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1921-2021

　　历史悠久、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是马克思、恩格斯颇为关注的东方国家之一。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著文揭露英国、法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严重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深刻揭示了中国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公正地评价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正义性和深远历史意义。此后，马克思又在包括《资本论》在内的不少著作中论及中国，为中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国情和问题，作了可贵的提示。相比之下，中国在长时间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却一无所知。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出现了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与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并存、斗争的局面，但是，在进入近代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所有倡导向西方学习、寻求真理的先进代表人物，都无一例外地选择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一直把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把实现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奋斗争取的目标。在中国社会日渐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沉沦中，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理论的不断受挫中，中国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发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矛盾，他们开始在资产阶级思想之外寻求新的思想资源作为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有一些外国人写的论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中国某些改良派人物、革命派人物和无政府主义者也陆续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学说作了一些介绍，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包括经济思想东渐的历史进程。但是，直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这种介绍一直为数很少。并且，一直是有介绍者，无信仰者。介绍者并不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看到介绍者的介绍也无人真正领会、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当时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传播并没有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值得称道的影响，更没有对中国革命产生实际的作用。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传播为中国人带来了比较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信息，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传入中国的开端落后的通信技术和传播条件，加上中国社会的闭塞环境和遥远的地理位置等因素，中国人对于欧洲发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件在1871年以前一无所知。1871年巴黎公社信息的东传中国，使中国人开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关注。*早目击这一事件的，是出使法国的随员兼翻译张德彝。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以后，清政府派代表团于是年底赴法国赔礼道歉。次年1月，代表团抵达法国。3月17日，张德彝奉命到巴黎为使团寻找住所，第二天，便爆发了巴黎工人起义。这使得张德彝得以在事件中心观察巴黎公社的若干情况。张德彝归国后写了赴法的游记《三述奇》，其中有一万字左右记述巴黎公社。张德彝不理解巴黎公社的革命，他的记载也没有公开发表，但他的记述，成为马克思主义东传的珍贵史料。①巴黎公社的信息，除了张德彝的目击外，传教士在香港和上海创办的报纸也报道了巴黎公社的消息，其中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和《中国教会新报》在巴黎公社起义发生一个多月以后，以“法国民变”和“法京近事”等为题对巴黎公社的信息作了多次报道。当时主张变法自强，并与外国传教上和中国洋务派官员相交游的知识分子王韬，译写了有关巴黎公社的大批报道，在传教士在香港办的《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报纸上发表。稍后，王韬将这些报道汇成《普法战纪》14卷，由中华印务总局于1873年刊刻发行，书中对巴黎公社的片断事实作了记述。19世纪后半期，不仅有一些外交官和学者在出游欧洲时获得了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信息，而且在国内举办的工矿企业和文教部门中，也在译书中开始触及社会主义思想。如江南制造局编写的《西国近事汇编》多次报道了同治十二年（1873）至同治十三年（1874）英国煤矿工人罢工情况及德国、俄国、西班牙、美国的工人运动，是中国*早报道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刊物。在报道中，该刊频频使用“按名公晰”“以均有无”“富室积产”“以赡贫困”“贫富适均”等提法，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初传播提供了丰富的信息。①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了《大同学》**章《今世景象》一文。**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②，叙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悬殊的现象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日：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③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大同学》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是服务于其宗教目的的，其用意是在承认社会贫富对立的基础上，求助于超理性的宗教力量来消除对立，但它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对立的社会现实的介绍还是比较客观的。书中提到马克思乃“主于资本者”，“在马克思经济学传入中国的初期，率先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重视资本问题的研究，从而以模糊的形式，接近于马克思的经济学代表作”。④20世纪初以后，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中文文献逐渐增多，与19世纪末的零星中文介绍相比，呈现明显增多之势。这些文献可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国人自撰的论著；二是翻译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