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加尔:爱与流亡

马克·夏加尔，现代艺术的先驱和*伟大的具象画家之一，用其发明的视觉语言记录下20 世纪令人毛骨悚然又惨绝人寰的景象。在他的油画中，我们看到了现代主义的胜利、艺术的突破，以及人的内在的一种表达。他的贡献与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等在文学上对人的内在的描述，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相当，成为20 世纪的标志性文化遗产之一。与此同时，在1914—1945 年，夏加尔本人也被卷进了欧洲历史中的各种恐怖事件：世界大战、革命、种族迫害、数百万人被杀害、数百万人在流亡。在一个许多大艺术家都在逃离现实、选择抽象的时代，他把自己经历过的痛苦和悲剧提炼成直接、简单的象征性画面，让每一个人都能读懂。 夏加尔突破了自己童年时代贫穷而单调的生活氛围，那些永远与他血脉相连的场景——19 世纪末俄国犹太小镇的木屋、犹太教堂、小提琴手和拉比，他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毫不费力地吸收了那个时代每一次美学革新的成果，形成了一种激进而独创的风格——他画面上的犹太乡村是将日常现实与想象世界融为一体的，既传达了失去的遗憾，又展现了幸存的奇迹。他从东走向西，在沙皇及苏联的压迫中走向柏林和巴黎，又从纳粹欧洲走向美国。在这漫长的旅程中，他通过一系列的自我调整来适应流亡生涯。每一个来之不易的变化，都引起了他的艺术共鸣，促成了他的艺术更新；然而，俄国这个国度，仍然是他艺术的根源。“在我的想象中，俄国就像是一个挂在降落伞上的纸气球。那个扁平的梨形气球变得越来越冰冷，在多年的过程中慢慢分崩离析。”*终，在他有关维捷布斯克——一个被20 世纪中叶的恐怖笼罩着的地方——的作品中，他对之所怀的担忧和乡愁，变成了回忆的标记。 很少有画家能把艺术和生活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夏加尔的作品，以及夏加尔的日常生活，都指向三个固定的方向：犹太教、俄国和爱。——或者可归纳为，是人类对宗教、社会存在感、情感归属及性的永恒关注。然而，推动着其艺术成长的那一段段亲密关系，却一再伤害着他*亲近的人。他的母亲、女朋友泰雅（Thea）、女儿伊达（Ida）、妻子贝拉（Bella），还有伴侣弗吉尼娅（Virginia），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做着牺牲。只有他的第二任妻子瓦瓦（Vava），跟他一样刁钻而强硬，一切发生了逆转——他的确遇到了对手；而他的艺术，也输给了安逸的生活。 他的妻子贝拉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他们之间的信件，揭示了一种艰难的、苦乐参半的关系；这种关系，常常被她一贯的“缪斯女神”形象所掩盖。对贝拉来说，适应妻子的角色是与20 世纪的另一场革命交织在一起的，即妇女争取独立创造和职业生存的斗争。夏加尔的许多肖像画，极有说服力地描述了一个富有想象力、饱含智慧和自信的女人为过上理想生活而做过的斗争：1909年《戴黑手套的我的未婚妻》，大胆而充满希望；在创作于俄国革命将要爆发之际的《白领贝拉》中，这种追求已经实现；1925 年《拿康乃馨的贝拉》，在进行着身份认同的抗争；1934 年的《绿衣贝拉》，则是一种绝望。然而，对夏加尔来说，她总是代表着犹太俄国的存在：“谁能与她相比？她跟别人不一样。她在山上跟云彩、树木和房屋一起倒映在德维纳河里，她是维捷布斯克的巴什卡-贝洛恰（Bashenka-Bellochka）。”1923 年8 月，当时他在巴黎，而她在柏林。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期，他在一封信中担心自己索求得太多——他想要她，他用一句俄国谚语说道，他“在自己的残留物中醒来”。她的存在，让他与俄国产生了活生生的联系，让他在流亡中仍然保持着艺术家的本色；相比之下，大多数流亡在外的俄国艺术家们，一旦离开祖国，他们的作品就枯萎了。但就在这个时候，这种联系突然中断了。伟大的艺术家、自大狂夏加尔，疯狂地四处游荡，去回忆“我在维捷布斯克的一幕幕，我走过一条条街道、走过一个个屋顶和烟囱的时候，觉得我是这座城里唯一的人，所有的女孩们都在等着我的到来，那些坟墓在古老的公墓里倾听着我的声音，月亮和云彩在路上跟着我，和我一起拐过街角，走入另一条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