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档案管理学(第五版)(新编21世纪档案学系列教材)

内容简介

绪 论

档案管理学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是研究档案管理工作基本原理、 原则、技术和方法的学科，是档案学中优选建立、历史很长、发展成熟的一门分支学科。对档案管理学的历史与现状、学科定位和学科特点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一定的反思和深入研究，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档案管理学的历史
在我国，对档案管理的专门研究始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而这种研究开始是直观的、经验性的，而后逐渐趋于系统化和科学化。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出版了13本档案学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下：1935年周连宽的《县政府档案处理法》；1936年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1938年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1940年龙兆佛的《档案管理法》等。这些书籍的相继问世，标志着以档案管理学为代表的中国档案学初步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业待兴，旧中国的档案工作经验又不接近适合，在几乎一片空白的情况下，苏联的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档案学的建立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50年10月苏联派档案专家到中国，介绍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对中国档案事业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至1957年，苏联送给中国档案业务资料150余种；中国已翻译、出版了《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苏联档案工作的历史和组织》等业务书籍近10种30万册。这些书籍与资料，对我国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工作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管理学研究打上了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印记。正如吴宝康教授所说的那样：“苏联档案学理论由此而系统地传入中国，苏联档案学教材也在我国大量翻译出版，为我们创建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档案学提供了有利条件，它帮助我们加速了在自己的档案工作实践基础上建立新档案学的过程。”
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大量著作传入我国，促进了我国档案管理学的创 建过程，并使我们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借鉴：
，集中统一管理档案工作的社会主义原则成为我们研究档案管理学的基本原则。1918年6月1日列宁签署的《关于改革与集中统一管理档案工作的法令》以及苏联档案工作集中统一管理，为档案管理学的创建提供了基本原则与思想基础。 档案管理学（第五版）
第二，全宗理论的引进使档案实体的管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保持全宗的完整与不可分散性，对于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以及提供利用，都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档案馆工作研究成为档案管理学的主要着眼点。在苏联档案学著作中，关于档案馆工作的内容占了很大篇幅，这对后来我国形成的档案管理学有一定启发。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前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档案学研究基本上是以研究机关档案室的工作为研究范围的，对档案馆网的形成和档案工作建设的研究还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有关档案馆建设方面的经验，以及1958年后我国档案馆网的初步形成，对于创建我国的档案管理学确实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
苏联经验需要学习和借鉴，但在学习与借鉴苏联档案学过程中，曾出现过忽视实际、机械搬用等教条主义倾向。尽管后来很快得到了纠正，但对档案管理学的创建与发展，还是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在回顾与展望时，这一点也必须予以充分估计。
20世纪50年代后，在学习苏联档案学理论与工作经验的同时，开始着手对新中国成立前档案学的研究与批判吸收。由于教学与科学研究的迫切需要，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翻印了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有关档案学旧著13本。研读了上述诸书，就可以对旧中国的文书处理和档案管理的研究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便于我们批判地吸收旧档案学的历史遗产。
