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采出发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 为了理解尼采哲学中的学说，我们必须反思尼采所认为的哲学本质。一旦我们理解尼采式哲学家的任务是什么，尼采哲学的意义就非常直截了当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哲学思考的历史维度，我们必须意识到，哲学不仅是抽象思维的普遍思想，而是从本质上领会了从柏拉图开始，到现在的欧洲思想的历史。 尼采通过学习成为一个古典文献学家。他在学生时代，学会欣赏希腊时期人类艺术的伟大。他*初明确的哲学思想来自于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尼采结束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文献学的教授生涯后，他的兴趣逐渐转向哲学。然而，这不是兴趣的变化，他对古希腊时期的迷恋从未减弱，但是这种迷恋从本质上影响了他的哲学思想。因此，当他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时，他对经典著作的兴趣总是来自于哲学。 尼采在1874年的文章中写道：“我不知道古典文学研究对时代的意义在哪里，如果说古典文学研究是不合时宜的—与时代相反，又作用于时代，那我们期望，这是为了另一个时代的到来。”（HAH8）正如所看到的文中甚至没有提到过去。按照尼采所说，简单积累对于过去事件的正确认识没有太多意义。如果说思考过去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它会对现在有所启发，从而改变我们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论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的开篇引用了德国诗人歌德的话，“我讨厌一切只能指导我，而不能帮助或促使我进步的能动性。” 在这篇文章中尼采说道： 也许几个世纪之后，有人会认为，所有德国的哲学思维将在古老的土壤中—重新连接希腊人，连接迄今为止*高贵的人类—逐渐重新发现它本身的尊严，至于对独创的、有着更高要求的德国人，所有自称的“独创”听起来卑劣可笑。（《权力意志》419页） 关于*高贵的人类，尼采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希腊人都是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而是说希腊人没有将整个人生看作是自由人类和事实世界的对立，而是认为它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尼采的许多早期作品都致力于理解这种不受现实世界所束缚的、更高形态的人。他的**本书《悲剧的诞生：源自音乐精神》，专门研究希腊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这两位希腊艺术神灵。视觉艺术之神阿波罗与音乐、幻想和酒之神狄俄尼索斯，这两位神开启了以希腊人对人生的理解为中心的经典悲剧舞台。同时期有很多文章和演说—《酒神精神的世界图像》《希腊音乐话剧》《苏格拉底和悲剧》《悲剧思想的诞生》，均写于1870年—之后，有未曾出版、但在今天更为出名的文章《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和《论真理和非道德的谎言》。要理解尼采关于希腊人是*高贵的人类的观点，我们接下来阅读《论真理和非道德的谎言》。 这篇文章的**部分，论证了事实和谎言两者关系的逆转。首先，我们一般倾向于认为，真理是简单纯粹的，而谎言则被看作是道德的问题。道德意义上的说谎总是建立在已经知道事实的基础上，同时也为了愚弄他人，获取优越感而说谎。在这个意义上，真理关乎事实，谎言属于道德考量的范围。然而，正如尼采所说，早在智力能发挥其说明真理的功能之前，智力*初的功能只是虚伪、欺骗、陷阱中的一个。事实上，只有随着社会的兴起，为了使现存社会中的成员更可靠，人才开始产生讲述真理的需求。因此我们并不是真的在寻求简单、纯粹的真理，而是寻求对所有事物的一致看法。在现代哲学中找到这个论点并不难。例如，现代思想的奠基人勒内·笛卡儿，我们可以发现关于世界经验和对事物的理解，确切的概念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它所针对的是不容置疑的，所有事物都要保持一致的必要性。为了找到这样的真理，这个人需要让每个人经验相同、感受相同、思想相同，直到人类世界被改造成一个无人能否定的、新创造的普遍现实形象。 因此，尼采说明了客观性是一种必然的共同价值，它从没有脱离权力的利用。如果大多数科学家同意某件事情，那么他们有权利、也有权力让其他人同意。如果某个科学家拒绝同意，那么就像20世纪的逻辑实证论者鲁道夫·卡尔纳普所认为的，这些科学家可以说他是色盲、是糟糕的观察者、是空想者，或者说，是一个说谎者、一个疯子）（《认知》3/180）。这个科学客观性的概念规定了一致同意的必要性，这对于尼采来说，该客观性没有发现关于世界的任何真相，但是对经验的标准化起到了作用。