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当无意识在场

1348年，鼠疫在佛罗伦萨，在这个意大利所有城市当中*美丽的城市里蔓延。几年前，这一灾难就曾在东方的土地上造成影响，在那里，它夺取的生命之多令人心惊胆战。接着，灾难扩散到部分欧洲大陆。毫无疑问，是我们的罪孽将它招至我们的城市。尽管官员们保持着警觉，它还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四处蔓延。
我们已经遗忘了。对我们来说，这场瘟疫只不过是个机遇，几个年轻男女借机把他们自己关在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堡里，待了十天，并且在那里轮流讲故事，那些故事有些还有伤风化，这是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谈》中告诉我们的。同样的，1665年在伦敦出现的传染病也不过是成就了丹尼尔·笛福，令他在《鲁滨逊漂流记》之后，出版了又一部备受欢迎的作品《瘟疫年纪事》。
《瘟疫年纪事》一书的内容今天格外地引起我们的共鸣。逃离城市或是居家隔离预示了我们在 2020年的行为，比如，物资的储备、购买食物时采取的预防措施，以及怕被无症状感染者传染的担心。同样的，统计患病人数，监控传染病在各个街区的传播，随着人们离开城市，疾病在全国各地扩散，还有市政长官颁布法令——封闭住宅、征调外科医生、隔离病人、支援经济和制止物价飞涨，这些昔日之事都在当下重现。
我们已经不再像薄伽丘那样，认为是我们的罪孽招致疾病；也不再像丹尼尔·笛福那样，相信即便“起源和传播是自然现象”，瘟疫却仍属于乐于借助自然法则来施展的神的力量。然而，也许我们对于科学和技术能够战胜这些危险又太过乐观。传染病不再满足于做尚·乔诺（JeanGiono）讲述的英雄历险故事里的背景，或是阿尔贝·加缪所使用的精妙的隐喻。从今以后，在鼠疫和霍乱之间，还有一个新冠肺炎。
为了预防新冠肺炎，待在房子里的命令被下达。正如每一次，在短篇小说、故事、奇遇记、长篇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房子是一个避难所。它充分体现了它*初的功能，即新生儿从母亲的怀抱来到摇篮时，在他出生的那个房子的墙壁，那些或真实或梦中的墙壁变得熟悉时，他所发现的那个功能。再晚些时候，房子成为他可以进进出出的地方。他征服了房间中不同的空间，有私密的，也有共享的；他在这里重新找到自己的身体形象，他和他人关系的风格。这是我们带在自己身上的“房子”，它和我们所居住的房子——*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和亲人一起居住的那个房子，结合在一起。和他们一起，我们生活在那些讲述着自己故事的墙壁之间，我们共用着这些人或那些人安置的家具，房子的装饰有时带着过往居住者的痕迹，所有这些造就了一个房子的灵魂，也就是我们所居住的建筑的无意识。隔离，是那些*古老的建筑面临的新的波澜，是新建筑前所未有的体验，隔离几乎不会打乱房子的结构，而是让其经受考验。
房子是一个避难所。然而，避难所不是只有一种色彩，也不是只登录（inscrit）在一种转移的关系里。如果要用精神分析的语言来说的话，这取决于它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一个孩子是被送回自己的房间，还是他决定到房间里去，这是两码事。禁止他走出房间是一种惩罚。在 2020年法国居家隔离期间，出门前要填写的特殊情况外出证明就像是家长写的解释条一样。通常情况下，跨出大门这个动作由居民们自己控制，只要乐意，他们就可以去外面，或是选择让谁进入家里。而现在，这服从于一个他们不能控制的规定，即使他们是接受和理解它的。大门是关上的。避难所是封闭的。禁令在主宰着。对房子的管控发生了变化。
除非生活在修道院里，或者受到监狱或医院的限制，居住在一个地方并不意味着离群索居。房子是开放的，而且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日常生活是发生在房子以外的。家猫有时都会因为人类总是出现在它们的空间里而感到不满。它们得像在它们旁边的男男女女那样，学会共享住所。因此，居住者们采用了一整套的房子居住策略。包括对不同空间的享用时间上的分配，以及家务活的分配——采购和储存食品、维持居住和生活的必需品，还要在能够去餐馆和食堂吃饭前去做自己从来没做过的饭。人们要进行无数的选择和决策，才能在接受他人自恋部分的同时，减少冲突的产生，因为似乎对于任何人来说，有些自恋的部分是不能让步的。