对旧中国档案管理学批判吸收，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旧中国的档案管理学研究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新中国成立前的档案管理学研究，“一方面，它冲击了腐朽的封建档案工作传统，另一方面由于它本身就是激烈的国内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产物，因此一开始就服务于强化政府机构的政治目的。在理论上，旧中国档案学基本停留在机关文书档案的水平之上。这不仅由于旧档案学本身就脱胎于机关文书工作，而且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像法国那样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全国规模的档案馆网体系，尚缺乏档案馆工作的实践，档案工作也远没有发展成为一项全国性、社会性事业。因此，它的基本思想、观点、原则和方法，它的基调和主题，都必然烙有深刻的机关文书档案的印记”。正因为如此，旧中国的档案学是不适用于新中国成立后档案事业发展需要的，也不能指望以旧档案学来指导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只有通过批判吸收，才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第二，旧中国档案管理学研究带有很大局限性。如前所述，旧中国档案管理学研究，是在研究机关档案室工作的经验中产生的。它虽然已初步形成一个体系，但水平不高，只反映了机关档案室工作的实践，而且文书研究和对文书工作的研究又占了很大比重。而对档案事业的主体――档案馆等问题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对此不加批判地继承下来，势必使我国档案学的研究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
第三，旧中国档案管理学受西方档案管理学影响较大，其中以档案分类受欧美各国图书分类法的影响很为明显，人们甚至试图照搬美国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来解决档案的分类的问题。正如吴宝康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当时档案的分类方法“在实际工作中是有许多缺点的，如层级繁多，号码连串，有的还机械死板，有的分类与立卷相混”等等，不一而足。因此，这种照搬的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与我国档案工作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尽管如此，旧中国档案学以及档案管理经验，有一些还是可以吸取，为新中国成立后创立新档案学（包括档案管理学）所用的。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1）关于档案的定义、性质、种类和作用问题。
（2）关于档案管理的原则与方法问题（比如业务工作环节的划分、档案分类、档案编目、档案价值的鉴定）。
（3）关于档案行政问题。新中国成立前的档案学著作中曾说道，今天谈改革档案管理者大都忽视行政而重技术，他们可能不太清楚，只有具备了良好的行政，良好的技术才有表现的机会。上述言论对于我们今天档案工作的行政组织与管理也有参考价值。
（4）档案人才的培养与使用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档案学著作中，对档案管理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使用问题，有过很好的论述。在档案管理人、财、物诸因素中，唯独人才很重要。他们有关服务的修养、丰富的知识、谦和的态度以及主办人员、协理人员、档案管理人员三个层次人员选用条件的论述，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档案工作与档案管理学研究，都有借鉴与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百事待举，但党和国家对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研究给予了极大关注，批准和颁发了一系列规章和条例，召开了有关会议，尤其是1956年4月16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明确要求加强档案学研究以提高科学水平。与此同时，制定了12年哲学、社会科学向科学进军的发展规划，把档案学列为该规划的独立学科之一。档案工作的实践也在不断丰富与发展，1958年广大档案工作者的政治热情同样也被吸引到档案学研究领域中来。尽管受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提出过一些不适当的口号，做过一些不适当的估计，但动员领导和群众关心与支持档案事业的热情都是少见的。举办展览、开办培训班、建立档案科学研究所、编教材、写文章、著书立说等工作，为档案管理学的创建，提供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与实践源泉。
陈兆?主编的《档案管理学》的出版，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管理学著作的问世。其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体系。《档案管理学》的很初版本（共两版七次印刷）共分九章，有17.5万字。其中既有基础理论（如章“档案”、第二章“档案工作概述”），又有档案管理原则与方法（如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与利用），还有档案馆（室）对资料与实物材料的管理。这种结构与体系是符合20世纪60年代我国档案工作实际情况的，而且这种结构与体系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档案工作丰富的实践、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
第二，与《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Т.А.别洛夫等编）于1959年1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苏联当时比较完整的档案管理学方面的著作。它对我国档案管理学的建设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三年后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管理学》借鉴了如下几点:
