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学会史

　　（一）《少年中国》初刊时，魏时珍尝致王光祈函批评当时所谓文化运动，刊于《少年中国》第3期，颇引起一般人士注目。某日不少新文化杂志的主笔健将大会于某大学教授宅中，斥魏时珍为张之洞式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意）并协谋抵制《少年中国》之法。某教授随后作《随感录》数则，极尽谩骂之能事，将于某杂志发表。其时王光祈在北京主持学会会务，这些杂志的主笔多与他相熟，将此事泄露于他并愿出面调停，还说《少年中国》作为后起之秀就持此种论调，势将不利于新文化运动前途，其弊实较“国故党”尤甚。倘《少年中国》以后少登此种文字，某杂志的《随感录》以及其他攻击文字也不再发表。王光祈闻言大怒，且谢之日：“某某杂志若有攻击《少年中国》之文字，尽可发表，无须顾虑，惧人攻击者非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也。”后来所谓《随感录》似未登出，该杂志某某对魏时珍的文字曾有数次笔墨官司而已。由此可见魏时珍拥护“中国人生观”的影响，也可见《少年中国》批评当时文化运动的影响。　　（二）中华民族是一种“哲学民族”，素来生长于孔孟学说之下，不知有所谓宗教，故中国数千年来循着信仰自由的原则，亦未曾发生一次宗教战争。但近年一般欢迎欧化的人，以欧化中含有宗教成分，亦主张“中国基督教化”，尤以留美学生为*甚。当时中国新文化杂志中亦发现赞美基督教的文字。会员周太玄、李璜看到以哲学精神为根本思想的中华民族，要被人弄成以宗教迷信为根本思想的中华民族，怒焉忧之，著了许多“非宗教”的文章在《少年中国》月刊发表，同时国内方面亦请名人讲演，此事在中国人思想进化史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三）从前西洋政治家对中国使用“武力侵略政策”，但是武力只能服其身而不能服其心，后来他们又变为“文化侵略政策”，“要把中国人弄得心悦诚服地投降他们，要把中国人变成一个‘某国人的中国人”’。于是在中国忽然添加了许多“籍隶中华而心存外国的侨民”，西洋人的“文化侵略政策”遂从此告厥成功。鉴于此，会员余家菊、李璜立足于“中华民族主义”，撰写了许多宣传“民族主义教育”“反对教会学校”的文章在各杂志发表，亦渐渐引起国人注意。近来南京会员欲组织学校，一则实现学会的宗旨，二则“创造中国的教育”。这些都是少年中国学会拥护中华民族根本思想的表现。　　（四）上述魏时珍拥护“中国人生观”，周太玄、李璜反对“民族宗教化”，余家菊、李璜提倡“民族性教育”，都是对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欲加以拥护，对中华民族文化欲加以阐扬。那么，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是什么？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又是从何种民族文化产生出来的？王光祈尝深思苦索中国人的性格，详考细察西洋人的习俗，*后恍然大悟：“中国的‘民族文化’便是古代的‘礼乐’，由这种‘礼乐’以养成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礼也者，小而言之，则为起居进退之仪；大而言之，则为处世待人之道。乐也者，小而言之，则为涵养性灵之具；大而言之，则为协和万方之用。我们中国人生息于孔子学说之下者数千年，而孔子学说又实以礼乐二事为基础，所以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与我们古代礼乐实有至深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古代礼乐，诚然有许多不适于今的地方，而且简陋得很，但是古人立礼制乐的本意则千年不磨。我们现在宜利用西洋科学方法，把他整理培植出来，用以唤起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完成我们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　　王光祈认为：以上四例都是少年中国学会五六年以来对于“民族文化复兴运动”*显著的表现。此外，国内外会员为“中华民族独立”之运动者尚不知若干，或见于文字，或证诸行动，要皆以拥护“民族文化”为出发点。①从中不难看出，少年中国学会在复兴民族文化方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学会努力开展文化运动。周光煦通过分析世界文化与民族特性的关系，认为各国对世界文化各有贡献，同时又能够尽量承受世界的文化。因此中国民族疾起直追，应当从以下方面努力：一、先须尽量地承受世界共同的文化，务期某种文明程度与欧美、日本在同一水平线上。二、文明程度既与欧美、日本均等，则少年中国可以实现。三、少年中国既已实现，遂完全有资格提倡人类正鹄，世界和平大同，于是少年世界可以实现。②可见，中国人应当努力开展文化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进而创造“少年世界”。郑伯奇则说，“我想少年中国学会不过是少年中国的一个团体，再进一步虽可说他是正在改造中的世界的一个团体，但他绝不是包揽少年中国文化运动的专卖特许的唯一机关。我想谁也不会为此想，不过我们虽没有垄断的野心，我们却不可不存一番要尽我们的best的决心”。③表达了学会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