房子从未被察觉的特质被揭示：这些特质令长期同住者变得自在舒坦或是举步维艰；但对一个主体来说，这也是房子所代表的东西，即他居住在房子里的方式和房子萦绕 1在他身上的方式。一个建筑物实实在在的结构，与它在想象中的构造相互交织，就构成了我所谓的房子的无意识。它是每个人特有的，也是彼此共享的；而且我们知道，它越是能够被分享，生活在房子里才会越容易。于是，某些这样的调整就显得必要。这些调整既包括对房间的使用，家具的布置，也包括对居住本身的呈现。猫也学会了在白天与人类分享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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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忆起他们的**个房子。这是位于城中一栋老房子里的某种单间公寓，在他心中，这是*美的宫殿。小板凳上的纸箱就是一个华丽的书柜，一张由遥远的旅行带回来的火红的毛毯改造了床，一幅眼花缭乱的海报点亮了有些暗淡的墙壁。他们搬离了学生宿舍，开始同居。他们不再需要遵守大学城里的规矩，合租的那些限制、父母的目光，都消失了。从今以后，他俩都可以说“我在我家里”，而且他们可以一起向朋友们宣告：“我们在我们的家里。”他们可以任意地进去、出来、吃饭、工作、睡觉、相爱。
房子起着包裹作用。她是保护者，她也容许互相交流。我们可以选择让谁进入，入室盗窃是侵犯。在梦中，她经常代表着我们的身体。“墙壁完全平滑的房子代表男人的身体；相反，那些带有可以站上去的突出部分和阳台的房子代表女人。” 弗洛伊德说道。弗洛伊德还补充，这一点可以被这句德语里的俗语证明：如果一个女人的胸部很丰满，人们会说，她有人们能站上去的东西。这种表达在法语里更加露骨，而这在今天已是完全不得当的：“阳台上的人好多啊！”
然而，房子是被分享的。阿科玛，一个来访者讲述了他对安家的回忆。在讲述的同时，他也想起了和他一起组成家庭的一个年轻女人。除非过着隐居的生活，人们在自己的住所里从来不是一个人。房子包含了住在房子里面的人，至少蕴含着那些在这里生活过的人所留下的回忆；房子的灵魂就是这样形成的。居住在房子里的人们，他们的欲望，不论是显而易见的还是悄无声息的，都在相互遇见、相互交织、相互对立；房子的无意识就这样产生了。
房子是一个避难所，但它也保持着某种神秘感。一块地板裂开，也许是因为一个鬼魂从这里经过；一个消失已久的物件重新被找到，也许代表着过去的种种要卷土重来。小拇指以为他找到了一个庇护所，实际上他来到的是吃人妖怪的家；而小红帽拔掉外婆门上的销钉，拉开门闩的时候，她彻底上当受骗了。我们居住在房子里，和我们居住在自己的身体里并且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样的。我们带着信仰、忧虑、快乐，以及全部的过去和对未来的期望。如果说房子有灵魂，有无意识，那是因为男人和女人在不停地建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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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1920年间开始，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起住在家庭公寓里的是三个女人：他的妻子，玛莎；他*小的女儿，安娜；他的小姨子，米娜。米娜的未婚夫在 1886年去世了。在知道自己生病以后，他就退了婚；但米娜并没有借着自由之身去建立新的关系，她隔三岔五地做一些陪侍女伴的工作。1895年她来姐姐家住了几个月，来年就在此定居了。米娜姨妈的房间与弗洛伊德夫妇的房间是相通的，没有独立的入口，要进去就得从玛莎和弗洛伊德的房间穿过。这一点再加上弗洛伊德和小姨子之间的融洽关系，以及他们曾结伴出游，还在同一个旅店一起度过几个夜晚——至于发生了什么，我们是一无所知的——这些，在弗洛伊德去世之后，不可避免地滋生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传闻。在这些传闻里，弗洛伊德的所作所为就像是他所谴责的、原始部落里霸占着所有女人并且对她们为所欲为的父亲。老房就有旧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即使我们认为这个原始父亲的神话有那么一丁点儿现实性，贝尔格斯街 19号的户型图也不是弗洛伊德自己设计的！再说，关键在于，没有过道的旧式建筑不是什么传说中吃人妖魔藏身的洞窟。过道和各种各样的隔间并没有带来新的根本上的禁止，它们只不过是使独立成为可能，让隐私得到了允许，而隐私在精神分析家的工作室里，占据着重要位置。让房间关上门的，是私人生活的创立，并不是对纵欲的禁止，更不是那些进行恶语中伤的人们幻想的狂欢的终结。“从一连串房间穿过的梦是一种妓院梦，或是后宫梦。”
