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一无二:解开人格差异之谜 (译文科学)

**章 理解差异 我动笔写这本书的那天，拉蕾·比贾尼（Laleh Bijani）和拉丹·比贾尼（Ladan Bijani）在伊朗下葬，一人一个墓冢： 除了死亡，她们从未分开过。二十九岁的拉蕾和拉丹是连体同卵双胞胎，生来头部相连。她们在分离手术中不幸身亡。 拉蕾和拉丹在二十九年来被迫的如影随形中，取得了比她们这一代中大多数伊朗女性更高的成就： 二人都从法学院毕业。她们可以坐卧、行走，因为她俩是同向并排粘连住的。但是双胞胎只能从照镜子中看到彼此的面容。 拉蕾和拉丹了解手术风险后选择了手术；医生告诉她们手术的成功率是50％，但她们为了可以以后分开生活甘冒风险。“我们是两个粘在一起却完全独立的个体，”拉丹在手术前向记者解释道，“我们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生活方式，看待问题也很不一样。”拉蕾想要去德黑兰当记者，而拉丹计划留在家乡设拉子，从事法律行业。相比之下，拉丹更加健谈，身边一位密友形容她“非常友好，总喜欢开玩笑”1。 职业规划的冲突是她们接受手术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她们希望可以不再只从镜子中凝视对方。可能还有其他她们未向记者袒露的原因，比如她们不会向记者承认——她们可能想成家生子。姐妹俩如影随形难免尴尬。研究人员发现（拉蕾和拉丹可能自己也发现了）爱上同卵双胞胎其中一个的人可能甚至不喜欢另外一个。2 尽管同卵双生是自然界制造克隆的方式，但双胞胎对于她们自己和朋友而言是独立且独特的个体。拉蕾和拉丹拥有相同的基因和相同的环境——她们到哪儿都在一起，没有选择——但她们的人格、观点和生活目标不同。为了个体性，她们付出了生命。 当然，大多数同卵双胞胎不是连体婴儿，大多数连体双胞胎成年后也不会选择分离手术。但是同卵双胞胎的人格的确不一样。他们为什么不同是科学界迄今无法解开的谜团，双胞胎本身也困惑不已。 “为什么我是我？”这个问题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物理学教授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复述他八岁孙子乔治的问题。我不知道他怎么回答乔治，但是戴森后来告诉一位成年观众，这个问题“总结了客观宇宙中个人存在的难题”。呃，至少我想是这样的。但这个问题对于乔治来说有更具体的含义，因为他有一个双胞胎兄弟。据他祖父说，乔治知道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区别，他知道他和双胞胎兄弟唐纳德在基因上完全相同。根据他祖父所言，他也知道他俩“有着相同的成长环境，接受了同样的教育”——他们有着一样的父母，在一个屋檐下长大。当乔治问道“为什么我是我？”时，他的祖父总结道：“两个基因相同、接受的培养也相同的人却不同。”3如果他们先天本性（nature）相同，后天培养（nurture）相同，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格？ 人的个体性和人的差异是本书的主题。虽然双胞胎直接地体现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普通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同样神秘、无法解释。如果科学家不能解释为什么双胞胎不同，为什么普通兄弟姐妹不同，那么他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你和我，为什么任何两个随机选中的人不同。 在小说和现实法则中，解开谜团都需要“证据”。科学在这方面稍有不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提供绝对的证据去论证解决某个科学性谜题的方法是否正确： 通常*多能做的是证明其他解决方案不能解释证据的关键方面。对自己的科学方法引以为豪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喜欢说：“当你排除了不可能时，不管剩下的结果有多不可能，它一定是真相。”