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经济空间

**章 中国城市经济空间的形成与演变 中国城市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传统时期、1949～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以及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相应的中国城市经济空间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 **节 传统中国城市经济空间 中国古代城市的经济业态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城市空间形态历经了集市、商业街和商业中心的演变，城市的消费属性逐渐增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工业开始兴起，在少数城市中逐渐发展起来。工业由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低，整体上对城市空间结构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城市商业获得进一步发展，成为近代城市发展的首要推动力。 一、古代的中国城市经济空间 （一）手工业和商业构成了主要的城市经济业态 在原始社会解体并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城市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出现。手工业及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从一般的村落居民点中分化出来，构成了城市形成的经济基础。如山东济南城子崖古城遗址作为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出土文物中有大量陶器，包括*具有代表性的蛋壳黑陶杯，说明当时的手工业已经脱离了简单的家庭作坊，进入大规模集中制作的阶段。 因而，城市属于社会经济范畴，与单纯防御作用的城（濠）墙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就需要有城郭沟池来保护私有财产。虽然城郭沟池的形式不同，但在性质上都是防卫性的。有了剩余产品及私有财产就需要交换，交易的数量及范围越来越大，就产生了固定的交换场所，这就是“市”或“市井”，也就是*初的城市型居民点（董鉴泓，2004）。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手工业及商业从农业畜牧业中区分出来。这种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也使居民点产生了分化，出现了以商业手工业为主的城市和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在一般的居民点中，具有商业交换职能而设市的居民点分化出来，被称为城市。 （二）“前朝后市”是城市经济空间的主要格局 《周礼 考工记》记述了一套营建国都的规制：“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前朝后市”是中国古代首都的一般布局，以皇宫为中心，前面设“朝”，即“朝廷”，后面设“市”，即市场。 市的空间格局经历了从定期交易地点到固定商市，再到商业街或商业区的演变过程。起初商业的交换种类不多，数量不大，所谓的“市”只是在城中某一地点定期交易。随着生产的发展及社会分工的不断加强，交易商品种类逐渐繁多，数量也不断增大，逐渐出现固定的商市。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便于进行征税、管理，通常在城市内设立若干处市。如汉长安记载有九市，隋唐长安城中有东、西两市，洛阳城中有三个集中的市。宋以后，商市的分布突破了严格控制的集中市肆的方式，而是沿一些街道分布，形成繁华的商业街（董鉴泓，2004）。明清时期，城乡物资交流进一步密切，往往在城外发展形成商业繁盛的关厢地区。 （三）城市消费中心的繁荣 古代中国的城市，绝大部分是地主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商人、手工业者的聚居地，城市的消费性质占主导地位，城市消费日趋繁荣。与此同时，市的功能也经历了从商品交换功能到“前店后坊”，再到城市商业中心的演变过程。 由于商业、手工业的日趋发达，集市内一般按不同行业分为若干肆，茶米盐市、金融形市、骡马大市等成为体现城市消费功能繁荣的代表性标志。如汉长安城记载有马、牛、羊集中买卖，唐长安东市分为220行，有锡行、珠宝行、大衣行等。宋代东京城虽然各行业没有完全按照街道集中，但不同街道、行业分布都有所侧重，如银楼等集中在宣德门东的潘楼街。明清一些城市中手工业作坊及商店按街道集中的情况也很普遍，如棉花街、打金街、缸瓦街、猪羊市等（董鉴泓，2004）。 早期的市主要是商品交换功能，隋唐长安的市中已有商业与手工业作坊相结合的情况，一般前为店，后为作坊。随着城市的商旅活动不断增加。商业街靠近道路交叉口的地段由于交通方便、人流集中而具有更大的营利性，商业店铺及其他服务设施如饭店、茶楼酒肆等都集中于此，形成城市商业中心，商业街或市逐渐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所在。如北京的天桥、南京夫子庙、上海城隍庙、苏州玄妙观等（董鉴泓，2004）。 二、近代中国城市工业的兴起与商业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外国资本输入。部分城市产生了较大变化或新兴发展，如青岛、哈尔滨、上海、天津、唐山、郑州、石家庄等。还有部分城市仅发生了局部的变化，如西安、成都、南京、济南等。近代中国城市工业兴起，商业也得到了发展。 （一）近代工业得到发展 近代城市工业的空间布局，总的说来有两种情况（董鉴泓，2004）。一种情况是离开旧城形成新的城市或独立的工业镇。离开旧城形成新的城市主要是因为开发新矿山而形成新的城镇，如河北唐山、山西大同、河南焦作、山东枣庄、辽宁抚顺等；或者在大城市外围独立设厂，如北京近代新建的几个较大型的工业企业——长辛店机车厂、清河制呢厂等。另外一种情况是在旧城内或近郊分散建设工业。有些在工业较多的大城市中形成工厂较集中的工业区；或者分散在市内建设，这种情况在近代城市中*为普遍，中国近代工业多为小型、分散及轻工业类型，受用地、货运方面限制较少，可以在市内分散建设；或者在旧城城郊分散设厂，这种情况主要由于新建较大规模的工厂，特别是需要与铁路与水运取得较直接联系的工厂，多在城市近郊设厂。 近代城市工业的发展，促使城市内部空间呈现出工业区集中成片或散布、工业区与居住区混杂、城市内部交通混乱等特点。如唐山市作为新兴的工矿城市，自1877年开平煤矿开办以来开始发展，*初在煤矿区附近形成广东街，建有技工及高级员司住宅，沿街则为商业及服务性建筑。由于工矿及交通业的迅速发展，人口快速增加，城市围绕矿场向外扩展，在矿场工厂附近，原有几个自然村扩大相连形成城市。后来由于土地紧张，城市开始越过铁路向东部的自然村发展。由此，随着德胜窑业厂、唐山钢厂、启新水泥厂、开滦唐山矿、铁路工厂等大量工厂的开办，唐山市区逐渐形成了街市包围矿区、铁路分割市区、煤矿和工厂的煤烟笼罩大部分市区的格局（董鉴泓，2004）。 （二）商业是推动近代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 中国近代工业虽然获得了一定发展，但相对于商业和贸易来说处于附属地位，因而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仍远不及商业和贸易。统计表明，产业结构中商业资本大大强于工业资本，商业的发展成为近代城市发展的首要推动力（董鉴泓，2004）。近代商业城市多位于沿海、沿江及铁路、公路沿线的水陆交通要道，如上海、天津发展成为商业重镇，近代上海是一个以港促商、以商兴市的特大工商业城市，进出口贸易在城市的经济发展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城市商业的发展也异常迅速。