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博弈:美国如何将未来给予日本,又该如何索回

译者序 不确定的年代 一 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更准确地说，他**届任期所处的20 世纪80 年代前半段，是日美经贸关系的转折时期——美国从容忍来自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到通过贸易制裁扼制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进而挑战日本的产业政策和市场体制。 这一转变并非美国出于日本在经济总量上追赶的顾虑（按相对比重计，美国经济总量自马歇尔计划便开始下降）。尼克松1971 年8 月15日黄金—美元脱钩讲话之后，日元兑美元不断升值，以美元计价的日本GDP（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加，于1978 年突破1 万亿美元（现值美元），占美国当年GDP 的比重超过40%，占比达到战后*高水平；1980年之后，随着美元阶段性升值，这一比例又逐年下降；在1985 年9 月的广场会议之后，因日元兑美元再度升值，该比例转而走高，到1985年底上升到34%，不及1978 年的水平，更没有到70%（70% 要到1995年日元兑美元升破80 之后了）。包括本书作者普雷斯托维茨先生在内的一线谈判官员和美国产业界人士就美国产业所面临的威胁不断发出警示所产生影响的后续结果包括：美国政界和学界对日经贸问题的思想转变、美国对日本经贸政策的转变，以及更重要的，美国相应立法的加强，尤其是1988 年出台、影响至今的综合贸易法案，有研究者就将该法案视为美国自1934 年对等贸易法案之后的重大转向。 日美两国间的经贸摩擦可追溯至20 世纪50 年代后期，恰是美国通过开放本国市场拉动日本经济增长之初。迟至里根**届任期，两国间的贸易摩擦多聚焦于日本不断扩大的对美顺差，谈判内容是就贸易论贸易、如何通过贸易手段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冷战及美国政界和学界对本国经济实力和产业的自信，是决定这种谈判格局的主要因素。到20世纪80 年代初，对于不断上升的对美顺差，日方甚至比美方自己更担心由此在美国国内引发的不满。这些不满主要来自美国民间，原因简单——美国市场上日本商品份额的增加，导致了美国相关产业所在地的锈带化扩大、失业加剧。但美国产业工人的不满，*初并没有在美国政府那里带来他们预期的效果，即便有其代理人——国会议员参与了传播至今的砸日本电视、汽车等活动。在继续此前二十多年的谈判模式之余，出于对国内不满引发的国会保护主义的担忧，里根政府希望借助短期见效的手段，降低对外（日）贸易赤字，汇率调整因此被其第二任财政部长詹姆斯· 贝克选中，这迎合了日本的考虑，1985 年9 月22 日的广场会议应时而生。 二 广场会议是以贝克和沃尔克为代表的财政金融系统的努力，他们同本书作者所在的对外经贸系统几无交流，两个系统针对解决美国对外贸易失衡问题的策略也大相径庭。广场会议之前，作者所在经贸系统的力量已经逐渐加强，并主导了1986 年之后美国的对日经济政策走向。 普雷斯托维茨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营商多年，并以不同身份同日本政、产、学界打交道，自卡特政府时期即参与美日贸易谈判，历经三届美国政府，深谙日本文化，是深刻理解东亚模式的美国一线贸易官员代表，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美国本土，他是著名的知日派，被称为“日本通”；在日本，他则被视为美国对日经贸政策的“鹰派”，《日本经济新闻》甚至在头版称他为“造成日美经贸关系紧张的罪魁祸首”。当时，普雷斯托维茨比美国学界、军方和其他行政官员更清楚美日两国在国内、国际经贸政策上的巨大差异，即两国政府在产业发展中角色不同、两国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同；清楚这些差异给美国相关产业已经造成和即将造成的巨大威胁；清楚美国对日本不断攀升的贸易赤字，原因在美国人理解的贸易之外。在他所代表的群体看来，对付日本、免于被日本超越，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当为以对等为基础的政策和贸易关系、强化美国贸易立法和执法，这是两国间的制度和体制问题，非一日之策可以解决，广场会议仅仅是一个政策选项。 这些看法，迎合了美国民间的不满，同时得到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和摩托罗拉等美国大公司的认同，使普雷斯托维茨会同查莫斯· 约翰逊等另外三位专家一起，被称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上的“修正者”，进而成为改变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关键力量，也影响了美国后续的政策走向。