4真正的科学家喜欢说一些不太容易流传的话——例如：“当你排除了极不可能的情况时，剩下的无论是什么，至少在当下，都在正确可能性的范畴中。” 我闲暇的时候喜欢读一些悬疑故事，通常会看比福尔摩斯新一些的读物——例如，苏·格拉夫顿（Sue Grafton）的字母系列故事，从A开始的《A： 不在现场》（“A” Is for Alibi）。这些悬疑小说诠释了金西·米尔虹(Kinsey Millhone)侦探，她的生活细节在这个系列故事中逐渐显露。探知金西是我看这些书的乐趣。 像我一样，金西并没有向权威低头，她剪掉头发，对错误一探究竟。她以**人称说话，书中**或第二页通常有这样一段话： 我叫金西·米尔虹。是一名私人侦探，加利福尼亚州颁发执照……今年三十二岁，结过两次婚，没有孩子，了无牵挂，性格使然，我很可能会一直这样生活下去。5你也可以叫我私家调查员，因为我也做调查。然而，金西和我住在大陆的两端。我住新泽西州加利福尼亚州位于美国大陆的西海岸，新泽西州则位于东海岸。——译者，今年六十七岁，和我的**个也是唯一的丈夫一起生活，有两个懂事的孩子，四个可爱的孙辈。身边有一群朋友，性格使然，我很可能也一直这样生活下去。 但是我和金西*大的区别是，她强壮健康，而我不是。近三十年来，我一直被系统性硬化症和狼疮的双重疾病所累，这两种自身免疫性疾病都会影响各类器官。多年来，我的免疫系统已经对身体的多处部位发起过攻击。现在它瞄准了我的心脏和肺部。大约一半的系统性硬化症患者*终会出现心脏和肺部衰弱性功能障碍，即肺动脉高压。我在2002年被诊断出了这种功能障碍。 为了保持身体健康，金西每天跑三英里；我以正常速度行走都气喘吁吁。金西能二话不说就开车大老远地寻找线索；我做不到。但我也不是完全困在家中——偶尔也会出去——可是我的身体耐力非常有限，所以我很少冒险去比图书馆或办公用品商店更远的地方。去医院检查时，丈夫会让我坐在轮椅上推着我走。 但是一些小说里的侦探比我还行动不便。悬疑小说《时间之女》（The Daughter of Time）中——书名源于一句古老的谚语：“真相是时间的女儿。”——侦探躺在医院里破案。小说的作者是约瑟芬·铁伊（Josephine Tey），书于1951年在英国出版，开头这样写道： 格兰特躺在高高的白色病床上，盯着天花板，憎恶地盯着天花板。他对这光洁表面上每一条新增的裂痕都了然于胸。6伦敦警察厅的艾伦·格兰特（Alan Grant）在追捕罪犯时负伤入院，但行动不便并没有使他止步不前。朋友给他带来的书和旧画复本让他发现了一个未解之谜： 谁杀死塔中的两位小王子？——人们通常认为这是理查三世的罪行玫瑰战争期间（1455—1485），白玫瑰家族的国王爱德华四世死后，长子爱德华五世和其弟弟约克公爵被禁伦敦塔内。1483年，理查加冕为英格兰国王后两位小王子不久便秘密“消失”。——译者。由于事件发生在15世纪，格兰特即使身体健全，也无法采访证人和嫌疑人。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说，他的侦探工作包括“学术调查”。7 我所做的事情，一言蔽之，也是学术调查。虽然我活动受限，但还是有很多办法可以广泛地收集证据。与不幸的艾伦·格兰特不同，我可以上网，可以与许多朋友和同事发电子邮件交流。身边的朋友会知道一些即使我和金西·米尔虹一样健康和矫健也无法获得的信息。我的大部分证据来自发表物： 学术著作和专业期刊上的文章（参见本书后面的尾注和参考文献）。别人“跑外勤”——真正地收集数据——但是他们的工作成果一经公布就为我所用了。即使我不认同研究人员的结论、不认可他们的方法——正如您将看到的一样——发表的报告还是可能会包含一些有用的东西。 我的**份工作和艾伦·格兰特一样： 让人相信有些谜团仍然悬而未解。格兰特同时代的人多半认为这个谜团已经解开：“每个人都知道”这是理查三世干的。格兰特在确定真凶手前，首先要证明人们信以为真的答案是错误的。小说近四分之三笔墨都花在让读者相信，理查并没有杀死小王子——他死去的兄弟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年轻儿子。在一位可以接触到大英博物馆旧档案的年轻美国研究员的帮助下，格兰特确定理查没有动机处死这两个男孩，再者说这也不符合他的性格。当理查在博斯沃思遇害时，他们很有可能还活着——像莎士比亚一个世纪后写的那样，理查呼喊着：“用我的王国换一匹马！”莎士比亚著名台词，出自《理查三世》中主人公在博斯沃思战役中兵败势穷时的高呼：“A Horse！My Kingdom For A Horse！”