尼采后来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道：“每个人都想要一样的，每个人都等于其他人：谁的感觉不同，谁自动去精神病院。” 但这些观点与哲学的任务有什么关系？关于什么是真理，我们坚信是被证实的知识，这种确定性反过来又被理解为，是基于事实的知识的客观性。尼采想在这篇文章中说明我们的坚信站不住脚，而是另一种动机的结果。现代哲学家常常以自己调查的科学性质为荣。他们认为尼采的思想“仅仅只是文学”，是艺术。而他们所理解的艺术，是让事物不以它原本的样子呈现出来。艺术对现实说谎，而如果我们足够幸运，艺术则是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说谎。然而，正如尼采所说，科学将自身理解为建立事实真理，它属于道德的范围，但隐藏在这个道德规则之下的是谎言，也就是对现实的艺术歪曲。它是对现实的歪曲，使得现实以精确的方式呈现，以人类思想的形象呈现。换句话说，尼采表明，科学是一门艺术，但它已忘记了自己是一门艺术。 这是否意味着，按照尼采的说法，哲学家的任务是说谎，换言之，只是说任何他们想要说的？显然，这就是一些读者对尼采所说的“没有真理的存在，只有阐释以及对阐释的解释”和“如果上帝死了，任何都是被允许的”的解读。然而，我们必须小心，如果现代哲学家认为，思考是从意识上确立清晰、明确的思想之间的关系，从它们与事实的关系上寻找有效性，那么当意识从事实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些思想似乎将不再与任何现实有关系。因此，似乎哲学家们只能说任何他们想说的了。但是尼采认为思想不是抽象的，抽象意识中存在“逻辑”加工，思想不是世界理性且冷漠的注视。 一旦我们意识到上帝已死，我们就不可能从抽象立场来看世界。从行为和意识的抽象概念上理解，真理和谎言的对立变成了有形的、两种类型的人的对立：“理性人”和“直觉人”。“直觉人”指的是智力摆脱了事实束缚的人。从文化的至高点来看，现在是“理性人”的时代。通过科学对艺术的主导地位，“理性人”建立起了他对“直觉人”的统治地位，但是在古希腊时代，我们可以看到艺术精神是如何表现出对科学精神的统治地位。 但尼采不是在这里宣称自己对古希腊和现代欧洲之间的历史关系做出了正确判断？如果这些判断不自称是正确的，它们是否同时会失去所有价值？不是的，与柏拉图一样，在著名的洞穴寓言中明确了哲学的任务，是将人类从他们的肤浅信仰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尼采用了相同的方式，他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将现代人类从事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科学地说“这是一个事实”，从而反对一个无法争辩的事实，你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尼采对此回应说：“于是，通过制造成功、制造事实、制造偶像，你成了魔鬼的拥护者；然而事实常常是愚蠢的，一直以来，它更像是一个傻瓜，而不是上帝。”换言之，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赢得一场辩证，不是为了产生相对复杂的事实来对抗相对薄弱的事实。 但在这里，我们还是小心为上。人们太容易认为这个声称等于是一种通往哲学的理想，甚至是主观的方法，但其实没有比这更偏离真理的了。实际上，事实的概念与思想观念直接相符，是通过思想或思想建构的。重新思考原来的思想是否合适，意味着去思索理想化的事实，也就是，清晰明了的思想。因此，将我们从事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意味着同时将我们从唯心主义中解放出来。简单来说，唯心主义本质上是受到唯物主义的束缚，就像现代自然科学受到基督教神学束缚一样。 将我们从事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对“理性人”来说似乎是完全荒谬的。对于他们来说，这就算不是一个恶意的谎言，也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在现实世界，人类没有自由，只要“科学”被视为正确的，那么原则上就不可能有自由存在。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论据，这是事实，我们无法想象生活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但这可能只是指出了我们想象力的局限，而不是可能性的局限。因此，哲学家的任务，首先，要证明事物可以成为其他样子，尼采用两种相关联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通过证明事物已经是另外的样子，也就是，事物至少有可能成为另外的样子；第二，通过说明事物并不完全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样子，基于事实真理的人生，不过是基于艺术真理的人生的衍生，因为所有事实已经建立，因此他们本身是艺术创作的产物。换句话说，科学是艺术，只是忘了自身是艺术。那么“更真实”的人生已存在于艺术歪曲中。 