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出逃

当一个艺术家，意味着对社会罢工。 ——马拉美 1974年7月13日，风和日暖，天高云淡。一艘台湾油轮乘风破浪，在大西洋海域航行了一个多月后，逐渐慢下速度，缓缓地朝往美利坚合众国的海岸线驶去。在阳光的照射下，油轮拖着长长的影子，驶入一条名叫Delaware River的小河，不一会，便在费城户外的一个小港口停了下来。 此时，待在船舱里的船员们，都纷纷跑上了甲板，为此次海上航行能够平安地抵达，而相互拥抱，相互庆祝。可就在船员们欢呼雀跃之时，却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年轻人，回避众人的视线，独自一人偷偷地溜到了船尾。他神情紧张地环顾一周，看四下无人，便从船尾纵身“跳下”。 从台湾油轮上“跳下”来的这位年轻人，个子不高，身体清瘦，眼神里还闪烁着惊恐与不安。这是他平生**次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绕过大半个地球，当他终于能够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时，一路上的颠簸与疲惫，都已化为了乌有。此刻，这位年轻人的激动心情，不亚于当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这片新大陆。但是，年轻人在激动之余，又同时感到了一种茫然。就在这位年轻人双脚踏上这片土地的一刻，似乎就已经注定了他的未来，要独自去承担这种逃亡之后的孤独。因为他“跳下”台湾油轮，完全是自作主张，并未经过任何同意和允许。这种带有“非法性质”的偷渡入境，可谓一意孤行，不仅会遭到美国这个有法可依的“自由世界”的排斥，而且还会使自己失去家园的依靠与文化的依托。这就迫使这位年轻人必须以一种超越的姿态，来救赎自己的逃亡行为，并对此做出高于一切情理和现实规范的崇高化解释。这位年轻人就是艺术家谢德庆。 2004年春节前，当我告诉谢德庆，准备要为他撰写文章时，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千万不要夸大事实。”而后，为了核对这样他认为的“事实”，他还曾多次鸿燕传书，甚至不惜从纽约飞到北京来，为我的激情文字进行修改与矫正。 “你似乎把我写得太‘好’了，也太着重于我积极的一面了……” 他总是跟我这样表述，说话时，就像是在掏自己的心窝子。 “其实，我也是很消极的人。不过，我的消极跟我的积极一样强大!” 这是他的解释，像抛给了我一所思维的房子。 2004年的夏天，谢德庆又来了北京，但很快就走了，甚至都没有来得及挥一挥衣袖。他离开北京的前夜，请我在朝阳公园旁的一个泰餐馆小聚，一起吃了一顿饭。饭后，我跟谢德庆说，准备第二天送他去机场。可他却婉言谢绝：“不用了，你也很忙。”末了，他只给我留下一句话：“朋友，保重!”之后，谢德庆便消失在了茫茫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