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

**讲 荣新江 一本本书翻下去 荣新江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主要研究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隋唐史、西域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等。著有《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敦煌学十八讲》《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敦煌学新论》《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学理与学谊——荣新江序跋集》《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三升斋随笔》等，主编《唐研究》（1—23卷）等。 傅杰： 谢谢今天来参与讲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现在正在线上观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当然，也要谢谢志达书店。志达书店的主人是复旦大学二十多年前的学生，因为爱书办了书店，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学通过逛书店而热爱书，因此，邀我来主持一个名家讲座。我想，**，我们靠近复旦，第二，虽然现场有很多朋友来自各个不同的专业，但是既然参与我们这个节目，肯定都是爱书人，那么跟学校的演讲主题有点区别的话，就是请一些我觉得书读得特别好、学问做得特别好的我敬佩的师友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他们读书的经验。 我非常高兴，跟志达书店的我这两位二十年前的学生刚刚议定这个讲座，就意外地发现有个大佬朋友发了个圈，他正在上海——这就是荣新江教授。 今年的疫情很严重，实在太糟糕了，但对我们来说有个好处，就是荣老师不能到处跑了，他只能在国内，要不然不知道他在哪里，一会儿在日本，一会儿在欧洲。现在他在国内也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前不久在敦煌待了好长时间，是吧？忽然就到了上海。之前他来上海，经常是今天到明天走。我这次问他什么时候走，他说下周一，我就跟他讲有一个这样的讲座，希望他来支持一下。他在上海博物馆参会，排了时间，只有今天晚上有空，明天上午他要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做个讲座，然后就回北京，所以今天能来，非常难得。 大家都是看了海报来的，荣老师的著作和头衔我就不重复了。我只说一句，他比我大一岁，在同龄人当中，哪怕是我敬佩的朋友，我大体能知道他们学问有多好、他们成就有多大，只有荣新江老师，我实在不知道他学问有多大，我也不知道他懂多少种语言。我们海报上列举的书，除了《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之外，不少是我看不懂的。他读书的经历非常丰富。虽然比我大一岁，你好像是七七级的？ 荣新江： 七八。 傅杰： 北京大学历史系七八级的。他在欧洲访学的时间很长，到过很多地方，跟很多先生都有交往。我就不?唆了，我们欢迎荣新江教授。 荣新江： 谢谢傅老师这一番夸奖，实际上言过其实，没有那么多语言，没有那么多学问。也谢谢志达书店给这个机会跟大家有一个互动，有一个交流。 傅老师说轻轻松松地讲，但是我也没有这么讲过，我想是一个探索吧，跟大家聊聊买书、看书、读书的一些——不敢说是“经验”，就是过去我们这一代人读书的一些体会或者一些感受。这对于今天的年轻人不一定都有用，但是可以当作掌故来听听。我们“文革”之后如饥似渴地读书的那个环境和读书的那种感觉，可以跟大家一起回想一下。其实我也是临时回想了一下，因为到了上海傅老师才给我这样的任务，所以我只在电脑和手机里头找到了一些图，请大家先看看我的图。 这是一张很简单的北京的中国书店的分布图。当然这是*近这些年的，我想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上学时候的北京的书店分布图，没有找到合适的，但是这张图也可以代用。为什么讲这张图呢？我们在中学时代其实没有读什么书，到了大学，逛书店是很好的读书途径。 我是六八年上小学，七六年中学毕业，几乎没有念什么书，七六年到七八年这两年读了个高中。读这两年的高中就是我考北京大学唯一的准备。其实我考北京大学就是因为《水浒传》读多了。我在“文革”期间没什么书可看， 就《水浒传》读得多。我读过五种版本，一百零八将倒背如流，对那些历史人物感兴趣，所以就报考了历史，就“蒙”上了。 我是从一个特别野的地方来的——天津塘沽区新港中学。我一直是班里的体育委员，不是念书的人。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在北大要什么书几乎就能找到什么书，我就特别爱念书了。中学的时候，我们中学的图书馆员把书都扔了，就剩下科技史的书。所以我倒是翻过很多科技史的书，像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和翻译过来的那些化学史、数学史，虽然读不懂。当时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所以，上大学**年，我在北大就是读科技史的书。但是读到*后，我读不动了，我根本就进入不了理科的计算世界，因为在中学没怎么好好学习。