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繁花:《故宫六百年》 《故宫的古物之美》作者祝勇散文自选唯一定本,两种颜色封面同时发行,读者可以自己选

山水是他尘世的故乡， 明月就是他远方的故乡。 ——题记 一 唐诗流传*广的一首，应当是《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诗，似乎不需教，中国人天生会背，连黄口小儿都能背诵如流，好像是先天的遗传。记忆不能遗传，但在我看来，有些文化记忆是可以遗传的。它是，甚至是先验的，它是我们生存的背景与前提，这个前提中，就包括李白的《静夜思》。 在唐朝的某一个晚上，李白将睡未睡之际，看见了床前的月光，一片洁白，犹如天寒之际，落了满地清霜。在月光的提示下，他禁不住抬起头，寻找那光感的来源。在深蓝的夜空中，他看见一轮明月，在兀自发光。蓦地，他想到了远方，想到了远方的人，想到了他遥远的故乡。 月亮跟故乡有什么关系？要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关系，恐怕要写一篇长长的论文，涉及文化学、心理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复杂的学科。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样烦琐的论证过程完全不需要，完全可以省略掉，因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是自然而然的。大地无边，人各一方，在遥远的古代，没有电脑，没有手机，只有月亮可以成为共同的媒介。在漆黑而冗长的夜晚，对于不同空间里的人们来说，月亮是他们唯一的焦点，也是他们视线的唯一落点。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月亮不只是一个布满环形山的荒寂星球，而且是亲人们相遇的地方。一看见月亮，中国人的心里就会涌起某种复杂的情感，既庄重又亲切，既喜悦又忧伤。在每一夜晚，当你遥望着月亮，想念着故乡，以及故乡的亲人，亲人也在望着月亮，想念着你。 这首诗之所以深植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是因为它看上去平淡无奇，实际上触动着人们*深的感情。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而农业文明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所以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民族一样重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感情。这感情可能是亲情、友情，也可能是爱情；是*普通，又*深沉的情。用今天话说，是“普世价值”。 “静夜思”，实际上是“静夜相思”。 很多年后，苏东坡在密州，想到自己多舛的命途，愈发想念自己的弟弟子由，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著名词句。“婵娟”，就是月亮；“千里共婵娟”，是说他们虽然相隔千里，却仰望着一个相同的月亮，共享着一片相同的月光。月光洒满大地，成为天下人共处的空间。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所有的分离就都不存在了，大家都被容纳在同一片月辉之下、一个相同的空间里。 在月光下，一个人与他生长的土地联系起来。无论一个人身在何方，他都不再是孤独的，所有人将相互照耀与映衬。有月光的日子，就是亲人团圆的节日，就是重返故乡的日子。 苏东坡这首《水调歌头》，可能受到了李白《静夜思》的影响，也可能，那本身就是中国人的本能。 二 《静夜思》只有二十个字，却两次出现明月（当然**个“明”是动词，第二个“明”是形容词）。二十个字中，有四个字是重复的，重复率高达五分之一。在唐诗中，这很少见，但李白不在乎。他的心里，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羁羁绊绊，只要他想写，他就敢写。所以李白是李白。所以不是李白的成不了李白。 所以清代学者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里评说他的诗：“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可及。”① 他写诗，潇洒而任性，落拓而不拘，这是他的天性，是老天给他的，别人学不来。 查中华书局《李太白全集》，发现这首诗的版本竟与我记忆里的不同。 诗是这样写的：“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② 不是“明月光”而是“看月光”，不是“望明月”，而是“望山月”。 中华书局《李太白全集》依据的是清代王琦注本，而我们自小背诵的版本（“明月光”版），出自明代李攀龙《唐诗选》及清代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应当是这首诗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被流传者“修改”过，形成的“约定俗成”的版本。这“约定俗成”里，透露出阅读者的“集体无意识”。 这“集体无意识”是什么？ 是节奏感。在古代中国，诗不是用来发表的，而是口口相传的，这就要求诗歌有节奏感。而这节奏感，恰恰来自适当的重复。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木兰诗》，就巧妙地运用了重复：“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诗中的“归”“天子”，都是重复的。不是因词语枯竭，而完全自出蓄意。重复让诗句有了一种铿锵感，像草原上的马蹄声，简洁，明朗，有力。 