本书英文原版甫一出版，即登上当年美国《商业周刊》年度十大畅销书书榜；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便让其内阁熟读本书。本书也有利于理解美国时下为什么实行强硬的对外贸易政策。 三 因为是作者亲历，所以涉及的产业历程和谈判细节尤其可读，比如，作为当年美日半导体谈判美方牵头人，普雷斯托维茨描述的半导体产业在两国的发展路径及两国谈判过程；貌似无关贸易事务却对贸易谈判有决定性作用的军方态度变化；以及日本谈判官员直言的“美国就像一头老狮子”对他这样的一线官员的影响等。 作者就对外贸易实务中美国相关各方（国会、国务院、白宫办公厅、商务部、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及财政部）间的信息壁垒、博弈甚至互相拆台的记录，颇有画面感，更有利于理清旁观者的认知。以广场会议为例，作者所在的商务部及贸易代表办公室从未参与，事前对会议安排更是一无所知。这同詹姆斯· 贝克的说法一致。贝克在其回忆录《努力工作，学习，远离政治！》（Work Hard，Study…and Keep out of Politics!）的后记里简短提及了广场会议的经过。他说，包括里根总统在内，美国共有8 人在1985 年9 月22 日会议召开前了解会议安排，这8 个人是：总统里根，白宫办公厅主任（唐纳德· 里甘），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及其高级助理，以及财政部里的四个人——理查德· 达曼、戴维· 马尔福德、负责公关事务的助理秘书玛格丽特· 塔特怀勒和贝克本人。没有美国时任贸易代表，更没有1985 年6 月即离任贸易副代表的莱特希泽。贝克在回忆录里提及，关于广场会议，船桥洋一先生的《管理美元》是非常好的记录。 四 20 世纪80 年代是世界的变革时期——两德即将统一、苏联快要解体、冷战走向尾声，这是美日经贸关系转变的重大国际背景。另一个重要背景是，美国主导的金融全球化开启，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华尔街话语权提升。当时，身为美联储主席的沃尔克倡导审慎和适度监管原则，这不受政府里的自由市场主义者欢迎。花旗银行前主席沃尔特· 里斯特森当时称沃尔克为“大妈”（big nanny）——“监管之手妄图干涉金融创新业者的每个尝试”。20 世纪90 年代之后，资本话语逐渐占据上风。资本全球化和金融创新，推动了信息产业的发展，这进一步助长了资本的力量。本书中，美国主导产业（包括IBM）在20 世纪80 年代曾发挥支持保护主义的角色，而今的信息产业则是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同时获得了资本的支持。在此期间，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员。 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不曾有根本性的改变（近80 年来的全球化主线是，全球经济对美国的依赖，依赖不同方式形成的美元溢出效应，或者是其居民消费，或者是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至今仍未出现可以替代美国的“火车头”），普雷斯托维茨在本书中谈到的问题和其焦虑，今天仍然存在。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参与者的增加、贸易和金融业体量的扩大，美国在30 多年后所面临的问题显然更多、更复杂。在国际贸易中，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但货币和信息及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大限度上实现了劳动力事实上的自由流动，或者说是资本希望的劳动力全球化参与方式：资本收获劳动力红利，却不承担或让渡了其需要承担的责任；全球化正是资本在全球寻找廉价劳动力和生产基地的过程。 就如同一家公司的营收不可能维持十几年、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总量也是如此，无论是日本还是引领日本经济腾飞的美国。事后看，里根之后老布什总统的亚洲政策（其间斯考克罗夫特在美亚间的穿梭），已经预示了全球经济新格局的出现。只是，当事者也没有预见到后续的发展和时下的局面。 在20 世纪80 年代，对于经济全球化，政府尚有拿捏的余地，或支持或抑制，均可见到效果。而今，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伴随以资本全球流动，历史上的拿捏余地，即便有，也极其逼仄。全球化红利越发向资本和技术集中。利益的盘错，使得即使是解决贸易失衡，其难度也远超20 世纪80 年代，断不是砸几台电视、烧几辆车可以化解的，不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其他经济体。 唯一确定的是，未来是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