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共情

[精彩样章] 成为“好人”还是“坏人”，由你自己决定 一个世纪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脚下的大地是静止不动的。人们还认为，澳大利亚一直都是一座岛屿，巴西和塞内加尔则一直都位于大西洋的两端。在当时，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后来，阿尔弗雷德·魏格纳（Alfred Wegener）改变了这些观念。魏格纳既是一位冒险家，又是一位气象学家，这种身份组合并不常见。他曾经在欧洲乘坐气象追踪热气球参加空中耐久比赛，并以超过两天的时间打破当时的世界纪录。他还曾徒步穿越格陵兰岛，在苔原上引爆炸弹，以测量冰盖的厚度。魏格纳死于一次探险，时年50岁。 在研究海底地图时，魏格纳注意到几块大陆可以互相补充，就像拼图一样。在给一位女性朋友的信中，他写道：“你不觉得南美洲的东海岸和非洲的西海岸非常契合，就像曾连接在一起一样？我想要探究这个想法。” 魏格纳还发现了其他谜团：非洲的平原上布满了古代冰川移动所留下的痕迹，可如果平原一直在赤道附近，怎么会留下这些痕迹？相同种类的蕨类植物和蜥蜴遍布智利、印度甚至南极洲，它们怎么可能被带到这么远的地方？ 当时的地质学家认为，曾经存在横跨海洋的古老大陆桥，所以不同大陆的生物得以交错共生。魏格纳对这一理论并不满意。在1915年出版的《海陆的起源》（The Origin of Continents and Oceans）一书中，魏格纳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观点：地球上的陆地曾经作为唯一的一块大陆连接在一起，即“泛大陆”（Pangea）。亿万年来，这块大陆逐渐分崩离析，*终成为人们熟知的六块大陆。大西洋比人们认为的还要年轻，并且面积还在不断扩大。过去曾比邻而居且共同进化的动物，漂流到了地球的不同角落。地球上的陆地在不知不觉中持续地移动着。 魏格纳的想法没有被轻易地接纳。当时的地质学家无情地嘲笑了他所提出的大陆漂移学说。魏格纳原本不是地质学领域中的一员，他们作为内行对魏格纳“厚颜无耻”地挑战其已建立的观念感到难以置信，并认为魏格纳的想法非常奇怪。魏格纳饱受嘲讽，有人甚至将大陆漂移学说描述为“患有移动地壳疾病和游荡的北极鼠疫的患者的胡言乱语”。也有人站在了魏格纳这边，形成了一个地质学“活动论”小阵营，但传统的“固定论”阵营成功地捍卫了大陆桥固定学说。正如《地质学刊》（Journal of Geology）的编辑罗林·钱伯林（Rollin Chamberlin）所说：“如果要相信魏格纳的假说，那么我们必须忘记过去70年来所学到的一切并重新开始。”到魏格纳去世时，他的理论已然被扔进科学史的垃圾箱中。 几十年后，科学家发现了大陆构造板块，这些板块比熔岩流塑造的大陆还要大。北美板块和欧亚板块彼此远离的速度大约与人的指甲生长的速度一样。魏格纳，这位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想法的“科学局外人”，*终被证明是对的。地质学得以重写，地质学家们则承认，即使貌似静止的事物也能移动。 大脑会随经验、选择和习惯变化 如今，人们承认地球和天空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这一事实，但对自身的认知却十分僵化。即使人们变老了，骨头僵硬了，头发变白了，本质终究保持不变。不过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这种本质的认识已发生了变化。过去，神学家认为它存在于永恒的人类灵魂之中，世俗哲学家则认为它是人天生的品格和美德。到了现代，人类的本质已经变得彻底生物化，人们认为它根植于基因，并被编码进身体之中。 无论人性存在于何处，人们通常都认为它是恒常的、无法改变的。我将这种信念称为“心理固定论”，它是以地质学家曾经看待地球大陆的方式来看待人类的。心理固定论能令人感到舒适，它意味着人们可以了解他人，也可以了解自己。但它同时也存在局限，就像认为欺骗者总在欺骗他人，说谎者总在撒谎一样。 19世纪曾出现过一门“科学”，即颅相学，它认为，每一种心理机能都能找到对应的神经区域。颅相学家用卡尺测量人颅骨上的隆起和凹陷，以此确定人的仁慈程度或责任心。这种故步自封的态度对维护当时盛行的社会等级制度很有用。例如，颅相学家查尔斯·考德威尔（Charles Caldwell）在走访了美国南部后认为，非裔美国人的大脑决定了他们天生要被征服。