（1）文件材料补充的原则与方法，对档案的收集有启发意义。
（2）全宗文件材料的系统整理与科学整理、文件材料价值的鉴定、文件材料的编目、文件材料的登记和检查等，对档案整理、鉴定、统计章节的形成有借鉴作用。
（3）档案馆参考工具与参考资料、文件材料的利用，对档案检索工具的编制和利用工作的开展有参考价值。
这两部著作的区别在于以下方面:
（1）《档案管理学》言简意赅，内容集中明确，结构合理，逻辑性强。而《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除档案管理的原则与方法外，还包括技术档案，影片、照片、录音档案，文件的缩微复制，档案馆的房屋与设备，对档案馆的指导与检查等，内容庞杂，面面俱到，几乎包括了档案学所有分支学科的内容。相比之下，《档案管理学》内容单一，问题明确，使读者易于了解与实施。
（2）《档案管理学》通俗易懂，反映了我国档案工作的实际。该书作者从我国档案工作实际情况出发，把《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中的“文件材料存量与状况的登记和检查”改为“档案登记与统计”，并补充与完善了档案登记与统计的具体内容与方法。
（3）《档案管理学》理论部分有一定比重。该书对档案具体工作方法能升华到理论高度，如“档案及其形成”“档案工作性质”“档案整理工作原则”“鉴定档案价值的原则”“档案利用工作概述”“档案统计的一般原理”等。相比之下，《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具体业务方式方法交代多，理论概括较少。正如吴宝康所指出的那样：“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不怎么注重，某些理论化了的问题有时比较简单生硬，有些技术方法搞得比较 烦琐和死板。”
当然，任何事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一开始就很完善，尤其是像档案管理学这样一门新兴学科，肯定还有不足之处。尽管如此，在“”前仅仅作为档案学的分支学科――档案管理学，对丰富档案学、对档案管理工作的指导与参考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二、档案管理学的发展与现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40多年中，档案工作虽然也走过一些弯路，但经过恢复、整顿，目前已取得较大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档案工作发展的黄金时期，档案管理学研究出现了繁荣景象。陈兆?著的《档案管理学》1979年经局部删改，1980年1月再版；1982年9月和宝荣、陈兆?编著的《档案工作基本知识》由档案出版社出版；1986年5月和10月，邓绍兴、陈智为编著的《新编档案管理学》由档案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1988年5月，王德俊编著的《档案管理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1989年1月，邓绍兴、和宝荣主编的《档案管理学》作为高校文科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91年10月，何嘉荪主编的《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1年12月，赵嘉庆、张明福编著的《档案管理》由档案出版社出版；1996年6月，王秀文主编的《档案管理基础》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年3月，王向明主编的《文件与档案管理》由中国劳动出版社出版；1999年3月，郑文编著的《档案管理学原理》由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1999年12月，冯惠玲主编的《档案管理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2月，王云庆、苗壮编著的《现代档案管理学》由青岛出版社出版；2003年8月，杨红主编的《档案管理》由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7月，王立维、陈武英主编的《档案管理学简明教程》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4月，由陈兆?、和宝荣、王英玮主编的《档案管理学基础》（第三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至此，档案管理学的建设，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引进一些新思想、新概念。受靠前、国内研究环境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开始打破封闭，投入多元取向的激流中，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方法，甚至新的名词术语层出不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我们这些“保守”“僵化”的“实 用经验者”，在这股强大的冲击波面前，不能无动于衷，虽然谈不上“彻底革命”“重起炉灶”，但还是“吸取了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以及情报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使《档案管理学》编写的指导思想更为明确:“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总结我国档案工作的实践经验，根据中国档案事业的特点和档案管理学的特点，吸取相关学科的成果和借鉴外国档案学的理论和方法，力求使其理论性和实用性同步提高。”其 具体表现为在新思想、新观念指导下，形成并使用了一批新的概念，并给予较为明确的定义。