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本 柄古行人文学论集

自1969年起，我就开始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而写作，陆续出版了数十部著作。但是自从撰写了《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 这本书国内目前都译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但“近代”“现代”这两个词在日文中的内涵不同。日语中的“近代”作为时间概念，指的是明治维新开始现代化之后的时代。在翻译时，往往根据具体语境来确定是译为“近代”还是“现代”。比如伊藤虎丸在《鲁迅——亚洲的现代与“个人”的思想》一书中，就没有对二者加以区分，他是把这两个词作为“西洋化”的同义词来使用的，理由是“将现代课题作为近代课题的继续来思考，并且将近代的普遍性作为西洋这一具有个性的文化的产物加以限定”；而柄谷行人在本书中则对“近代”“现代”加以区分使用，对“近代”课题与“现代”课题之不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鉴于如上复杂的情况，又考虑到日文、中文都使用汉字，怕造成混淆，故本书保留“近代”二字，在翻译时依照原文直接使用“近代”“现代”这两个词。——译注 （1980）之后，我就慢慢远离了文学批评现场，转而专注于思想研究。现在我的读者大概大多不知道我曾经是个文学批评家，也不曾读过我的那些书。即使读了，也是为了了解我过去在想些什么，并非出于对文学批评本身的兴趣。此前我就在想，为了节省这些读者的心力，还不如把那些文学批评文字辑成一本书。 本书的编排分两部：**部收录的是1960年代后半期至1975年的作品，第二部收录的是1985年至2005年之间的作品。这两个时期之间的作品没有辑录。我作为真正的评论家所进行的写作到1973年就停止了，故而将这一时期的作品放入**部。到了1974年，《柳田国男试论》与《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同时开始连载，其中无论是哪一种，都脱离了狭义的文学批评。然而至于我自己，则把这样的工作看作是文学批评。 其后到了1975年，我到耶鲁大学做客座教授，讲授日本近代文学，并在那里开始撰写《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 不过这仍然是在《柳田国男试论》的延长线上写作的。授课之余，我为了让在耶鲁结识的保罗?德?曼看我的《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又开始对书稿进行修改，而这件事则成了我后来从事理论研究的契机。 1977年回国之后，我还在继续从事那两个系列的工作，然而重心开始逐渐转向理论研究。关于文学，我很少写了。到了1990年代末，我完成了《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一书的写作。我自己是把它视作文学批评的，尽管这样想的人很少。因为这本书是通过文本解读，而引出了那个“可能性的中心”。但是其后我放弃了那种方法，开始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因此不妨把它看作是我*后的批评作品。 不过那个阶段发生了我未曾预料到的事情。1993年《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出版了英译本，之后其他语种的译本也在陆续出版。我在海外的声望，首先是作为文学批评家获得的，虽说后来我不再是个文学批评家了，却不得不去做很多回应和解答。于是在那个过程中，我又重新介入文学批评，并且进一步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近代文学的起源”。只是再也回不到*初那种对于文学热切关注的程度了。 **部里的我作为文学批评家气概豪迈，生机勃勃。而到了第二部，更多的则是自我否定和阴郁。不过即便是在**部里，我也不认为近代文学是永恒的。我把《〈亚历山大四重奏〉的辩证法》（1967）这篇论文放在开篇位置，并非仅仅因为那是我写的**篇文学批评，而是因为它某种程度上涉及了“近代文学的终焉”。 据说劳伦斯?达莱尔（1912—1990）在创作《亚历山大四重奏》（简称《四重奏》）时，受到了爱因斯坦对“时空连续体”思考的启发。不过我注意到，达莱尔的四重奏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的四个阶段具有对应关系，即直接意识、反省意识、理性和绝对精神。比如，达莱尔的四重奏中，**卷《贾斯汀》和第二卷《巴萨泽》用的是**人称，第三卷《芒特奥利夫》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客观视点，终卷《克丽》回到了**人称，但与**卷和第二卷又不同。而终卷则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相对应。也就是说，*后，“我”超越了近代文学的自我意识，抵达了“很久很久以前”（Once upon a time）那“过去的故事”的世界。我曾经很是疑惑：为什么达莱尔没有读过黑格尔，却能够根据爱因斯坦写出那样的作品？后来我才恍然大悟，难道不是只有黑格尔在思考时空连续体这个问题吗？ 无论如何，在这个文学论集编成之际，我把这篇置于开篇，而把《文学的衰灭》置于末篇。后者围绕漱石的《文学论》展开讨论，是在美国学会上发表的讲演稿的基础上完成的。我在该文中指出：漱石在转向小说家之前作为学者撰写的《文学论》，在追问文学起源的同时，也考察了文学是如何终结的。而漱石的盟友、近代俳句和短歌的创始者正冈子规则认为，俳句和短歌将于不久消亡。不过这些与他们作为日本近代小说与诗歌的创始者的身份并不矛盾。我想，毋宁说，他们之所以成为开创者，是因为他们思考了“终结”这个问题。 《〈亚历山大四重奏〉的辩证法》于我自身而言具有纪念性的意义。那是我在东京大学大学院的英文科写的硕士论文。我本来是经济学部的学生，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大学院的英文科。这看上去是个巨大的转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从中学时代开始，就耽读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文学于我不可或缺。然而说到创作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一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天分。说到数学，也还过得去吧，所以在高考前，我的志愿是考入数学科。但是当然，在数学面前，我同样要面对“天分”问题，于是*终放弃了文学，也放弃了数学，选择了作为二者中间项的经济学。 但是学着学着，我就明白了：经济学并非是文学与数学的中间项。本来就不存在什么“中间”。我虽然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抱有浓厚的兴趣，但是我并不想作为经济学家对它进行研究。于是我又想，虽然没有什么天分，我还是做文学吧。我那时能够找到的出路，就是文学批评。而那并不限定在狭义的文学范畴。我以为不论对象是什么，只要是对所写之物进行批评，都可视为文学批评。 我虽然放弃了经济学，却没有扔下《资本论》，因为《资本论》本来就不属于“经济学”，而属于“经济学批判”。所以若要对 《资本论》做些思考，倒不如远离经济学家的观点为好。我 当初试图用文学批评的方法对它进行重新思考。当然那并不是我*初的想法。 而是到了我被公认为是批评家之后才这么想的，因此才有了文艺杂志上开始连载的《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