尼采的说法是，我们的存在不可能通过描述事实来理解，我们存在的意义只能通过反思事实是如何形成的来构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因为尼采，历史成了哲学的唯一内容。人类已经成为它该成为的样子，这说明我们通过这种演化掌握了其本质。这里，在《论真理和非道德的谎言》一文中，尼采似乎仅提供了两种生命形态的“比较”，他之后真正提供的是存在的历史意义。使用上述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神学和现代科学的术语作为例子：如果它们被认为是关于世界的理论思想，那么看起来则是存在本质不同的，是互相对立的，但如果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它们就是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互相依赖的表现形式。 将历史理解为变化世界的现实，意味着我们不再将现实视为思想的源泉，而是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出种种思想的蒸馏炉，可以按照它们自身的优点判断。相反，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哲学方法论，它的本质是历史的，它将历史世界当作一个未曾走向尽头、也不会走向尽头的世界，因此，历史世界也不能被理解为正在走向尽头。在尼采之后的从一篇谱系学标题下发展出来的文章中，该方法未将经验世界当作一个包含了事实真理的世界，而是不间断的阐释，即用人类获得所有必需品的方式来处理，而不是指引自己走向*终的真相。如果历史没有尽头，没有绝对的开端，那么我们可以将谬误的概念—人性错误贯穿它的历史—视为某种不可能以真理的名义克服的东西。 哲学家的任务，也就是，所有爱的智慧的任务是“为了理解，去爱，去推动生命；去爱，去增加我们的谬误，提高我们的想象力。给我们的存在一个美学的意义，‘加强我们对人生的体验’……”。 哲学家是文献学者和医师 哲学家不是为了真理而讲述真理的人，但他是“非凡的、‘更高级的人’”。但是，因为人类到底是什么，还没有明确的想法，根据人类可以指导自己的人生，这一“更高级的人”无法告诉人们，他们需要做什么。尼采将哲学家与人类的关系比作医师与人类身体。一个医师不会说一个健康的身体该做什么，而是让生病的身体重获健康，他帮助身体从没有能力走向拥有自决能力。同样地，哲学家帮助人类从被动转向主动，从受束缚转向自由，而不需要有能力或甘愿告诉人类该做什么。通往治愈的**步是让病人意识到自己生病了；第二步，病人要了解病情；第三步，对治愈的过程有概念。这三步展示出了尼采的哲学教学观。这样的教学无法表现为一个思想的形式，因为它本身必须是一个过程。如果这个过程想要获得成功，它必须从病人所在的地方接到病人，也就是生病的地方，之后将病人放在其他地方，也就是通往健康的路上。要做到这一点，教学和治愈必须同步改变。因此哲学家被称作“文化的医师”。 治愈的**步，是人们意识到他们正遭受着的疾病。就生理疾病来说，治愈过程的开始是对疾病的认识，没有对疾病的认识，病人在治愈疾病的过程中是被动的。对现在的欧洲人而言，常常未曾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遭受着的疾病。我们易于将自己的存在理解为几千年进步的结果，以至于我们认为自己更加自由、成功、长寿、繁荣。我们认为人类具有*高的价值，并理应普遍从事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中。然而，根据尼采的看法，我们的人类观仍然受限于简单的存在，未曾考虑过自己已经达成了哪些。换句话说，我们关于怎样成为人的思想，只不过是一个普遍的抽象思想，而这个思想会很容易转变到其对立面。根据这一对立，我们是有生物本能决定的人类。我们的心理思想、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以现代自然科学为导向，我们认为自身是纯粹的机制，因此，可能是更为复杂，但在很多方面无法同动物的生命区分开来。 这种状况反映在人文主义思想和科学的世界图象的关系中。按照人文主义思想，人类具有绝对价值，独立于我所做的任何事情之外以及任何变化之外的价值。然而，根据科学的世界图象，人类只是世界种种客体中的一个。这个问题被德国科学家维尔纳·海森堡概述得十分清楚。在一篇名为《自笛卡儿以来的哲学观的发展与量子论下的新形式对比》的文章中，维尔纳写道：笛卡儿否定动物有灵魂的必然结果。灵魂，作为自主运动的根源，无法在力学世界找到一个位置。所以，根据笛卡儿的说法，只有人类有灵魂，但一个灵魂不是居住在延伸事物的世界里。正如海森堡认为，这样的想法，只需要几百年就能导致人类否定灵魂的概念以及自由的思想。这种情况已经在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20世纪的行为主义中出现过，并且依旧在今天支配着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如“生物决定论”等。 尼采后期的作品《反基督》，在下面这段话中指出：我们已经找到幸福、发现了道路，发现完整的千年迷宫的出口。还有“其他人”发现了吗？—也许是现代人？—“我不知道该走哪条路，我知晓一切，但是不知道该走哪条路”—现代人叹息道……正是从“这个”现代性开始，我们患上了疾病……。因为现代性认为自身是进步的终点，它受到人类将缩减到纯粹存在这一认识的影响。