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历史

本书*早在1994年于“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丛书里出版，随后又在2007年再版，并得到一些补充。它取代了巴彦（Bayen）院长在1973年于同一系列丛书中出版的作品。实际上，他的书和斯蒂芬??德尔塞（Stephen d’Irsay）那年代更为久远的书（那时它们曾是关于这个主题仅有的法语作品），在被历史研究*近的发展所大大革新的领域中，都不再能够令人满意了。再次编辑面世的“我知道什么？”丛书唯一的野心就在于呈现一个对超过15年之久的既有结果做出的快速、但又必然暂时的小结。受限的形式迫使我们牺牲大部分细微差异——这些差异通常由经常是专题性的、有时是区域性的、但很少是国家性的领域的研究之阐述带来。尤其是丛书强制规定的页数迫使我们放弃去处理当代的诸多发展，而对此我们仍旧缺少判断所需的时间或距离。多亏已故的法国大学出版社社长米歇尔??普里让（Michel Prigent）的倡议，我们才于2010年的春天收到了使人高兴的提议，它把“我知道什么？”丛书的作品放到了“双轮战车”（Quadrige）丛书里（更少地受限于形式）。我们高兴地接受了这次提议，眼下的这部作品来自对这个提议的一次扩写。它使我们得以扩增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时期的讨论，并且也允许我们去整合许多关于其他时期的研究（而这些研究经常是以外语出版的，在法国则不是总能接触得到）。 这部作品的标题（我们忠实于它）需要做一下解释。大学从来都只是被呈现为人们更广泛地叫作高等教育（l’enseignement supérieur）的一部分。自从书写被发明以来，许多文明（古代的或者西欧以外的）都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创造了一种高等教育。其历史必然是值得研究的。由于决定跳出字面意义上的大学——因而让我们不要严格地限定于此——我们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步骤。如果人们同意给予大学这个词以“教师与学生被集合起来，以便保证确定数量学科的高水平教育的（或多或少）自治共同体”这样相对精确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个机构似乎就是一种西方文明的特殊创造（不含不妥当的欧洲中心主义）——它诞生于13世纪初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这个模式历经许许多多兴衰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尽管高等教育的形式持续发生变化和更替），并且从16世纪开始，尤其是19世纪和20世纪，遍布整个欧洲与所有大陆。这一模式成为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元素，非大学的机构，或者来自其他文化、宗教传统的机构都在某种程度上处在补充的位置，或者是多多少少被吹捧出的竞争的位置之中。因此，将大学的历史当作研究的特定对象在我们看来就不是完全抽象的，当然，条件是不把它从教育系统的整体历史中抽象化，更不必说把它从社会与国家的历史中抽象化。 大学机构的连续性（经常也是惯性）不应该遮蔽大学在数世纪中的深刻变化。对大学难以寻觅的定义的研究——它卡在了同义反复（“大学就是本身被命名为大学的东西”）与年代错乱（根据大学后来的进化去评判过往的大学）之中——因此应该让步于一种历时性的研究方式，它甚至是不连续的，但却要仅仅扎根于同普遍历史的宏大关联之中。这就是我们在这一卷中要做的事情——接连研究中世纪与近代的古老大学（首先是欧洲的）（由雅克??韦尔热编写的一到四章），然后是19世纪、20世纪以及21世纪初的大学（由克里斯托弗??夏尔勒编写的五到八章），这些时期的标志在于编制人员的快速增长、机构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国家分歧的爆发、研究与教育的联盟（根据国家与时期而不同程度地获得成功）。1945年之后的阶段（作者也曾是其见证者或参与者）更难加以综合理解。一方面，机构与编制人员（学生、教师、行政人员）变得呈函数增长；另一方面，应该将目光扩大到所有大陆和越来越多样的高等教育的替代形式（非大学的）上。我们应该尽量去推测框架（其结果还有待揭晓），也应该考虑“南方”国家的力量增长，或者考虑欧盟中正在进行的改革以及围绕“知识经济（économie du savoir）”的争论。历史学家（和大学教员）在此都不能完全从其独有的经历中抽身，也不能从其处境或信念中抽身，故而应该尤其在他面对大量从国家的、国际的机构中流露出来的用作辩护的话语或信息时保持警惕与批判性，因为他冒着（由于缺少从原始资料或者从社会学的、人种志的调查而来的基础研究）被“官方的”，尤其是党派观点所影响的危险。这是一段依旧“火热的”，但由于世界范围内分布仍然十分不均匀的智识自由，而并非人人皆可获知的历史，所带来的代价。 尽管有这些巨大的断裂，大学的历史、西方文化以及如今世界文化之历史的确定环节依然允许人们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智识遗产以及我们社会机能的一部分，因此还有文化模式与知识的循环。每个时代都应该解决从保存过去知识、从整合革新之物、从能力评价与欣赏标准的变化中诞生的困境。因此，对时间与地点的比较也许会让读者在历史的目光所提供的批判性距离的帮助下，对高等教育不确定的当下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