一连串的房间，弗洛伊德家里肯定是有的。在这个维也纳的住宅里，好几个房间连在一起，而且是相通的，但要说它是妓院或是后宫，却必然不是。弗洛伊德家的房子没有这样的一种风格。公寓的私人部分就像我们能够从 1938年的照片中看到的，从这些人或那些人的追忆中、信件中、已出版的回忆录中读到的那样，显得舒适而平凡。几把扶手椅，一些桌子椅子，彩色的墙纸，还有一些小桌布和小摆件，这些对于马格利特安置“女巨人”以及创作《不可能的企图》的客厅来说并不显得突兀。那些诱惑的女郎，“镜前的维纳斯”“裸体的玛哈”，甚至是“着衣的玛哈”，在这里没有容身之处。我们并非处于一幅超现实的画作中。 这样的梦与幻想，是要在其他地方发生的。
“你真的相信有一天，在这栋房子上会挂起一块大理石板，上面写着：‘在这里，梦的秘密于 1895年 7月 24日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医生揭开了它的面纱’吗？”不过，信中提到的房子并不是维也纳的公寓，而是美景城堡，它有一点像维也纳的美景宫，不过要小得多，也简约得多，它建在城北的一座山丘上。“这栋房子本是作为一个休闲场所建的。它有一些用以休闲的房间，这些房间超乎寻常的高，就像大厅一样。” 在弗洛伊德对打针进行的联想中，又出现了他每天一边爬楼梯一边吐痰，去为一位老夫人打针的事情；但是打针这一医疗操作偏离了它的功能，占据着一个象征的位置——注射尤其可引申为能够满足年轻的寡妇伊玛的东西，也是致使玛莎怀孕的东西。“尽管我没有讲出所有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想法，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弗洛伊德在几年之后又澄清道。
有时，在太过于习以为常的环境中是很难有所发现的。1895年，弗洛伊德医生的办公室还设在他的家庭公寓里面。美景城堡却是不一样的房子，它“本是用于举行宴会和招待会的”。梦和幻想属于这个地方，就像人们可以想象到的那些化装舞会、晚会，以及其间那些扣人心弦或虚情假意的话语，那些出其不意的邂逅；人们不用在乎这栋建筑及其声誉会因此遭到破坏。人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幻想注射器的多重功能，把玩它的用途，而不至于毁掉医学。毋庸置疑，从神经科门诊室到精神分析工作室的跨越，需要这样的把玩，需要一个无境之地来转达。此无境之地，我们不曾居住，亦未锚定。
之后，当对梦的秘密的揭示在科学界有所建树之后，精神分析家的工作室就变成了一个明确的空间了；甚至它本身对于治疗的展开就是有用的。我不知道 1908年弗洛伊德的工作室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确定有没有人对其有过清晰的描述，但就我们所知，他的古玩收集从很早就开始了，从后来运到他伦敦家里的古玩数量，能够看出他的收集规模。各式各样的小雕塑、瓶瓶罐罐占据着此地，赋予了这个地方独特的灵魂，这与公寓的其他司空见惯的装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是整个的人类际遇，它凸显在一些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或是苏美尔、埃及、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物件上；那里是家庭生活，橱窗里摆着他们的纪念品，相框里放着他们的照片，花瓶里插着他们的鲜花。空间相互区分是有必要的。来访者的辞说、他的生活、他的梦、他的欲望、他的个人史，应该在人类历史之中，而不是在其他人的家庭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精神分析家的工作室里，所有房子的无意识都应该得到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