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商品经济活跃带动了该地区金融、工业、交通运输以及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以天津市为例，近代天津的商业空间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演变，租界区逐渐取代老城区的传统商业区成为新的商业中心，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开埠之前，天津府城由城内衙署区和城外中心商业区构成，铺户主要集中在城内和城外的北门外、东门外运河和海河沿岸，城外的北门外大街（北大关）凭借着运河之势成为传统天津城市的商业中心。随着19世纪中叶开埠以及租界的出现，租界凭借便利的交通、良好的商业环境和治安环境、较高的消费能力等因素，逐渐取代北门外大街传统商业区成为新的商业中心，租界区商店林立，拥有现代化的购物商场，以及戏院、影院、茶社等娱乐设施（王静，2010）。 第二节 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与城市经济空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经济空间内涵发生了变化，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和工业城市。首先，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发展战略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定居和就业，城市建设由此全面展开。其次，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国营企业的扩张创造了制度条件，以苏联援建工程为中心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使新中国迅速建成了一批核心工业城市和重要的配套工业城市，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基本形成，大型工业区建设在城市内全面展开。随着城市生产空间的功能增强，原有的城市消费经济空间出现衰退与萎缩。 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分为两个步骤：**步是把工商企业资本主义所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所有，第二步是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黄如桐，1994）。从1953年开始到1956年底，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是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深刻的变革，我国的经济成分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变为基本上由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组成的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国营企业的扩张创造了制度条件，通过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促进了我国的工业化建设。 二、苏联援建与大型工业区建设 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一五”时期，苏联工业援建工业项目布点于多个城市，促进了多类型工业城市的蓬勃发展，对我国城市经济空间结构也带来重大影响。 首先，工业项目在重点城市郊区成组布局，促进了郊区工业区的形成。我国在**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期间的建设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以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工程为中心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使新中国迅速建成了一批核心工业城市、重要的配套工业城市以及初步形成了多类型的工业城市群体（李百浩等，2006）。为了发挥投资的规模效益、集聚效益，相当一部分大企业经过联合选厂、成组布局，工业项目与城市建设相协调，成为综合配套的大型工业区。 其次，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也深受苏联规划模式影响，表现为过度强调生产空间，空间营造方面强调对称、均衡、轴线和围合，形成了以单位大院为基质的均质细胞状的城市空间结构（赵晨等，2013）。苏联城市规划理论以生产为导向，认为所有的社会主义城市都是工业城市，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城市空间被截然划分为生产空间、消费空间两类，城市中的各种生活、消费空间被极度地压缩。 三、国家工业体系建设与工业城市功能强化 经过“一五”计划，基本建成了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与此同时，为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与主动性，1958年中央政府提出以省为中心建立比较独立的地方工业体系。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仅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而且为工业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动力支持，既加速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城市的职能结构、规模结构、类型结构和区域结构，形成了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周明长，2005）。新中国城市普遍转入了“消费城市——生产城市——工业城市”的发展轨道，涌现了一大批工业、矿业、工矿城市，如鞍山、包头、武汉等钢铁工业城市，吉林、太原、兰州等化工城市，大同、阜新、鸡西等煤炭工业城市。生产和工业成为城市经济空间的主要特征。 四、城市消费经济空间的衰退与萎缩 新中国成立后，采取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的政策来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1949年《人民日报》专门发布《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社论。这些导向的确定，实际上把城市发展和工业生产组织等同起来，城市被明确指定需要承担更多的工业生产职能，生活功能则被置于为生产提供必要的、基本的配套地位（赵晨等，2013）。 随着城市生产功能和工业功能的强化，许多行政中心城市已经发展成为多功能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其余城市多为工矿或工业型城市，商业城市、金融城市、旅游城市、科技城市的发展严重不足。城市经济空间具有明显的工业型城市化的特点，不少三线城市的发展都是围绕一个大工厂、大矿山发展起来的，先有大型国有企业，然后才有城市。城市功能偏集于工业，强调工业生产，压缩城市生活、消费投入，城市的人居环境建设往往比较滞后，使得城市消费经济空间出现一定程度的衰退与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