如档案的情报价值与凭证价值、档案用户、档案柜用率、档案主题标引与分类标引、档案咨询、机读文件、档案信息的输入和输出等。上述这些，都是1962年版《档案管理学》中所不曾有过的新概念。引进这些名词术语，并不是赶时髦，而是档案管理学 从恢复到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二，在固有的基础上有所更新。从《新编档案管理学》《档案管理学基础》到高校文科教材《档案管理学》，档案管理学固守着“档案管理”这一学科概念，坚持“研究档案信息系统运行的规律，阐述档案管理的一般原理、技术和方法”。近些年出版的一些档案管理学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研究对档案的管理问题，而且骨干部分仍然是 “六个环节”或“八个环节”（在原有六个环节基础上，增加“检索”与“编研”两个环节）。正如方荣评介《档案管理学基础》所说的那样:“如果说是‘固守’的话，那也是不能不固守的。因为他们毕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管理学理论体系。这个从无到有的努力过程是新中国档案学理论工作者难以磨灭的功绩和贡献，并占据了中国档案管理学理论发展的几十年历史，对此，轻易否定并不难，但结果却割断了历史。”“《档案管理学》反映并指导了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管理的体系和实践。要不理睬它，那就等于无视我国档案管理工作的客观事实，新的理论就难以在实践中驻足。比如说‘六个环节’，不管它怎样显得‘老生常谈’但在实际的档案工作中，有谁能说这六个环节可以 全部或部分不要呢?”“固守并不等于保守，不等于不能在原有基础上予以修改、补充和发展。恰恰相反，在传统的档案管理学理论基础上，加以更新与改造，使之更臻于完善，这也是我们档案教育与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心愿。”近些年“一批档案工作者，尤其是一些勇于探索的中青年，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恢复，而是大胆广泛地吸取国内外新兴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一些新观念，也被引进古老的档案学。他们试图用新的科学理论、概念和方法，来解释档案工作的现象，来揭示档案工作规律，在新的科学基础上，创立新的档案学理论体系。”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振奋的局面，长江后浪推前浪，中国档案学的发展与提高的重任正是落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勇于探索与追求，使原来比较冷寂的档案学界，吹来阵阵清风，掀起道道涟漪，使人觉得档案学在百花园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不可小视。
受这种改革新风的影响，近些年出版的档案管理学著作至少有如下几点更新:
1.档案管理学的性质和对象更加明确
有关档案与档案工作的一些基本问题不再属于档案管理学的范畴，而档案管理学则成为档案学中一门应用学科，主要研究档案管理的应用原理以及档案管理的原则、技术和方法。总的来讲，它是研究档案信息资源系统运行的规律性。具体来讲，它研究档案馆馆藏建设、档案的日常管理、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基本内容也比过去充实，分为五部分：（1）以档案收集为重点的档案馆（室）藏建设；（2）档案的日常管理、整理、鉴定、保管的业务原则、技术与方法；（3）档案的检索与编研；（4）档案的利用服务；（5）档案的综合管理与组织。
2.与有关学科的界限比较清楚
档案管理学在界定与其他学科关系时，抓住了本学科所要解决的特殊矛盾，既不彼此 “挖墙脚”，又要合理地衔接与不可避免地交错。同时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应该遵循档案学 整体优化原则。档案管理学的建设不能只顾自己“丰富而美丽”，而不管档案学学科总体建 设得如何。“根深才能苗壮”，事实证明，不顾总体目标，甚至以削弱或破坏档案学整体功能为代价，片面追求本学科的局部优化，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为“每一种科学都是分析单个的运动形态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变的运动形态的，同时科学的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态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里”。
3.试图采用新理论作为本学科的方法论
经过修订的高校文科教材《档案管理学》的“绪论”中明确说明:“从档案管理学的方法论来说，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作为本学科的很高层次的方法论;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形式逻辑等作为本学科的一般方法论。”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高度发展，并日趋综合、交叉和渗透，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 些新的理论与方法，对档案管理学的深入研究，的确是注入了新的活力，进一步拓宽了档案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并且将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分别为档案信息的传输、控制与系统稳定，为研究档案信息的管理和组织提供了某些可取之处。因为档案是一个密集的信息源，它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档案信息。同时这些信息具有原始性与再生性，用信息论可以进一步揭示档案的信息属性，强调档案的现实功能，为档案工作从封闭性、半封闭性服务转向开放性服务奠定了理论基础。
档案管理甚至还可以用更新一点的理论――耗散结构论作为指导，因为档案管理必须通过档案信息的输入、加工（整理与鉴定）和输出（提供利用）与外界交换信息与能量，才能使自身达到有序的平衡状态。