这时候敦煌吐鲁番学来到了北大，王永兴、张广达先生他们开班，我就跟着他们一头扎进了敦煌吐鲁番的故纸堆。 那个时候，我大概每个月一次，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大学出发去逛书店。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非常有意思。我骑自行车从北京大学到车公庄，再从官园这儿岔过来，过西四，然后，我记得是先到文物出版社的门市部，再到灯市东口的中国书店。灯市东口的中国书店现在还在。那时不仅卖中国古书，它里头有个门帘儿，帘后有一个屋子，我们都知道，人撩开那帘儿就可以进去，里头呢，就是卖翻版书的，比如我们学日语用的《广辞苑》就五块钱，《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也是五块钱。如果没有那些翻版书，我们那一代真是出不来那么多外语人才。那书店也卖很多翻版的学术书，比如斯坦因（M. Aurel Stein）的《沙埋契丹废址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沙埋和阗废址记》（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大部分书我都买不起，但林梅村买得起，他是有工资的。我看中的很多书，跟他一聊，都被他买走了。那时候的工资其实是很高的，特别是对一个大学生来说。当时我没有工资，只有十三块钱的助学金，所以我没有钱买书，就是去看书。 从灯市东口继续骑，经过东单的中国书店，沿着长安街走到六部口。六部口有一个书店是专卖杂志的，可以在那儿零买杂志。比如说，你要想找《世界宗教研究》的某篇文章，就得到那里找。再南下一点儿，就到了琉璃厂。逛完琉璃厂的古旧书店之后，先到西单主街旁的中国书店，然后到新街口的中国书店。新街口的中国书店卖什么？中华书局的书——从印厂直接运过来的，特别便宜地卖。我估计是中华书局不知道的一个店。所以，我买中华书局的书都是到新街口。但我的“二十四史”还不是在那儿买的，“二十四史”到哪儿买呢？北京展览馆前面有一个进出口公司，我买它出口转内销的书，就是在国外卖不出去，三四年后再拿回来卖的书。《史记》《汉书》这些基本上一块钱一本。这样呢，基本就是一天。在灯市东口这儿有个锅贴店，一般中午吃一顿锅贴，然后骑着自行车走这么一圈儿。其实，我不是以逛书店为主，而是以看书为主。因为一本新书进入北大图书馆编目的话，要半年以后才上架，所以逛这一圈儿基本上就是为了熟悉新书，很多新出的书就是通过这一个月一趟的骑自行车逛书店熟悉的。现在再想要这么逛，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电动车之类的骑不快。过去快的时候，我大概四十分钟就可以到灯市东口，因为选择的路都是有单行道或者是有树荫的。这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很愉快的一件事，现在基本上不可能有这样的愉快的日子了。 另外一个很好的读书途径，当然就是北大图书馆。这是北大图书馆后来盖的一个新馆，其实我们读书时候借书都在它后边的一个老馆，在它的西边，跟它接着。这个老馆很不好看，在电脑上几乎找不到老馆的图片了，都是新馆的样子。 北大图书馆在高校图书馆里头是非常好的，不管是中国传统的书还是西文的书，馆藏都很丰富。当时国家的经费不多，西文的书有时候集中由北大购买。比如博士生购书款， 当时只由北大使用。北大购书后，各个学校的学生就去那儿查书。所以，北大得天独厚地有很多西文书。 *早我们一个学生可以借十本，我几乎没有停过这个“十本”，经常拿一个塑料网袋儿去借书。那个时候所谓的“十本”，不是十本书，一函的线装书也算一本。所以，我就要拿 一个大塑料口袋，跟打鱼的人一样，背一堆线装书出来，然后 一本本翻。那时候线装书还可以借出来。我的老师张广达先生就说：“你就要不停地翻书，一本书一本书地翻。”敦煌卷子，我应该翻过三遍，很多书我也都翻过很多遍。书借了一个月 就要还，还了之后呢，经常是想起来了就再借。 我居然还能够找到别人发给我的北大图书馆借书的卡片。这些卡片北大图书馆现在已经不用了，所以很多学生就抽出来，留作纪念。其实每一个卡片都是一个掌故。这是我研究生时期借书的一个卡片。你们看，那个130150，是我。北大图书馆的卡片，我们都不敢往上面写名字，写名字的都是季羡林、耿世民、马雍，张广达我借的中亚史的书都是有他们签字在前的，我们只敢写学生证号。我本科的证号是 7813045，我记得非常清楚。要记住我的 7813045，绝对有非常多的书，在宿白先生的后面是7813045。到了研究生阶段，我 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书卡的证号就是130150。当时借书是不能够扣住一本书不还的， 一本书不能借很长时间，我用的时候就要不断地借。这是一本阿尔泰学的会议论文集。我也做突厥研究，用哪篇的时候就借。我也复印不起书，就不断地借，不断地借。你看，130150、130150????这中间有个320133，其实也是我，我借同学的证件借的书。另一张呢，是北大历史系的图书馆的卡片——这我们敢写名字。这是“国学基本丛书”的《十六国春秋辑补》的卡片，你看后边儿，都是魏晋南北朝史专业的，但我比他们借这书都早。后边儿有陈勇、罗新，都是研究十六国的。后来的陈奕玲、李万生都是田余庆先生的田门弟子，他们当时专门研究这个。因为我研究敦煌、中外关系，我也看《西凉录》那些，所以我也是用过功的。借这书很早，是一九八九年的时候。这图也是别人拍给我的，我就存在手机上了。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过去读书的经历，可能现在年轻人没有的、很好玩的一些经历。很多北大的毕业生攒了很多这些卡片，其实一张卡片就可以写一篇小文章，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