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鲁迅研究2021

祖父之死与鲁迅对中医的批判 李城希 鲁迅以小说艺术、文化反思、生活回忆三种不同方式对中医展开的严厉批判引起了持续广泛的关注和讨论［1］，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到人们对鲁迅批判中医的原因及其合理性提出质疑。据周建人回忆，何廉臣1904年替初病的祖父首诊即下惊人的死亡结论并拒绝作任何治疗的努力。如果周建人的回忆属实，何廉臣的行为就可谓相当残酷，隐含着人性恶，无论与中医还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都构成严重冲突，这或许才是鲁迅批判中医的重要原因。 一、 “药引奇特”： 鲁迅批判中医的理由难以成立 1922年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从自己少年时代替父寻医问药的经历与体验出发对中医展开了空前严厉的批判，认为“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2］，不仅对曾经为其父亲治病的医生的努力和付出毫不留情地一笔勾销，更重要的是对千百年来以悬壶济世为使命的中医的能力作了彻底否定，如周作人所说，这是“对于江湖派的旧医生下了一个总攻击，其意义与力量是不可以小看的”［3］。因为鲁迅的巨大影响，深信他的严厉批判让人们从此对中医而不仅仅是“江湖派旧医生”从无条件信任甚至依赖到多了一份怀疑与不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中医存在与发展的严重打击。但是，深入分析鲁迅的相关回忆和表达就会发现，鲁迅批判中医的理由很难成立，主要表现在： （一） 医术与中医的用药 1922年鲁迅首先在《〈呐喊〉自序》一文中指出曾经替他父亲治病的中医的用药存在问题，其中主要是药引奇特，“开方的医生是*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 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4］，1926年在《父亲的病》一文中他再次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回忆和陈述。在他看来，中医似乎是故意用这些奇特“药引”来制造神秘感以掩盖医术的不足，由此对中医产生怀疑并成为他批判中医的核心理由。 但是，鲁迅批判中医的这一理由很难成立，关于用药引奇特这一问题，如今有专业人士从中医的角度对它们的性能作了一一具体的专业解释： (1）“芦根、甘蔗”，中医认为“用药以芦根、甘蔗为引，可知是有肺热。甘蔗经霜，如霜桑叶一样，清热之力增强，也非是故弄玄虚”［5］。(2）“蟋蟀与平地木”，中医认为，“蟋蟀，又名‘促织’……性通利，治小便闭……何廉臣取其通利小便的功效治疗周氏水肿是对症的。平地木是一种常绿小灌木……《本草纲目拾遗》载其治吐血劳伤……何廉臣取其‘治吐血’的功效也无不可”［6］。应该说，从不断变换方药来看，当时为鲁迅父亲治病的两位医生都在尽力而为。 （二） 中西医比较与中医的局限 1898年鲁迅到南京求学时开始接触西医知识，“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7］，这促成他与不久前亲历的中医相比较，使他看到中医的局限并由此得出对中医的批判性认识和结论。 但是，鲁迅在南京期间所接触的西医无疑是初级知识，这从1909年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所编《人生象敩》即可看出：“《讲义》着重于生理学基本知识的普及教育”［8］，七年前他在南京求学期间所阅读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当更是如此［9］。以这样的初级西医知识与历经千年的中医相比较并由此否定中医显然很勉强。与西医相比中医固然有其局限，但即使是西医已有巨大发展的今天中医仍然有其存在的空间，在治疗疾病与维护人的健康方面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无法包医百病。 （三） “骗子”与中医的医德 鲁迅所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不仅是对中医医术的否定，更是对中医医德的否定。但是，仅从先后为鲁迅父亲治病的三位医生的行为来看，除**位姓冯的医生“大概只来了两三回，就不再请了”［10］之外，另外两位医生在治病过程中不仅竭尽全力而且态度诚实。如姚芝仙，周作人说他“医方的花样*多，仿佛是江湖派的代表”［11］，其实不然，此人不仅医术高超，“据说姚芝仙做过太医，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绍兴人称之‘姚半仙’”［12］，而且态度热忱，在给鲁迅父亲治病大约两年的过程中，与鲁迅“渐渐地熟识，几乎是朋友了”［13］。当时的鲁迅不过是十三四岁的少年且家庭已“坠入困顿”［14］，但作为医生的姚芝仙只管治病，没有偏见更没有歧视，可见其医德。