还有些专家则利用所谓的“生物学真理”来论证女性不值得接受教育，穷人一贫如洗有充分的理由，罪犯则永远不可能改过自新。目前，颅相学作为一门“科学”虽然已经破败，但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仍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到了20世纪初，神经科学虽然已经超越了颅相学，但其中仍存在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即认为人的机体作用方式是固定不变的。研究人员都知道，人脑在整个童年时期都在进行跨越式发展：不仅仅是在成长，同时也在重塑成为一个令人惊叹且错综复杂的结构。之后，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的发展似乎停滞了。神经科学家利用现有的种种工具都无法发现人成年后大脑的任何变化。这一发现与流行的人性观相吻合，并成了教条。科学家相信伤口会愈合，但由脑震荡、衰老等造成的神经元损伤永远不能修复。 此描述道：“在成人的大脑中枢中，神经通路是固定的、停滞的、不可改变的。一切都可能凋零，没有什么可以再生。如果有可能的话，未来的科学应该改变这一严酷的法则。” 其实，科学不需要改变这一法则，只需要意识到它是错误的即可。大约在30年前，科学家通过对鸣禽进行研究，首次发现了表明该法则错误的现象：每年春天，雄性雀类都会学习新曲调来吸引潜在的伴侣。科学家还发现，这些鸟在积累自己“保留剧目”的同时，每天还会产生数千个新的脑细胞。多年来，研究人员在成年大鼠、鼩鼱和猴子身上都发现了新的神经元。 然而，怀疑论者仍然怀疑成年人能否长出“新大脑”。后来，美苏“冷战”出人意料地成了研究的突破点。在美苏冷战早期，各国都会定期进行核武器试验。而在1963 年签署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后，核试验停止了。因此，由核爆炸产生的碳的放射性同位素碳-14，其含量先是飙升，而后迅速下降。碳-14会被动植物吸收，由此进入食物链，出现在人们新产生的细胞中。柯丝蒂·斯波尔丁（Kirsty Spalding）等神经科学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借鉴考古学家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方法，斯波尔丁对神经元的碳-14水平进行了测定，以明确它们产生的时间。令她感到惊讶的是，她发现，人在一生中都会产生新的神经元。 换句话说，大脑根本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发生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并不是随机的。研究人员利用磁共振成像经过反复验证，*终得出结论：人们的经验、选择和习惯共同塑造了大脑。例如，当人们学会演奏弦乐器或变戏法时，大脑中与控制双手相关的区域会扩大。而当人们长期感到有压力或患有抑郁症时，大脑中与记忆和情绪相关的区域会萎缩。 这些年来，心理固定论还出现了其他漏洞。科学家越寻求固定不变的人性，他们能得到的支持性证就越少。以智力为例，高尔顿曾声称，智力是与生俱来的，无法改变。但在1987年，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趋势：在过去的40年中，美国人的智商分数飙升了14分。在此后的几年里，其他研究人员在世界各地也发现了类似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同一家族的几代人，智力水平也会发生变化。这种转变肯定不是源于基因，而是反映了新的选择和习惯，如营养或教育等变化。与此相一致的是，较富裕家庭收养的贫困儿童的智商分数提高了10分以上。而在对60多万人进行的一项分析中，心理学家发现，每完成一年的学校教育，人的智商分数会提高大约1分，而且这种影响会持续终身。 此外，人格变化也比人们意识到的要显著。离家后，成年人会变得更加神经质；结婚后，他们会变得更加内向；开始**份工作后，他们会变得更加尽职尽责。此外，人们也可以有意识改变自己的人格。通过心理治疗，人们会变得不那么神经质，也更外向、更认真；治疗结束后，这些变化至少会维持一年。人格并没有将人们“锁定”在特定的人生道路上，它也反映了人们做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