更主要的原因，我以为是“看”与“望”，强调了人，而忽视了月。在这首诗中，月才是主角，人是配角，是为了引出并凸显月的存在。人看或不看，月都在那里，一直在那里“明”着，亘古如斯。月光是强大的，人是渺小的；月光是永恒的，人生是短暂的。一个“明”字，把读者的目光自然引向了诗的主体——月亮，旗帜鲜明。看到了月亮，中国人就能够超越暂时的孤苦与疼痛，而遁入一种宗教般的静默与永恒。 李白的原诗就这样被修改了。文艺评论家经常说，一个好的作品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历史中的李白不是单打独斗的，在李白背后，潜伏着一个激情无限的巨大群体，由无数热爱李白的无名者组成。他们共同塑造了李白，也造就了李白诗里的月光。 三 其实唐诗一开场，就遭遇了一片浩大的月光，明亮、迷离、恍惚。有点像电影中的黑落黑起，之前是一片黑暗——汉魏六朝，长达三百多年的战争，整个中国陷入一段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时代，然后，历史有了一点光感，像蜡烛的光晕，那光亮再一点点放大，画面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清晰，我们看到一大片清澈的江水，悠缓无声地流动着，看到淡淡的山影，驳杂的花树，听到了鸟鸣，还有人影晃动，人声嘈杂。一个万类霜天、生机勃勃的世界，终于回归了它原初的样子。 一首名为《春江花月夜》的鸿篇巨制，为唐诗的盛大演出开了场。尽管写这诗时，张若虚不知道还有王维、李白、高适、杜甫、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一干人等将接续出场。张若虚很虚——他的身前是一片虚空，身后也是一片虚空，只不过那虚空，很快被接踵而至的诗人们填实了。他们如群星闪耀，照亮“历史的天空”——他们才是真正的“明星”，今天的演员怎么也能叫“明星”？所有的星中，李白是*亮的那颗星——太白星，也称作长庚星，人们更熟悉的名字，是启明星，天亮前*亮的一颗星。李白出生时，他母亲就梦到了长庚星，所以用太白星的名字给他起了名字。这很像传说，像小道消息，但它确确实实地写进了《新唐书》。李白后来由四川进入长安，贺知章仰慕李白之名，到客舍去看他，见他外表清奇，又请他作诗，李白一挥而就，写了那首名垂文学史的《蜀道难》，贺知章读诗，还没读完，就惊叹不已，称李白是“天上谪仙人”，就是天上的仙人下凡到了人间，还解下自己身上佩带的金龟，为李白换酒吃，这事记在唐朝人孟启的《本事诗》里。贺知章去世时，李白痛哭流涕，写下：“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③所以贺知章不仅“知”文“章”，还“知”李白。 李白是星，是明星，因此，对月亮，他自然不会陌生。他与它是同一维度上的事物，所以对月亮格外有认同感，他们的对话，也自然而然。 所以李白写：“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④他跟月亮从来就没见外过，把自己当作月亮的朋友，可以一起喝酒。我想起汉字的“朋”字，不就是两个月亮吗？所以，月亮就是他的哥们儿，而且，比哥们儿还哥们儿。李白本身就是宇宙空间中的物体，是“来自星星的你”。 他还写过一首《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⑤，意思大致相同，也是和月亮一起喝酒。苏东坡后来写“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是否从李白老师那里偷了灵感。当然，文学创作，大家都是相互启发的，李白《把酒问月》里写“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这样的追问，也隐隐可见张若虚“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⑥的影子。 四 说李白是仙人下凡，我觉得不算夸张。李白出生在碎叶，就是今天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楚河（ChuRever）流域的托克马克城。有人说李白是“华侨”，“从小生长在国外”⑦，这种说法我不赞同。李白居住的碎叶，当时在大唐王朝的版图之内，是唐代“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之一，也是中国历代王朝在西部地区设防*远的一座边陲城市，李白是地地道道的唐朝“公民”，是不可置疑的。碎叶城地处“丝绸之路”两条干线的交汇处，中西商人汇集于此，是东西使者的必经之路，考古学家还在这里发掘出铸有“开元通宝”和“大历通宝”字样的钱币。也就是说，李白是在帝国的边疆出生的，五岁时跟着父亲，沿着天山进入中原。他是从天山来的，在我眼里，那就是从天上来的。 去天山以前，天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中国不知有多少名山，天山不过是其中之一吧。只有到过天山，才对天山有发言权，才知道那里的天多么高，地多么远。人和大地，和天空，是那么地不成比例。从来不曾有一座山，像天山那样，给我带来如此巨大的空间感。天山山脉横亘于欧亚大陆腹地，是一座连接中国与中亚的国际山脉，连接着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全长约两千五百公里，是世界七大山系之一。在天山，像“漫长”“巨大”这些概念都要被刷新。我们在天山脚下拍摄，剧组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转场，有时好几天都不见一个人影。我们开着越野车，在大漠上奔走，只有天山在视线的远处连绵起伏，对我们不离不弃。后来读《王蒙自传》，读到这样的话：“到了新疆以后，空间与时间的观念会有所变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从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到伊犁，走三天。