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康拉德传

（一） 康拉德/光明的使者 将欧洲视线的光亮照进 不列颠的黑色沼泽。 ——埃兹拉??庞德 （二） 《第十章文学友谊与艺术突破（1897—1898）》选摘 到1897年康拉德创作他的**部杰作《“水仙号”的黑水手》时，他已经发展出了他自己的创作方法、散文风格和艺术理论，这部作品受到了他新结交的文学圈好友的热情赞赏。虽然他（在《六部一套》的作者注中）否认他在写作小说前做了笔记，但他确实从原始资料中记下了大量笔记，让他在创作马来小说、拿破仑小说和《诺斯特罗莫》时，可以重新回顾。他的“刚果日记”及关于普法战争的笔记（可能是为和斯蒂芬??克莱恩的合作所做的准备）都保留了下来。康拉德需要以事实为基础来创作小说，他相信：“想象，而非创造，才是艺术及生活的至高主宰。”他对真实记忆充满想象力的准确呈现都是基于阅读和自己的实际经历。 康拉德通常用一支普通钢笔写作，有时笔磨损不能用了，多愁善感的他会把笔留下来。然而，《青春》的手稿是他趴在“常春藤墙”的一棵栗子树下，用铅笔写在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上的。虽然康拉德总是在9点准时下来吃早饭，但他总要磨蹭很久，才不情不愿地开始工作。步入中老年的他，经常在早上读报纸，回信。但他通常从晚上八点半一直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一口气工作好几个小时，他就这样，在午夜完成了很多部小说。 他无法承受花好几年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的痛苦。所以他在构思诸如《吉姆爷》这样的作品时仅把它们当作故事，他声称自己就快完成了，其实依然长途漫漫。创作时，他试图想象连续变换的场景。他会就小说进行长时间沉思冥想，直至他能抓住人物和情节精髓，让它们得以通过笔端，跃然纸上。正如他在《“水仙号”的黑水手》的前言中所说，他志在重现、强化现实，“通过书写的文字的力量，让你听到，感受到——尤其是要让你看到。这——别无其他——便是全部”。 康拉德写作又慢又费力，完成了三百字——一页半稿子，而且这差不多就是他每天的完成量——他就感觉完全精疲力竭了。写作《海隅逐客》时，他拿着笔痛苦挣扎，6天只写出了6行字。有时他写得比这还少。比如，《救援者》的创作瓶颈时，他8小时写出了3句话，但他在绝望地离开座位前又把它们擦掉了。福特后来告诉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康拉德花了一天寻找贴切的字眼；然后又把它否决了。” 康拉德认为文学写作是一种精致的折磨。他将兴奋之力转换成词句，仿佛每一页都是从他灵魂中抽出来的，他需要危机和疯狂来完成他的作品。他就像D. H. 劳伦斯一样，运用挖煤这一比喻来象征对无意识领域的探索，他告诉加尼特：“我必须像一个在矿井中劳作的矿工一样，从黑夜中开采出我所有的英语句子。”康拉德在鼓励好友，以及评论高尔斯华绥、加尼特、福特、休??克利福德、诺曼??道格拉斯和沃林顿??道森（Warrington Dawson）等人的手稿时，鼓励他们探寻自己的内心深处，努力达到*高标准。他如此告诉爱德华??诺布尔［（Edward Noble）同样生于1857年，在商船队工作，将在1905年到1929年间出版15部海洋小说］：“你必须从自身中挤出每一种感受、每一个想法、每一幅画面——毫不留情，毫无保留，无怨无悔；你必须搜寻心中*黑暗的角落、脑海里*隐蔽的深处。” 康拉德的写作天赋从未让他满足，这天赋给他带来了许多痛苦、怀疑、自省的时刻。康拉德承袭尼采和兰波的浪漫主义传统，他告诉道森——一位年轻的美国门徒，折磨和痛苦是创作的根本：“受苦是一种品质，几乎是一种伟大、一种奉献，完全就是一种忘我的牺牲，就算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忠诚于自己的真实感受，对我而言，这也就是一名艺术家的全部信条。”《“水仙号”的黑水手》即将完成之际，他说他吃不下饭，遭受着噩梦的折磨，吓坏了妻子。在挣扎着创作《救援者》时，他有想死的冲动，感觉自己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对这种恐怖的害怕又回来了，让我颤抖。实际上，它已经摧毁了我曾有的那一点自信。”在创作《诺斯特罗莫》时，他因痛风发作痛苦不已，他大喊：“就算我用我的血书写每一页，我也不会感到更精疲力竭。”他就像罗伯特??洛厄尔的诗《被砍下的头颅》（“The Severed Head”）中那个爱伦??坡一般的艺术家：他“滴下/一滴红色墨水在我们身上，当他挤压/那截下的小小一条塑料管/从他的心上汲取墨水”。1904年后，康拉德雇了丽莲??