所谓试图运用，也仅仅是一种主观愿望，能否运用得好，对于我们来讲，困难实在不小。在运用过程中，我们力求防止或避免生搬硬套。把新的理论引进档案管理学领域，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当然引进新的理论与方法，不可能期望一开始就十全十美。对新理论的运用，既不能“不屑一顾”，又不能过分拔高。前些年我们在讨论教材建设时，大家认为从档案管理学的角度谈论方法论的逻辑结构，可以分为如下三个层次: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这是构成科学方法的很高层次; 二是一般方法论，即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形式逻辑等，这是构成科学方法论的中等层次;三是档案管理学学科中有关的技术手段、操作方法等，这是构成科学方法论的大力度优惠层次。可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档案学研究仍是很高指导原则。
综上所述，档案管理学作为档案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与整个档案学一样，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创建与发展起来的。然而，它所走过的道路，既不能是“汹涌奔腾”那样不可一世，也不是“黄土地、高围墙”般故步自封，而是经历了许多困难与曲折后又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

三、“档案管理学”的学科类型、定位与特点
档案管理学是以档案管理活动及其运动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和条件所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把档案学与档案管理学混为一谈，甚至以档案管理学代替档案学。当然，在研究档案管理学时，自然要涉及档案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但从学科属性上看，档案管理学只是档案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为此，1985年8月国家教委和国家档案局在成都召开的全国档案专业教育改革座谈会上正式确定把“档案学概论”从“档案管理学”中分离出来，作为高校档案专业的一门独立的基础理论课。简言之，从宏观上和理论上探讨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学科体系及其基本规律的学科称为“档案学概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档案室和档案馆的档案管理活动进行应用性研究的学科称为“档案管理学”。
（一）“档案管理学”的学科类型
“档案管理学”的学科类型主要分为以下四种:
（1）文书档案或普通档案管理学。即主要研究机关、团体和企*单位在党、政事务活动中产生的，由通用文件转化而来的档案的管理原理、原则、技术和方法的管理学。
（2）科技档案管理学。即研究在自然科学研究、生产技术、基本建设等活动中形成的，由科学技术文件材料转化而来的档案的管理原理、原则、技术和方法的管理学。
（3）专门档案管理学。即研究在专门业务活动中形成的，具有特殊内容或形式的文件材料转化而来的档案的管理原理、原则、技术和方法的管理学。
（4）综合性档案管理学。即研究档案管理的一般原理、原则、技术和方法的管理学。它涉及文书档案、人事档案、会计档案、声像档案、电子档案等不同种类和各种载体档案的管理。
（二）“档案管理学”的学科定位
档案学是以档案及档案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各门系统性专业知识体系的总称，是社会科学领域中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档案管理学”的特点是以档案管理的全过程为研究对象，其更偏重于对档案管理纵向的、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它虽然与“档案编纂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有一定联系，但它们之间也有区别。在“档案管理学”中，“档案编研”和“档案保管”仅是作为其课程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而“中国档案史”与“外国档案管理”和“档案管理学”虽然也有一定的联系，但它们是从史学的角度去设置的。因此，“档案管理学”在教学计划中一般都作为以上课程的前置课程，在档案学专业整个教学过程中，它起着一种奠基性的作用，具有比较重要的学科地位。
（三）“档案管理学”的学科特点
作为档案学专业的一门基础学科，档案管理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统一。档案管理学是一门研究如何运用科学的原理、原则、技术、方法和手段管理档案，并使之有效地服务于社会的应用性学科，它所研究的问题都是档案管理实践中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而它通过科学研究所提出的档案管理的原理、原则等，又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所以，它是集理论性与应用性于一身的基础性学科。
（2）综合性与专业性的统一。档案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它广泛地运用了文书学、管理学、心理学、逻辑学、统计学、信息学和系统科学等许多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来研究档案管理问题。但它又是一门有着独立的研究对象、专业范畴和一定体系的学科。所以它是一门综合性和专业性相统一的学科。