（给我匹马！用我的王国换一匹马！）现用来揶揄代价高昂地换取不重要的东西。——译者 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人格的奥秘——个体性的奥秘，本书的副标题——已经解决了。大家普遍认为，人们不同于兄弟姐妹的行为方式是“先天本性”“后天培养”，以及／或是两者之间某种相互作用形式的。 “大错特错，”福尔摩斯怒喝，“不能没有数据就盖棺论定。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扭曲事实来适应推论。”8现实世界中，推论很少能在完全缺乏数据的情况下焕发生机： 手头上必须得先存点东西。但是推论可能建立在数据不足、模糊不清或产生误导的基础之上。然后，人们开始不知不觉地收集更多数据来证实理论。 这种事情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在心理学方面，会超过一百年。然后，新的扫帚出现，从新的角度解决问题，扫除蜘蛛网。在心理学方面有两把新扫帚，本书很好地借助了这两把扫帚： 演化心理学和行为遗传学。两把新扫帚的清扫方向不同——不是相反的，而是交叉垂直的。 演化心理学是一门将人类思想视为达尔文选择理论产物的科学。它初看似乎并不能用来研究人类的个体性。总体而言，演化心理学家对人类的差异没有多大兴趣： 他们主要关注人类的共同点。例如，由演化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撰写的《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一书。9标题中的“the”值得推敲。平克写的不是我的思维或者你的思维如何运转，而是每个人的思维如何运转。它是一种标准配备，而不是个人选择。不是那些让我的思维与你的思维略有不同的细枝末节。 史蒂芬·平克实际上是演化心理学家中的一个例外： 在他的*新著作《白板》（The Blank Slate）中，他谈到了个体差异，但是要到第十九章才有涉及。以下是《白板》的开头： 每个人对人性都有自己的推论。每个人都不得不预测别人的行为，这意味着我们都需要了解人格形成的理论。10的确如此，但问题是，知晓人性理论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人们的行为不尽相同。知晓某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原因，或者一百个人性格的形成原因，并没法帮助预测**百零一个人的行为。 举个例子： 我的一位邮件朋友，他的儿子马修*近在一个正式的晚宴上当着一大群人的面向他的女朋友求婚。幸运的是，他的女友艾莉森点头同意了。但是，如果她拒绝了他，或者她说要考虑一下，抑或者指着另一个男人说“我宁愿嫁给他”，那该怎么办？马修当着所有人面冒这个险，着实勇敢。 过后我觉得马修其实知道他在做什么： 如果他不确定艾莉森的回答，他也不会在某时某地求婚（实际上，他可能根本不会求婚）。他对女友行为的预测不是基于对人性的理解，而是基于他自己的推论，比如，女性天生有结婚的冲动。这是基于他对艾莉森的了解。 无可否认的是，对马修行为的了解却可以基于对人性的推论。我相信，如果不是确定艾莉森会点头的话，他不会当众求婚，这是基于我的认知，即人们通常不会在公共场合受到羞辱。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预测人类的行为。但这还不够。我们需要能够预测具体某人的行为，这需要我们知道他们性格形成的原因。就像没有多少人会把飞机开进办公大楼，但有些人开了。 人们行为上存在差异，某些个体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有些人习惯遵纪守法，有些人习惯猜忌多疑，有些人热情友好，有些人担忧焦虑。心理学家将个体之间的异同归结为人格的差异。 在一项经典的研究中，社会心理学家大卫·纳波利坦（David Napolitan）和乔治·戈瑟尔斯（George Goethals）让受试者——威廉斯学院的大学生——与一位扮演成临床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的女性进行面对面的简短讨论。“研究生”实际上是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故意在受试者面前表现得友善或者不友善。