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和阿连德

第七次交会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和前任总统的想法一样，阿连德也很希望聂鲁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聂鲁达在文学上所达到的高度已经让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毫无争议的人选之一，但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对一位杰出的作家的认可，还是对智利的国家形象和名誉的认可，对智利革命政府的认可。为了相似的目的，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曾在30年代后期与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合作，后来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也或多或少地帮助过聂鲁达。同样基于这个考虑，这位社会党的国家元首才会批准聂鲁达在欧洲的首都之一，像巴黎这样的地方担任大使，这让他能在欧洲这个“旧世界”的文化界和艺术界获得一定的曝光度和知名度。 这可能是一条通往胜利的路，因为曾经就有人这么走过。危地马拉人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在1966年受命担任驻法大使，第二年就受到了瑞典文学院的垂青。在政治上天性狡黠的阿连德不会没有考虑到这场策划的另一个关键角色——瑞典。阿连德派出路易斯?恩里克?德拉诺担任瑞典大使。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既是作家也是共产党员，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就和当时在马德里使馆效力的聂鲁达是很好的朋友。阿连德的安排在这时就体现出了作用——在1971年瑞典文学院公布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二十四小时前，身为大使的德拉诺就向圣地亚哥发出了一条信息，上面写道： 使馆得到的机密信息显示明日诺贝尔奖将颁给聂鲁达。信息未获确认，请诸位严格保密。 诗人急切地想要知道瑞典方面的决定是情有可原的，特别是这一年的结果预测和一波波的流言都指向他是*可靠的赢家，他想知道结果也是出于想给阿连德总统一个交代。因此在决定公布前几天，他鼓起勇气联系了他在瑞典文学院担任委员的朋友阿图尔?伦德奎斯特，要他帮个特别的忙：“我想求你一件事，如果今年的得主真是我，我希望比媒体早知道。萨尔瓦多?阿连德和我一起奋斗了这么久，我想**个告诉他。他会很高兴**个收到这个消息的。” 1971年10月21日一早，喜悦的时刻终于到来，诗人在巴黎直接向元首致电。阿连德当天也通过国家广播电台，不但表达了他对这个“非凡而重要的荣誉”及诗人所拥有的文学成就的肯定，而且借此机会邀请他到智利参加11月4日人民团结联盟政府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他补充说，“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和巴勃罗参与人民阵线的斗争，这次他获得这个荣誉，我更有理由为之感动”。 捍卫人民团结联盟政府 由于他的健康状况和他准备参加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以及工作上的紧急事务，聂鲁达无法如期回到智利。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972年，他的返乡之旅才成行。聂鲁达回到智利后，人们在国家体育馆为他举办了庆祝仪式。随后，他因为健康问题不得不回到黑岛的家中休息。他的病痛让他不得不辞去驻法大使的职务，还迫使他休息并接受治疗。尽管如此，只要一有可能，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维护他一直深深信任的阿连德总统的行政纲领。 1973年，也就是阿连德政府执政的第三年，智利进入了严重的财政紧缩时期。这一时期国内物资短缺，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智利政府受到来自反对派的各种各样的压力，社会因此动荡不安，暴力事件增多，工会瘫痪。在国际上，白宫方面也不断施加压力。此时已经是2月中旬，而对于反对派来说，即将于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至关重要，因为假如他们获得多数票，就能通过起诉罢免总统。在这样的情况下，聂鲁达决定重新回到公众视线去做他*擅长的工作——写诗、访谈、宣讲、向共产国际请求声援，让人们听到他的声音。他一鼓作气出版了诗集，为那个特别的政治事件创作了名为《鼓动刺杀尼克松并赞美智利革命》的诗作。他赞颂智利社会取得的成绩，赞美正在推行的改革进程，像是铜矿的环境修复、农业改革和银行国有化改革。他还指责了美国政府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评价美国总统是“两手沾满鲜血的总统”，是“种族屠杀的罪人”，他还揭露了美国在越南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中情局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秘密活动。 后来，他又为维护政府策划了其他的行动。随着矛盾愈加激化，聂鲁达通过广播和电视发出新的号召。这一次他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水门：你们说，是什么丑闻？》