为合适，回旋的余地也就大些。例如我在整理《唐语林》时，发现内中一则刘幽求故事，当是柳珵《刘幽求传》的佚文，颇欲撰文介绍，但一时又难决定用何种方式表达为佳。后来我写了《柳珵〈刘幽求传〉钩沉》一文，共分三段，首先作资料介绍，中间作文字注释，*后作理论阐发，这或许也可说是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研究吧。目下学界中人往往从事单项研究，或擅长注释，或擅长赏析，或擅长考证，或擅长发挥，或擅长搜集资料，犹如某一专业户，如遇不合自己脾胃的材料，往往视而不见。一个人若是具有多方面的兴趣，并有相应的驾驭能力，则可充分利用所得材料，制作成各种合适的成品。我在唐代笔记小说研究方面所以能不断开拓，当以接受的训练比较多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