对一半的受试者她热情洋溢，支持他们的观点；对另一半则冷漠疏远，批评他们的想法。 讨论结束后，受试者需要填写一份问卷，其中包括研究生人格的相关内容。题目要求受试者评估她的真实人格，而不仅是她的行为。但是由于受试者和这名女性只见过一次，除了她在讨论过程中的行为举止，没有什么可写的。感觉她不友善的人自然评价她冷酷、拒人千里，而感受到她友善的人则认为她温暖友好、乐于接受。 但当实验的流程稍作改变，事先告知受试者，研究生是为了做研究才以友好或是不友好的方式行事时，惊喜发生了。额外的信息根本没有产生任何区别！即使学生知道该名女性交谈时是受到指示才用冷漠批判的方式对话，学生仍然认为她的“真实”人格冷酷、不友好。他忽略了是现实情况要求研究生这么做，认为她的行为源于她一贯的性格特点，是她长期的行为倾向——她总会表现得或者可能让人觉得不和善友好。11 类似纳波利坦和戈瑟尔斯的实验还有很多，结果大致相同。受试者总是倾向将人们的行为归因于其一贯的性格特点；无一例外地低估了情况迫使一个人以其他方式行事的力量。只有对于自己的行为，他们才可能考虑到情况不由人的因素。 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这是一个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高深名字，但其实只是“fundamental”一词略有夸张。尽管不同文化下归因错误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它是一个人类普遍的问题。12 正如平克指出的那样，“每个人都得预测他人的行为”。当人们的行为大相径庭时，如何预测他人的行为？正如基本归因错误所表述的，我们不仅得考虑到人性的一般性，还得考虑到具体个体的本性。我们倾向认为人们的性格特征稳定持久，所以行为方式可以预测，并倾向将行为样本（即使样本量远远不足）作为推测人们性格特征的线索。理论让我们认为人们的行为会和我们预测的一样，比如，如果我们在超市遇到那名研究生，她会像在实验室里一样招人喜欢或令人讨厌。 将某人的行为归因于他们身上相对稳定和持久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其称为人格（personality），以前叫做个性（character）——就容易导致我们在预测中犯错： 我们期望人们的行为比实际中更加一致。犯这样的错误也合情合理，因为（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推断某人将来行为的*好方法就是依据他或她过去的行为。13 至少一定程度上，人们的行为是前后一致的。有些人习惯友好；有些人则总是敌对。在一间全是小孩的教室里（教室的设定是为了提供行为一致性的场景），有些孩子不断地打扰周边的小朋友或者插话抢话，而另一些孩子则在老师叫到他们时脸红结巴。尽管身边老师和同学不断更替，但年复一年，他们的行为方式没有变化。 演化心理学家通常不会多说这些差异，但如果没有这些差异，他们也无法做研究。个体性已经融入他们的理论中，只不过通常没有明确表明。选择伴侣是该领域的一个主要话题。如果你问人们在选择伴侣时什么*重要，无论男女，大家都列出了善良、可靠、真诚和智慧这样的品质。14如果人们是因为这些品质喜欢上未来伴侣的话，未来伴侣在这些方面应该有所不同。有些人更加友善、可靠、聪明。 当然，外表上也有差异；我们发现某些人会更加有魅力。外表在择偶中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功能： 让我们可以认出他，识别出他。尽管听觉和嗅觉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但人们主要还是依靠视觉来识别个体。如果选择长期伴侣意味着了解具体某人的特质，那么我们必须能够在人群中认出未来伴侣，记住谁有什么样的特质。选择伴侣不仅仅是选择正确的性别、体型和年龄： 它关乎选择特定的个体。 识别和记忆特定个体的能力在演化心理学家总喜欢讨论的人性话题的另一个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利他主义（altruism），即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他人。利他主义初看似乎与达尔文的观点不一致。