但自由不再被认为是朝向成为人类的本质意义的必不可少的行动。那么自由是降低到了“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与人们可以表达自己的信仰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疾病不再与我们的存在积极相关，也不再从我们的演化中看到某种价值。而是具有*高价值却在降低自身的价值。这种疾病尼采称之为“欧洲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来源于拉丁文nihil,意思是“虚无”，是人类不再相信那些价值，尽管这些价值依旧显示了人类存在。尽管我们在*抽象的概念中考虑过这个问题，但重要的是，意识到疾病的概念不是限于特定的信仰、某种我们已经相信或可能相信的思想。虚无主义不是自称失去了对上帝、灵魂或者任何更高价值信仰的人。一个*受虚无主义影响的人，不是一个并未意识到这一疾病的人，而是一个可能坚持对基督教上帝的模糊信仰或者改变了宗教信仰改信其他教义的人，他是一个坚持人文价值、人的自由、科学真理的力量或者认为所有人都应享有公平机会的人。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尼采形容这个疾病的**个词是“历史弊病”。我们遭受着失去与历史的本质联系的痛苦，特别是当我们沉浸于历史研究时，大家遭受着这种痛苦。因为我们不再从这样的历史角度看待自身的存在，我们已经将自身的存在简化到“人类”的抽象且普遍的思想中。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类，“人类”一词不仅是“两足动物”或“会思考的物体”。因此受限于事实，也就是存在，我们失去了与演化所有的关系。但如果是这样，那么相反，我们只能在如何演化成现在的样子的回答中，理解自身存在的事实。这样一个对历史的研究，就是尼采通过文献学得来的理解。为了成为我们的“医师”，哲学家因此也要成为“文献学者”。 哲学家是立法者 哲学家作为一个“医师”的形象，反映出了从柏拉图的对话中发源的哲学的*本质理解。在这里，哲学家被视为关心人类的局限性，并将人类从日常事务的镣铐中解放出来的人。柏拉图将日常生活比作住在一个洞穴里，哲学家离开日常生活，上升到了思想的高度，到了真理的国度。但是他并未留在此地，他的任务不仅是陈述真理。相反，他被迫回到洞穴，服务人类，柏拉图称之为“哲人王”。 柏拉图认为，哲学家的政治任务是必然无止境的，从这点中可以看出，哲学家并不只是在讲述真理。人类兽性的一面源于日常生活，该兽性在“集市广场”（agora）成了恰好的人性。在这里，它就是人类，恰恰因为它涉及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涉及个人自决权这一问题。哲学是对人类有限性的关心，关于这一点，在《会饮篇》一书中，柏拉图对爱的论述中可看到*清楚的表述。希腊爱神厄洛斯被认为是人类对人生本质上的哲学态度的体现。哲学一词源自于希腊词汇philos和sophia,意思是对智慧的爱存在于爱智慧的思想中，哲学家认为正是因为自己渴望真理，自己必然是没有对智慧的爱的人。正如知识被认为是关于真实的知识，而因为真实只可以是永恒的真实，因此，对知识的爱就是对永生的爱，在柏拉图看来，等同于对上帝的爱。但是，因为人类被认为是天地之间（像肉体与灵魂之间）的一个中途站点，指引一个人走向上帝，与一个人取悦某种本身没有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相反，“不曾拥有”是人类*本质的特征。所以哲学家带领他的同胞共同合作，一同走向政治舞台上的上帝，他们是真正关注人类的必死性这一本质特征的人。 柏拉图式的哲学思想因此完成了两件事。**件事，它引导人类提高完善自身的能力，它打开了自由自决的可能性。第二件事，它提高了人们对人类存在的本质属性的求知欲望。因此，知识不是某种人们可能拥有或者可能没有的东西，求知欲使得“人能够成为人”。知识使得表象世界里的形式，成为可能。然而，人类在整个演化过程中，通过动物无法看到“某种事物”的方式已被赋予了的动物本性—该事物已经存在于现代的行为主义以及其他关于“生物决定论”的观点中—人类有经验，因此人类可以指引自己走向永恒的真理。 尽管尼采似乎与柏拉图保持对立，但是这个思想或者很多其他的哲学观也存在于他的思想中。正如尼采所说，在事物的一般变迁中，哲学家充当“鞋托”的角色（“鞋托”在原来的德语中是Hemmschuh，换句话说，哲学家的工作是反时代潮流）。与此类似，尼采称柏拉图为拥有*高“权力意志”的哲学家，因为他的哲学将存在的形象复制到了演化的身上。但是，从更本质的方面来看，如果不理解这一概念，那么尼采的“同一性的永恒轮回”这一概念，也依旧无法被理解。在1881年，当尼采突然经历了“永恒轮回”的突然启示，他将其中*本质的结果之一描述为“我们的知识和谬误，与我们习惯的无限重要性以及所有人的处世之道来临了”。柏拉图的哲学概念“成为我们所知的存在”，不仅是知道某一事物但对这种事实的本质漠不关心，这一柏拉图式的概念开启了尼采将我们的世界理解成阐释的看法。如果将自由理解为自决，如果我们的自决在知识的基础上被理解，那么我们的基本历史只不过是自我阐释罢了，永远不会知道任何真实的一面，除了事物的表象，因此，这个历史成为了人类本质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