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与心理苦痛: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

　　事实上，随着章节的展开，哈布瓦赫不动声色却系统地推翻了涂尔干所提出的三种自杀类型，这一分类构成了其论证的支柱之一：因整合度低的利己型自杀、因整合度高的利他型自杀以及规则弱化而导致的失范型自杀。他从不把功劳归为已有。他甚至将所谓的利他型自杀排除在外，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牺牲。而自杀与牺牲虽是“同属的两种同类”，但我们不能将两者相混淆，因为社会在这两种行为上所打下的印迹是截然不同的。社会将牺牲视为自身的作品，而自杀则非如此，它被视为非法的行为。至于利己型自杀，他却只字不提。但他依据统计数字，证明新教徒的自杀率不一定比天主教徒的自杀率更高，并不是因为天主教对自杀持谴责态度，责令其反躬自省，单独面对上帝，没有整合仪式，而是因为都市生活方式比农村天主教徒的生活方式更容易使人走上自杀之路，从而解释新教徒为何自杀率较高。他尤其直言不讳地抨击了“失范”的概念，这种“欲望的放纵，不受任何规训的指导和限制”。这种失范现象并不是一种现代疾病，更不是新鲜事物，也并不仅仅关系到渴望变得更加富有的个人。在过往的社会中，贫穷也会导致自杀：“为生存而挣扎的痛苦并不亚于今天想发财致富的人的失望所带来的痛苦。”现代社会生活并非处于无序和无政府状态，而是相比于过往更具规范性。在市场规律的支配下，每个人都要评估“其服务、工作和努力”，社会生活拥有自身的节奏和我们必须遵从的传统形式。现代社会生活所不能容忍的特立独行者必定会被无情消灭。根据哈布瓦赫的观点，更为糟糕的是，今天人们的举止、思维和感受的方式受到比过去更为“专制”的管治，激情被塑造成单一模式。因此，今天的现代社会生活并非比昨天混乱，只是变得“更为复杂”而已。职业生活领域与家庭生活领域的分离迫使每个人至少同时要过两种生活，每种生活都有不同的规范、习俗和价值观。资本主义不再是一种功能失调，而是摇身成为组建社会关系的新方式。这就彻底推翻了“失范”概念的解释性优点，涂尔干曾运用此概念来解释乡村、手工业和宗教社会向城市、工业和世俗社会过渡所导致的自杀急剧增多的现象。　　然而，哈布瓦赫却是在该书的*后几页中，在论述个人动机的解释性作用时，才与涂尔干的学说明显地拉开距离。这当然是为了解释自杀，但更多的是为了设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其分析中，涂尔干从一开始就驳斥了受害者为自己的行为赋予意义所援引的主观动机。在涂尔干看来，受害者援引的动机是导致他们行为的原因，所表达的要么是一些自然倾向（肉体痛苦、精神疾病、醉酒和酗酒），在这种情况下，无关乎社会生活；要么是一些个体特性，可以相互抵消、相互消除，淹没在其他特性中。哈布瓦赫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个人动机和个人情况“取决于社会团体的结构”，从而恢复其正当地位，并认为有必要将之视为自杀的正当原因，与集体信仰和习俗同理。　　哈布瓦赫指出，在涂尔干看来，个人与社会相对立，一如“偶然和不可预测性与必然和法律及秩序相对立”。但这种分离，是两种现实之间的近乎物质性的分离，对哈布瓦赫来说似乎是虚幻的。个人动机与一般原因是密切相关的：它们与一般原因组成系统，将集体生活的大潮与这些特定事故任意分开是错误的。“改善神经系统”并使其“过于微妙”的器质倾向自有其社会原因，因为这种情况“相比于其他群体，在自由职业、工业和商业领域以及城市群体中较为常见，这并非偶然”。另外，个人与社会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因为社会存在于个人内部。换言之，若排除构成社会的个人，社会则不可存在：“家庭情感、宗教实践、经济活动并非实体。它们体现在将个人存在彼此联结和联系的信仰与习俗中。”得益于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诺伯特·埃利亚斯、皮埃尔·布尔迪厄和诸多人类学家的著作，个人与社会现实融为一体（“一体化”）的概念在20世纪后半期占据主流地位①。但早在20世纪30年代，哈布瓦赫就在评论涂尔干的自杀论述中为此奠定了基础，从而在精神病学和社会学之间构建起一种更为互补平和的关系。不再有泾渭分明的两种自杀类型——一是属于精神病学对象的器质决定论，二是属于社会学对象的社会决定论——每种自杀都兼合了这两个角度。“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将会看到身体原因引起的神经紊乱或社会原因导致的集体平衡破裂的后果。”不同的角度产生不同的对象。实际上，随着科学流行病学的发展，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和救援中心纷纷介入其中，通过对具体案例的研究，认定了自杀通常与抑郁状态有关。如今，个人因素的重要性已不可否认。　　社会学家考虑受害者援引的轻生理由，是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传统的一种原始表达，这是涂尔干学派的特征。涂尔干用一种现实而粗暴的认识论来规范他的思考，将认识对象按不同领域分类：心理学的对象是个人现实，社会学的对象是社会现实。但对现实的划分却无从掩盖其等级差异：心理学中的自我融合了本能和情感的内涵，而社会则负责在每个个体中纳入智力类别、道德价值、审美和宗教评判原则。虽然涂尔干的弟子想效仿其先师去思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他们却以更大的自由去摆脱了“老板”的教条式认识论。马塞尔·莫斯研究人格形成的社会基础，但不对各学科进行等级划分与区别。在其社会需求理论中，哈布瓦赫巧妙地结合了涂尔干和哲学家柏格森彼此互为矛盾的灵感，借以重新思考个体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