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商人

把被告放在证人席上通常会让辩护律师战战兢兢。被告可能会情绪崩溃，忘记细节，变得好辩，消磨掉陪审团的同情心。不过，唯一能够恰当地为塞缪尔·英萨尔辩护的人正是他本人。75岁的英萨尔弯腰驼背，声音沙哑，走路得拄着拐杖。11月1日，法庭挤得水泄不通，他站在证人席上，看上去“身体近乎垮掉”。他身穿一套熨得很好的蓝色哔叽西装和白色亚麻衬衫，开始发表当时*不正统的证词，格拉迪丝皱着眉在法庭后排聚精会神地听着。英萨尔对着检察官的桌子怒目而视，说道：“很抱歉，他们（其他被告）与本案没有什么关系，就像你们一样。”之后，他开始讲述只有他自己才能讲述的故事。 证人席上，英萨尔看上去就像一只被打败的、蜷缩的斗牛犬，在证词开头的战略陈述中，他用自己已经几乎不存在的伦敦口音漫谈起来。英萨尔更像个吟游诗人，完全不像个人民公敌，他将法庭上的人们带回他早年还是伦敦穷小子的那段时光。绝佳的记忆力使他回想起自己卑微的出身，那时他生活在城市的贫困地区，14岁就参加了工作。他愉快地详述了他那一代伟大的美国传奇。他在伦敦每周只挣几个先令，还会在晚上学习优秀文学和速记。他不断跳槽，一步一步走向托马斯·爱迪生代理人的办公室。他骄傲地透过夹鼻眼镜直视着陪审团，直接对他们说：“我恰好有这个荣幸去操作**台美国境外的电话总机长达一个半小时。” 然后，他被派往美国与伟大的爱迪生会面，处理这位发明家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从回复他的信件到熨烫他的衣服。当提到爱迪生的**任妻子——那位曾像母亲和朋友一样关心他的女人，他的眼圈就红了，海象胡子也垂了下来。他又瞥了一眼陪审团，用一些爱迪生轶事（后来成为一家芝加哥报纸上的一系列插图）迷住了他们：“有一次爱迪生推荐我加入一个工程学会，但是申请表格上有一栏写着‘申请人在何地接受教育’，爱迪生先生在那一栏填了‘在经验大学’。请原谅我这么说，我来美国是因为爱迪生迷住了我，只要他活着，我就会一直对他着迷。” 现在，陪审团则对英萨尔着了迷。无论控方宣称英萨尔做了什么，都很难将他们亲眼所见的*真实的美国发迹史的光环抹去。英萨尔擦去眼里的泪水，继续讲述他是如何帮助爱迪生筹集资金、创办通用电气并满腔热情地接受他导师的劝告：“让它运转起来，萨米。” 看到英萨尔对陪审团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索尔特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表示反对。“这一切都很有趣，但我们应该了解这与公司证券的欺诈销售有什么关系。” 汤普森笑了笑，让英萨尔继续慢慢讲述他自己在芝加哥爱迪生公司*初的那些日子。英萨尔花了好几分钟描述他如何来到芝加哥领导一家微不足道的、资本不足的公司，年薪只有羞辱性的12000美元。索尔特再次站起来表示反对：“这一切与本案有什么关系吗？”汤普森立马阐述了理由：“也许控方律师并不清楚它的目的，但我所知道的对一个人晚年行为*有说服力的检验标准，就是他在构建自己的生活和经历的那段时期表现出来的性格，如果不让陪审团对他的早年行为有一定的了解，英萨尔先生甚至都无法描述他的晚年行为。” 英萨尔解释了他如何为芝加哥爱迪生公司融资——他从马歇尔·菲尔德那里获得了25万美元的贷款，以及他如何通过出售股票来避免一场早期金融灾难。他开始自命不凡，猛地抬起头来并解释说，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他都对证券估价有着坚定的想法。记者区附近的一名听众俏皮地说：“这位老人正推销自己。我敢打赌他现在就能卖出公司证券的股票。” 证词采集到现在，英萨尔不再是一个破了产的过气人物，他带观众回到了1928 年，那时他还是个公用事业大帝。证词不断深入，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他用右手食指强调要点，并威严地向陪审团发表讲话。他的发音干净利落，解释自己的公司如何将财富扩大到整个密西西比河谷及其他地区时，他的叙述变得越来越详细。他恢复自己的傲慢态度，讲述了自己对小型公用事业公司的多次收购：“他们说我是在合并成堆的垃圾。”他缓和了语气，悲伤地看着陪审团，告诉他们自己如何在拯救公司的过程中失去了一切，以及他本可以在1926年应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的请求，在芝加哥套现并成为英国电力委员会负责人。令人意外的是，他主动承认了自己的一个过失，那就是在1929年的金融危机之前没有向东部的银行示好：“如果我对纽约或费城有一点兴趣，那么我想在1932年的春天，也就是我急需资金的时候，这里的情况可能会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