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海拾贝

自秦代以降，在漫长的帝制时代，我国建构了一种没有律师的法律秩序，历朝历代的政府对民间的“讼师”活动从来就是严惩不贷的。但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设计，把为当事人自由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律师定位成秩序运作的枢纽。其理由以及内在的逻辑关系不妨概括如下：要使法律规范真正具有效力和权威，必须调动个人运用法律的积极性。实际上，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当事人*有动机监督执法和司法机关的公正与效率，也*有愿望利用诉讼程序寻求救济。在这里，只有律师才能化解缺乏足够的知识和经验的当事人在动员法律手段方面的畏难情绪，把对法律实施的监督落到实处。一般而言，专业律师都精通制度、程序、规范以及具体案情，能够发现和识别在规范灰色地带容易出现的“猫腻”，因而通过为当事人服务的执业活动本身就可以有效防止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的瑕疵、过错以及枉法行径。经过两造律师反复推敲、挑衅、反驳之后的案情和法理，不会有太多的漏洞可钻，法官据此判决基本上可以办成铁案。由于辩论是公开举行的，判决理由也开放给专家和公众评析，所以律师和法官互相串通、勾结的机会当会非常有限。律师还能通过法言法语表达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并通过判决把个人的利益诉求转写到制度的文本或框架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法律体系不断精密化和不断变革，同时也把各种矛盾和纠纷纳入体制内的轨道进行稳妥处理。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律师是现代法治精神的主要担纲者，也是法律实施的*佳监督者。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包括政法界领导干部在内的很多人并没有充分认清上述道理。律师为了客户的利益，竭力寻找具体案件在事实上的疑点、规范上的纰漏、程序上的瑕疵、逻辑上的困境、技术上的弱项，这正是律师的本分，也是职业道德（体现为一种工具性伦理）的要求，还是法律体系顺利运作的驱动装置。如果把这种代理和辩护看做不稳定因素甚至敌对势力，压抑律师为当事人维护合法权利的执业活动，强求律师站稳阶级立场、顾全政治大局，那就势必把很多律师的技术性较真转化成激情化死磕，逼得律师把法庭内部的专业性抗辩延伸到外部环境，诉诸舆论支持、诉诸街头行动。当然，律师除了忠实于客户之外，还必须忠实于法律。但这种对法律的忠诚只能以律师个人的诚实和善意来保证，而不应该对律师执业活动施加来自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管制，否则很难在客户与律师之间建立起必要的互信关系。即便当事人滥用了律师提供的法律技术并逃避了法律制裁，只要律师的确没有参与恶意谋划，就不必为此承担责任。换言之，现代法治国家在利害权衡之下，不要求律师承担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的义务，以培植当事人对律师辩护权以及整个法律体制的信任和期待，以鼓励律师放心地、积极地为当事人提供充分的法律服务。只有这样的制度安排才能更有效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才能避免另一个聂树斌继续含冤却哭诉无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