到喀什，走六天。到和田，走九天。”⑧我会心一笑。王蒙先生计算路程，是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而我们，有时在新疆西部拍摄完成后（比如拍摄完巴楚县秋天的胡杨林），在乌鲁木齐过路不停，直接赶到东部（比如哈密）拍摄。不知道有多少天，我们的视野里出现的，除了公路，还是公路。我想，在唐代，一个人在丝绸之路上行走，就像掉进了大海，他的眼里是一片空茫，只有天山，自天边曼延过来，可以成为他唯一的参照物。那时的丝绸之路其实不是一条路，而是一片路，天山以北的广阔草原，天山以南的辽阔大漠，那里根本没有路，但又都是路。在旷野上，大漠中，你就撒欢儿走吧。但所有的路，都必须有一个参照物，横亘在大地上的天山，就是*天然、*便捷的参照物，所有人都要循着天山走才不会在大地上迷失。2014年，由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所以“丝绸之路”离不开天山，所有在这条路上经过的人，都不可能对天山视而不见。 我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央电视台之邀，担任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这是我十年来参与创作的唯一一部与故宫无关的纪录片，我之所以答应下来，是因为我对天山怀有巨大的好奇心。事后我才发现，我认识天山的开始，也是我认识李白的开始、我认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那件《上阳台帖》的开始。没有目睹过天山，就不可能真正走进李白的世界。李白是沿着天山从西域走向中原的，那时他还不是一位大诗人，而只是祖国的花朵，但天山巨大的投影，还是映射进他后来的诗里。弗洛伊德说，一个人的性格，百分之九十是由他五岁以前的经历决定的，而李白与天山相遇，刚好不到五岁。天山为李白后来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坐标，也使李白的诗里呈现出中国文学中前所未有的空间感。天山的宁静与浩大，使他的心里注定装不下蝇营狗苟。他的眼神是干净的，崔宗之说他“双眸光照人”⑨；他的心，更一尘不染。当他在俗世红尘里现身，他真的像一个仙人，自雪山来到凡间。 成年以后，他再也不曾回过天山，但天山的巨大影像并未从他的心头抹去。很多年后，他这样描述天山：“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⑩ 那次行旅给李白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应该就是天山月了。天山为月亮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巨型舞台，月出天山，该是多么地庄严和盛大。所以他在《关山月》里写：“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11那月，是以天山为布景，以云海为参照的；那风，是以万里为单位的，连遥远的玉门关，都被裹挟在这长风里。 五 我在《纸上的李白》中强调了李白诗歌的游牧文化背景，他与中原人杜甫，思维方式注定不同。写这话时，我还想到一件事，就是李白对月亮的热衷，是否与穆斯林文化的影响有关呢？在唐朝，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战乱与民族融合，加之唐朝实行与少数民族“和亲”政策，使得“华”“夷”之别已经淡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李白诗里不是写了吗： 五陵年少金市东， 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 笑入胡姬酒肆中。 李白出生在西域，通晓西域文字，因此才有机会替唐玄宗起草《答蕃书》，使他“干戈不动远人服，一纸贤于百万师”。王瑶先生说：“西北一带民族杂处，风俗习惯已在互相影响了”13。而他后来旅居的长安城，更是各民族兄弟甚至各国人民共同居住的国际化大都市，他们带来了各自的宗教和文化，其中，就包括穆斯林。 伊斯兰教在公元七世纪中叶自西亚、中东传入中国14。穆斯林，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意思就是“顺从真主者”“实现和平者”。穆斯林在炎热的沙漠上生活，夜晚对他们有着神奇的魅力，而在夜晚的事物中，月亮无疑是*引人注目的。在《古兰经》中，提到月亮的篇章很多，有的篇章干脆就以“月亮”为名。霍达老师的著名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主人公的名字就叫新月，小说共十六章（包括序曲和尾声），有九章的名字用了“月”字，分别是：月梦、月冷、月清、月明、月晦、月情、月恋、月落、月魂。在穆罕默德看来，新月代表一种新生力量，从新月到月圆，标志着伊斯兰教功行圆满、光明世界。 这只是一种猜测而已，但可以肯定的是，自从李白在天山见到明月，他与月的情分就注定了。他只有一个妹妹，名字叫月圆；他的一个儿子，名叫明月奴，这显然不是汉人的名字，而且无独有偶，这两个名字都与月亮有关（“明月奴”在胡语中是“月光”的意思）。月，无疑在他心底打上了深刻的印记，也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他诗歌中*闪亮的徽章。此后几十年，他的创作几乎都被那一片月光所笼罩，月亮几乎成为李白诗歌中“永恒的主题”，成了他诗歌乃至生活里的家常便饭，李白不嫌烦，他的诗歌读者，一千三百多年也没烦过，因为他没有自我重复过。他的月，在文字间生长，在岁月里辗转，从那个天文学的月亮里，变成文学的月亮，就像传说中法力无边的月光宝盒，让人惊叹和痴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