在熊熊烈火中救人风险重重，但是人们还是选择这样做。舍己救人很难从“适者生存”的角度来解释——死亡是不适应环境的结果——演化理论学家需要用另一种方法去解释。1964年，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指出，如果你帮助的人和你有相同的基因，那么利他主义从适应性角度就说得通（他称之为“包容性适应”［inclusive fitness］）。他甚至提供了一个公式，根据你与另一人有多少相同的基因——与父母、小孩或兄弟姐妹有50％相同的基因，与堂表兄弟姐妹或孙儿有25％相同的基因——来决定你是否该奋不顾身。15 汉密尔顿的理论，叫做亲属选择或亲属利他主义（kin selection or kin altruism），认为人类和动物，比起养育他人的后代，更喜欢养育亲生子嗣。但为了做到这点，动物必须有某种方法来识别自己的后代。演化论已经提供了各种解决方案。例如，一只雌性绵羊有着各种方法来认出它的孩子。在近处时，母羊依靠视觉和嗅觉来区分自己的羊羔和羊群中的其他羊羔；当羊羔走远没法靠气味或视觉来辨别时，母羊转而依靠听力，母羊可以清楚地辨识出自己孩子的声音。16 与亲属选择理论的预测一致，大多数种类的动物对自己的亲戚都更加亲近。但人类也会帮助那些非亲非故的人。这个疑问促使演化心理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在1971年提出了互惠利他主义（reciprocal altruism）的理论。17互惠利他主义的核心是帮助他人可以增强你适者生存的能力，因为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别人会来还这个人情。这很快让我想到一个动物的例子——吸血蝙蝠，信不信随你。就像电影观众知道的一样，吸食鲜血是蝙蝠谋生的前提；蝙蝠有时候可能苦苦觅食了一整晚却只能空着肚子回家。但吸血蝙蝠是一种社会型物种： 它们过着群居生活，互相帮助。一只没捕到猎物的猎手通常可以从满载而归的伙伴那里获得一些施与——反刍的血液。成功的猎手已经吃得沟满壕平，所以它也乐于分享。因为可能在另一个夜晚，它就需要帮助，那么之前接受过它施与的蝙蝠就会伸出援助之手。18演化心理学家和博弈论领域的经济学家称之为“投桃报李”。 投桃报李只有在游戏参与者能够认出和想起对方的情况下才会发生。19很明显，吸血蝙蝠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知道哪位战友欠它们人情，然后就会找它讨还曾经的施与。依靠互惠利他主义来度过艰难时期的社会动物必须能够识别出不同的个体。他们需要知道团队中哪些成员欠他们人情，从哪些成员那里可以得到互利性的回报。所以他们必须能够将过去的某一经历与某一个体联系起来。他们需要为每个人提供独立缓存的记忆，因为就算你能分清是在和乔治还是唐纳德说话，但记不得是他俩谁欠你一个人情，也无济于事。 尽管队友选择和互惠利他主义的理论很有意思，但它们并不是演化心理学*重要的贡献。*重要的贡献是有关人类思维的一个新观点。 心理学家约翰·加西亚（John Garcia）和同事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精妙实验预示着突破的产生。实验对象不是人类，而是老鼠；实验的顺序在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巴甫洛夫（1849—1936），苏联生理学家，1904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提出经典条件反射的概念，其中*著名的例子是对狗唾液条件的实验。——译者实验之上稍作了改变。巴甫洛夫发现，先给狗铃声或者其他信号，再投食，反复训练，狗可以在听到信号后流涎。美国心理学家将铃声与食物味道之间的前后联系称为“条件反射”（conditioned reflex）。巴甫洛夫假设——大多数美国心理学家也从未质疑过——任何任意刺激都可与任一先天反射相关联，形成条件反射。 加西亚证明了巴甫洛夫的假设是错误的。实验发现，即使X射线诱发的不适在老鼠饮水数小时后发生，老鼠也能很快学会将特定的味道（糖精冲的水）与X射线照射诱发的恶心联系起来。尽管实际上水不是造成老鼠恶心的原因，但这种关联的结果就是老鼠对糖水产生了厌恶。老鼠还可以学会某种灯光亮起就是预示着即将受到痛苦的电击。