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文库144:疫苗 医学史上最伟大的救星及其争议

一条未被选择的路 20世纪中期，勒内·杜博斯（Rene Dubos）是洛克菲勒研究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这位微生物学家通过研究新泽西州蔓越莓上的细菌进而研发出了世界上**种抗生素。对于环境因素在生物领域所扮演的角色，杜博斯的理念非常“善变”，到晚年时期，他逐渐对现代医学产生了怀疑。49出生于法国的杜博思也是巴斯德的传记作者之一，他尤其被巴斯德的聪明才智所吸引，因为巴斯德既能思考纯科学议题，又能创造出各种方法解决法国工业、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实际问题。50 1865年，巴斯德对蚕病的研究拯救了丝绸行业，但是他在这方面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多年后巴斯德写道：“要是能开展一项关于蚕病的新研究，我将从把精力放在探索提高桑蚕活力和抵抗力的环境因素方面。”文化和环境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不是巴斯德当年所能钻研的问题；巴斯德擅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方面的才华使他名垂青史，特别是他发现特定的病菌会引发不同的疾病。 直到21世纪初，仍然有人在追问，是否存在某些与生俱来就极具欺骗性的疾病，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我们注定得采取疫苗接种这种简单但又不断被技术完善的方式来应对它们。采取整体疗法是否会更好些？就像消灭脊髓灰质炎的运动有可能激发人们探索新的疾病防控策略一样，现在有了一个更为关键却不引人注意的健康目标，那就是是否可以通过某种疫苗接种的方式将免疫细胞直接从其高度进化的系统中分离出来，以帮助人类应对生命的考验？我问过奥伦斯坦，引进一种结果未知的新疫苗是否曾令他寝食难安。“嗯，当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你都不会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他回答道，“如果人生是一场安慰剂对照试验就好了，这样你就可以根据已有的经验重头再来过。但我们总是不得不选取*好的决定，建立各自反馈机制以理解将要发生的一切，有时需要做出适当的调适。你总是担心‘从长远来看，现在所做的事情将来是否会让局面变得更糟？’但是如果过于在意这些担忧的话，它将让你变得没有任何行动力。” 因为疫苗学家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并且知道实现的方法，所以即便许多其他科学研究的前景并不明朗，他们仍感到一种要继续勇往直前、与造成疾病和死亡的新病因做斗争的紧迫感。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进取心，和其他事业一样自带光芒。政策制定者当然可以通过疫苗接种按部就班、一点点地推进免疫项目，借以改变整体的微生物环境。但如果尸位素餐、不作为则必定无益。“因为无法确知年龄相对较高的儿童是否会感染乙型流感嗜血杆菌，我们就应当弃用针对该病的疫苗吗？”奥伦斯坦反问道。“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儿科医生来说，乙型流感嗜血杆菌就是一个噩梦，每年造成1.2万例脑膜炎，另外引发2.5万例侵袭性疾病。社会生态会不会因为其他嗜血杆菌而发生改变，这方面暂时没有确切答案，这些事情都只能从长远来看才会有结果，但若是因此而放弃疫苗，显然得不偿失。我们不得不冒险试试，同时做好后续的随访工作。” 虽然我们都知道系统是相互联系的，改变其中一个元素就可能影响其他部分，但还原论仍是科学的基础。疫苗的发展历程已经表明，那些未曾预料的结果与其说是例外不如说是一种无法规避的法则。记住这一点后，疫苗学家将做得更好，他们正不断向新的发现迈进，同时推荐新的疫苗接种方案，这些专家在疫苗事业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数十年来，通过给儿童接种疫苗，我们已经拥有了大量免疫人群。与此同时，公众和政治家都需要明白，轻率的行动会给这些群体带来威胁。如果疫苗接种确实重要，我们则需要支持它，并且欢迎利益相关方共同探讨其真实的风险和效益。被推选出来的卫生官员则应当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各司其职、发挥作用。我们疫苗接种项目的历史已经表明：免疫人群需要被认真对待，必要时应确保他们能够获得疫苗补助；对于那些诚信生产安全疫苗的公司，应当在诉讼中为它们提供法律保障；至于那些因疫苗接种而遭受意外伤害的人，给予他们合理的赔偿也是必须坚守的底线。惟其如此，疫苗接种才能真正兑现我们的集体承诺，即保护儿童免受传染病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