从鲁迅所说“‘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15］来看，这正是姚芝仙针对鲁迅父亲不断变化的病情临症用药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当他觉得“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生，本领比我高。我荐他来看一看，我可以写一封信”［16］，可见他的诚实和热情，目的是治病救人。何廉臣也是如此，不仅医术高超，“是清末民初的中医名家，‘绍派伤寒’的代表人物，一生勤于诊疗，又致力于古籍整理……在绍兴乃至中国近代医学史上颇有医名”［17］，为鲁迅父亲“看了一百多天”［18］，不仅尽力而为而且态度同样相当诚实，“陈莲河先生开方之后，就恳切详细地给我们说明”［19］。由此，鲁迅认为“中医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显然难以自圆其说。曾经为鲁迅父亲治病的这两位医生自始至终都没有“骗”过鲁迅的父亲及家人。 （四） 诊费昂贵与中医的价值 鲁迅在回忆少年时期替父寻医问药的经历与体验时特别强调当时的医生诊费昂贵，这涉及中医的医德更涉及中医自身的价值。1926年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开篇即用列举数据的方式详谈曾经替他的父亲治病的中医诊费昂贵这一问题，如姚芝仙，“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20］，他特别强调“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21］，这给鲁迅当时的家庭造成了沉重经济负担。但是，如果这位医生是明码标价且一视同仁，那就无可指责，同时这也是他作为一方名医的价值表现，一定已为当地人所认可。因此，充其量只能说他对鲁迅当时的家庭缺乏应有的同情，未能酌情减免，但不足以此断定中医就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五） 名医与不治之症 鲁迅批判中医的理由之所以难以成立，*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回避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情况，那就是他父亲自身的病情。鲁迅父亲的病大约“起于甲午年的四五月间……*早的病象是吐狂血。因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不能估量共有几何，但总之是不很少，那时大家狼狈的情形至今还能记得”［22］，病发时“吐狂血”的状态，可见病情初起即已相当严重并且不断发展，“随后脚背浮肿，渐至小腿，乃又作水肿医治……终于肿到胸腹之间”［23］，终成不治之症。鲁迅的回忆也显示了这一点，“父亲终于躺在床上喘气了”［24］，医生的药已经失去作用，“药……灌下去，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25］。今人据周作人的回忆分析，“周伯宜的疾病发展到*后，大概是肝硬化……本就难治，又加之情志抑郁、酗酒、吸食鸦片等，换做任何高明的医生恐怕都难以妙手回春了”［26］。 （六） 孤证与批判的依据不足 鲁迅对中医批判的理由之所以难以成立，其原因还在于他的批判主要依据是少年时代替父寻医问药的个人经历及体验，无论经验的范围还是体验的深度都有限，从逻辑论证来看近乎孤证，批判的依据显然不足。同时，鲁迅对中医的批判更多的是久经压抑的个人情绪情感的宣泄而不是历数千百年来中医故意误人性命的案例，深入分析其原因并与西医展开严格的科学实验与比较，由此对中医展开深刻的理性认识和批判。 尽管鲁迅批判中医的理由难以成立，但其中三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 (1）为何独提何廉臣并持久关注他的行踪。曾经为鲁迅治病的医生有三位，但鲁迅在《父亲的病》中却用隐晦的方式独提何廉臣并持续关注他的行踪。(2）两个“何医生”的原型与何廉臣。《狂人日记》和《明天》中两个“何医生”形象的连续出现决非偶然，他们的原型与何廉臣是否相关值得注意。(3）鲁迅对中医的“私怨”。鲁迅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中提到，“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鲁迅在这里所说的“切肤之痛”的“私怨”当是曾经的某个中医的行为对鲁迅以及他的家庭乃至家族构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是他批判中医的根本原因。 然而，从鲁迅及周作人的回忆中我们很难明白鲁迅所说“私怨”的真实内容，但是，周建人的《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有关何廉臣1904年替初病的鲁迅祖父诊断的相关回忆中或许能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