但是，如果是在饮用糖水后受到电击，它们并不会学着拒绝糖水；如果是在喝水后胃不舒服，它们也不会把水和灯光联系在一起，择而避之。20 加西亚和合著者在发表研究成果时遇到了很多麻烦；他们被一家又一家的期刊拒之门外。一位传统的行为主义者表示，加西亚的发现“不可能比在布谷鸟钟里发现有鸟屎更有可能”。21但是这一发现有助于重复性实验。动物，包括人类，在众多联系中更容易学习某些联系，他们学会的联系是有意义的。听到晚餐铃声时觉得会有晚餐了，这合情合理。如果晚餐包括某种你以前从未吃过的食物，你吃了它后胃感不适，那么你会（无论正确与否）把恶心与这种食物联系起来，避免再吃到它。一次糟糕的体验会让你永远失去某种食物。 加西亚的老鼠只是个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人类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脊椎动物的大脑执行各种学习任务的程度不同。有些事情很容易关联在一起，有些事情则较难，有些则根本关联不到一起。人的大脑事先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沉着冷静、毫不费劲地以眼花缭乱的速度学习某些东西。 *好的例子是语言学习。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乔姆斯基（1928—），美国哲学家，语言学家，其生成语法理论对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有着巨大贡献。——译者认为婴儿要从听到的只言片语、不完美的例子中学习语言极其困难，乔姆斯基还认为，能够快速完整地学习语言，婴儿肯定有某种语言学习的特殊天赋。但是史蒂芬·平克把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一种假设的大脑机制解释得通俗易懂，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把这种理论与全新的领域联系在一起——演化心理学。平克在《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中说道： 语言不是一种文化制品，我们不能用学习看时间、学习联邦政府如何工作的方式去学习语言。相反，它是我们大脑独特的生物组成部分。语言是一种复杂的专业技能，自发地在孩子身上发展，不需要着意努力或正式指导。语言的配置不需要认识其内在逻辑，它在每个人身上的性质都是一样的。语言不同于其他更一般的信息处理能力或思辨行为能力。因此，一些认知科学家将语言描述为精神能力、心理器官、神经系统和计算模块。但我更喜欢“本能”这个着实方雅的表达。它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人们知道如何说话如同蜘蛛知道如何吐丝一样。22语言只是人类赋有的众多特殊能力中的一种，其中有些能力其他物种也有。演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类的思维中有许多机制——心理器官、机制或本能——它们在演化过程中执行特定的任务。大脑不是想象中无所不能的厨房小配件。大脑是各种专门配件的集合： 有的用于切割洋葱，有的用于炸洋葱，还有的用于防止炸洋葱时被烫伤。 心理器官或机制为物种在演化过程中完成意义重大的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许多情况下，这些机制也激励着物种去完成这些工作。婴儿不必为了得到奖励，甚至不需要鼓励，就会去学习语言，他们天生就想学习语言。婴儿生就喜欢听人说话，并试着理解一二。 人类擅长做的另一件事是辨认区分不同的个体。人们不仅能区分男女，或是从黄发垂髫中找出妙龄女性： 我们还能识别和记住具体的每个人。“人类痴迷于个体。”平克指出。23我认为人类都配备了专门用于这一目的的心理机制，这一心理机制能够自我激励。就像婴儿生来就想学习语言一样，人们生来就有极大的兴趣学习区分他人。人们从出生就热切地凝视着一张张面孔；从出生——甚至更早以前——就关切地听着周围的声音。非常小的婴儿可以看脸或是听声音认出自己的母亲。24他可以认出或听出他的妹妹、姑姑或保姆，并知道她是别人——而不是他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