（3）社会性与服务性的统一。档案管理学是研究档案馆（室）对档案进行有效管理规律的学科，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服务性。一方面，档案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产物，是社会性的重要信息，所以，档案管理学要按照社会活动的联系性，如机构、组织、个人和时间、空间、内容、形式、价值等，来揭示档案管理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档案管理学又要面向社会实践把管理有序的档案输送出去，为社会各方面的利用需要服务。因此，它是集社会性和服务性于一身的一门学科。
学习档案管理学要坚持如下原则:从我国国情出发，重视总结我国历史和现实的经 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倡导实事求是的科学批判精神。 在学习档案管理学时，应掌握如下具体方法:
1.历史研究法
点是从前人留下的大量资料中，研究前人在档案管理中的经验与教训，找出档案管理的规律。
2.调查研究法
在现实的档案管理活动中，通过观察、调查、试验、实践、了解和掌握手材料，并对之进行归纳、分析、综合，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
3.比较研究法
挑选有代表性的档案管理事例，研究不同的档案管理思想、理论、模式、方法和技术，在比较中找出其优劣，进行借鉴或归纳出能够普遍运用的规律来。
4.案例研究法
主要通过对正反两方面的案例研究，尽量多地把握不同情况下处理问题的不同手段， 从而提品质案管理的能力。
5.理论研究法
主要是研究理论工作者的学术著作，继承他人已经总结出的经验，从而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种方法必须与上述方法结合起来运用，否则容易脱离实际，陷入空泛。

四、我国档案管理学的研究成果与本书构想
我国档案管理学的现状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近几十年来，该学科有了长足的发展，有些理论与方法更加成熟与完善;忧的是该学科并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尤其在21世纪当电子文件大量出现并形成档案之后，档案学的理论与实践相对滞后，面对档案管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显得束手无策。档案管理学，从比较理想的角度看，它的研究范围与内容似乎应涉及所有门类的档案的管理问题，但严酷的现实却是档案的门类极其繁多而且杂乱，各门类档案不仅在形成规律、形式、内容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而且在具体的管理方法上差异较大，各有其特殊要求和专门的技术方法。所以现在的档案管理学尚无法将所有门类档案的管理全部纳入其研究范围之内，形成一种涉及所有档案门类即广义的档案管理学，而只能在传统的、以公务活动档案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基础上，适当拓展其涉及的范围与领域，并在这种继承与发展中去不断补充与完善。
我国目前档案管理学的研究成果大致有三种具体表现形式:一种是直接用于指导档案工作实践的普及性知识读物，亦可称作工作用书;另一种是在档案专业教育中使用的专业教科书，即教材;再一种是侧重于理论探讨的学术专著。上述三种形式虽然都是对档案及档案管理问题进行研究、探讨、阐述，但具体内容和研究角度明显不同，各有侧重。其中教科书，尤其是高校文科教材，其作用更为突出，从一定意义上来看，它代表着档案管理学这一学科研究的总体水平。
我国目前已正式出版并在教学实践中使用的各种档案管理学教科书，在对学科内容的 具体表述上有两种方式:一是集档案与档案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的管理方法、技术于一身的档案管理学;二是基本理论和管理方法、技术分别自成体系，形成两本教材，一本为《档案学概论》，另一本为《档案管理学》。本书作为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属于第二种方式。从近年来档案专业教育实践来看，这种方式存在着理论与方法相分离的问题。为了弥补这种缺陷，本书在近些年档案管理学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在不改变目前档案学学科基本格局、体系的前提下，对档案管理学的内容及表述进行了一些局部的调整与改进。这种调整与改进主要有两点:一是在传授方法与技术的叙述中，力求加强其理论性;二是在专门讲述方法、技术各章节之前，设绪言与每编概论，对学科基本情况和档案管理的基本理论以及每编各章节的主要内容作专门介绍与阐述，以弥补理论与方法分离之不足。
本书的内容主要由以下五个基本部分构成：绪论，介绍档案管理学的历史与现状并阐述档案管理的基本理论；编，档案实体管理，即对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等实体管理的一般方法与技术，档案管理活动的专项内容（即过程）按顺序展开介绍；第二编，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即对档案资源开发的基本原理、原则、方法与技术，以及档案检索、档案提供利用、档案编研等作系统论述；第三编，专门档案管理，即介绍与阐述几种具有普遍性的专门档案、新型载体档案的管理的一般原理和方法与技术；第四编，档案信息化，即对电子文件、档案数字化等问题作系统介绍与阐述，并针对目前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提出应对措施。

节选

作者简介

王英玮，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档案学基本理论、档案管理应用理论、专门档案管理、公司档案治理、信息管理基础理论等。著有《档案文化论》《知识经济时代档案部门的生存与发展策略》《档案管理学》《档案学概论》等。陈智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资深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档案管理应用理论、档案社会学、档案行政学。刘越男，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主要研究领域是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馆、信息资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