的评论文章。文章中，他再一次揭露了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问题。在他看来，美国国内爆出这样的丑闻一点也不令他感到奇怪。他在这篇文章中表达的看法与诗人此前在公开或私人场合表达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而这些观点也反映在上面提到的诗集中。 1973年5月底，他录制了电视讲话，主张捍卫政府、避免内战。6月，他还接受了采访，这也是他生前接受的*后几次采访之一。他在6月初接受访问时，曾借机向拉丁美洲所有知识分子发出号召，强调他的讲话“当然*重要的是为了唤醒群众，但也是为了唤醒知识分子，让他们知道我的国家发生了什么。我向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作家、艺术家发出呼吁。我们的形势相当严峻。我把智利比作沉默的越南，这里没有炸药，也没有炮弹。但除了汽油弹，他们动用了一切武器来对付智利。我们此刻面对的是一场未经宣战的战争……（在指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理查德?尼克松后，他强调了社会党领导人在智利社会正在经历的变化中发挥的领导作用。）拉丁美洲的人民很快就会意识到智利报业正在试图煽动一场反对政府的运动，阿连德总统和他的人民团结联盟政府勇敢地领导了一场事关国家变革的关键运动……我们的确可以骄傲地说，阿连德总统遵守政府纲领，没有丝毫违背当初对人民做出的承诺，出色地担当着人民领导者的角色。但是我们也面临着一些威胁……” *后，他指出他的立场众所周知，虽然他更喜欢谈论文化生活问题。诗人的语气让人想起他在《西班牙在我心中》这部诗集里的那些战斗心声：“智利现时的状况令人心碎，它影响了我的家庭，影响了我的工作。我别无选择，只能参加伟大的斗争。很多人会问：‘这要到什么时候！’为什么我还要谈论政治？现在我是不是应该安静一下？可能他们说的有道理，但我无法理直气壮地说，‘到此结束吧’。我本来已经可以退休了，可以回到我的宿营地。但是我没有宿营地，只有战场！” 黑岛会面 尽管背负着沉重繁冗的政治任务，又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阿连德总统还是三次抽空访问了诗人。**次会见是在1972年11月26日，阿连德乘坐的直升机降落在诗人黑岛家旁边的足球场上，他来到黑岛这个中部海岸温泉疗养地，自然也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 一位当事人回忆道：“1972年的一天早上，阿连德在瓦尔帕莱索办完新家落成的仪式以后，就打电话要我陪着他一起去见聂鲁达。很快电报就发来了，聂鲁达确实在家，我们乘上了直升机，中午就到了他家。玛蒂尔德招待了我们，巴勃罗打着领带，穿了三件套的西装，就坐在落地窗前的扶手椅上。他看起来有点病恹恹的，倒是酒兴不减，叫人去找了瓶上好的红酒一起喝。我们吃了海鲜煎饼和一些小点心。他们两个都非常健谈，聊得很愉快。这也是我*后一次看见他们在一起。（这位当事人还补充说）他们惺惺相惜，很信任对方。” 国家元首阿连德还告诉他，12月5日将会举办一个庆祝活动，庆祝诗人回国和前一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本人因为要去国外访问，不能参加。这或许将是诗人*后的几次公开露面之一。这次是朋友间的会面，但谈话的内容不久就转到诗人在巴黎大使馆的工作上来。他们讨论了智利外债谈判的情况、铜禁运的问题以及智利正在制定的策略。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次谈话是同年11月3日聂鲁达大使从巴黎给总统的那封内涵深刻、十分有价值的信件内容的延续。在信中，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聂鲁达大使联系实际分析了迄今为止在铜禁运和超额利润问题上所奉行的政策。 聂鲁达十分关心这件事，又考虑到他作为人民团结联盟政府驻法大使仍然有责在身，会面的同一天他向正在巴黎大使馆工作的朋友豪尔赫?爱德华兹发了一封信，信中没有明确表达他是否支持官方的说法，官方的说法是如果美国公司在20世纪开采智利铜矿时赚取了超额利润，那么一旦如美国人所要求的，智利为国有化改革支付赔偿，这一部分超额利润是需要扣除的。他告诉豪尔赫：“有趣的是阿连德今天吃午饭的时候和我谈起这个问题，说国防部长关于超额利润的提法一点道理都没有，倘若他说的没道理，我们更没戏了。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由于诗人的健康每况愈下，他逐渐降低了离开黑岛出外访问的频率。因此，1973年2月2日，阿连德总统来到中部海岸看望聂鲁达。这一次由他的妻子奥顿希娅?布希和他的空军副官罗伯托?桑切斯陪同。总统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欢迎，关切地询问了诗人的身体状况。和往常一样，寒暄过后他们又进入了政治话题，分析了即将在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人民团结联盟获胜的可能性。诗人向总统介绍了他将要出版的新书《鼓动刺杀尼克松并赞美智利革命》，并朗读了其中的段落。他认为这本书揭露和批判了美国政府干涉智利内政的问题，对于选举会有帮助。 据在场的人回忆，总统听了这些话深受触动，问诗人觉得在发表此言后还能否继续担任大使。聂鲁达当即借机告诉总统，他决定辞去大使职务。三天后他再次通过信件明确了他的请求：“我写此信是为了辞去近两年来我所担任的智利驻法大使一职。我在当初受此高职时，就曾向你表明我不想长时间远离故土。现在我又回到智利这片非凡的土地，我确信自己想永远留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