哈洛斯（Lillian Hallowes）做秘书，情况稍有好转。她高挑，纤弱，是一名造船工程师的妹妹，她（据博雷斯所说）一脸茫然，举止高傲，但她能减轻康拉德的负担。 康拉德在艺术创作上遭受巨大痛苦的一大原因是他一直在与英语斗争。他抱怨评论家看穿了他的假名，认为他是“一个怪人，一个用英语写作的令人吃惊的该死的外国人”。但即使他已经出版了《吉姆爷》和《诺斯特罗莫》，他仍感觉英语是一门外语，需要投入可怕的精力。一次，一个熟人很好奇，“一个像康拉德这样在性情、长相和说话上都不像英国人的人，是如何能写出如此完美的英语的”，康拉德回答：“啊，要是我能把英语写好就好了！不过你会看到的，你会看到的。” 另一个困难是康拉德保留了很多波兰语和法语散文风格的特点，这就给他的英语奠定了一个异域的基础，即使他的英语语法正确，也显得不同寻常。波兰语的句子更长，“有大量形容词，节奏更平缓，含糊不清的地方更少，辞藻更倾向于华丽”。康拉德（尤其是在其早期作品中）对三重平行结构（“所有那些谜一样的生活，充满了在森林里、丛林里和土人心里蠢蠢欲动的野性”）和修辞抽象化（“那是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所表现出来的沉静，笼罩着迷一样的意图”）这两句话出自《黑暗的心》。的过度喜爱更多是波兰语的特点，而非英语的特点，这也揭示了他的斯拉夫文学遗产。 康拉德的书广受好评。但与他同时代的批评家，包括詹姆斯和克莱恩，都意识到那些让康拉德大受好评的特质——他的异域风格、复杂叙事、深刻的主题、悲观的思想——让普通读者退避三舍，降低了图书的销量。一位书评人在1897年12月的《旁观者》周刊（Spectator）上评论《“水仙号”的黑水手》时如此说道：“康拉德先生是一个天才作家，但他对主题的选择及寸步不让的写作方法，让他无法获得大众的喜爱。”不过当20世纪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康拉德的想法正确时，他受到了当代批评家的推崇，他的信念与其时代格格不入，倒是更符合我们的时代。 图书的惨淡销量让他在1895年到1913年一直饱受金钱困扰，因为他总是花的比挣的多。康拉德既不是高产作家也非成功作家，他有一个人口仍在增长的家庭需要赡养，还喜欢过着经济能力无法负担的生活，于是他发现自己无法维持一个中产阶级的体面，也无法靠写作收入生存。他被迫向朋友和编辑借钱——阿道夫??克里格、斯皮里迪恩??克利什切夫斯基（加的夫的波兰人）、高尔斯华绥、加尼特、福特，以及威廉??布莱克伍德、大卫??梅尔德伦［（David Meldrum）布莱克伍德的伦敦编辑］和美国出版商S. S. 麦克卢尔（S. S. McClure），但他无力偿还债务，并为自己不光彩的行为感到愧疚。康拉德在与昂温协商《“水仙号”的黑水手》的合约条款时，谈到自己写作速度慢，他气愤地告诉昂温：“我无法负担以少于每小时10便士的薪资工作，而且要获得如此可观的收入，我必须以相应的方式工作。”以250美元的价格将未完成的《救援者》的美国版权卖给S. S. 麦克卢尔后，他懊悔地告诉特德??桑德森，麦克卢尔“定期寄送支票，这在他看来是正确的，我平静地收下这些钱——这在我看来，异常像一场诈骗”。尽管有种种顾虑，康拉德还是留下了钱。 当写作沉重到让人难以忍受，康拉德梦想重拾商船上的生活。博雷斯出生两周后，他再次感受到了大海的召唤，想象着他能带家人一同前往。1898年8月，仍被麻烦重重的《救援者》折磨的他，恳求格雷厄姆给他找一艘苏格兰船：“去往大海将给我救赎。真的，我的精神状态糟糕透顶。”下一个月，他在格拉斯哥花了三天时间在海运事务所四处走动，（*后一次）寻找指挥舰船的机会。但逐渐消失的克莱德高速帆船不缺船长，于是康拉德被迫返回他的“酷刑室”。 虽然康拉德试图重返大海，但他厌恶他所获得的“海洋小说家”的名声，因为这似乎限制而非定义了他的成就，也阻碍了读者接受他关涉其他主题的作品。他十分恼怒地告诉好友：“在这一片赞誉声背后，我可以听见某种低语：‘就坚持在大海上吧！别登陆！’他们想把我放逐到大海中央。”他热切地希望“能摆脱舰船的恶魔尾巴，摆脱对我的海洋生活的执着”。 康拉德不被接受的“海洋小说家”头衔解释了他对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作品毫无理性的厌恶。康拉德尊称费尼莫尔??库柏——一个小作家，康拉德小时候读过他的作品——为永恒的伙伴、难得的艺术家、他的文学大师之一。但他讨厌梅尔维尔的浪漫主义、假意伪善、神秘主义，不想和梅尔维尔被并列为异域（但没有那么野蛮的）海洋作家。《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在评论《海隅逐客》时写道：“或许除了梅尔维尔的作品，我们想不出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他对热带岛屿的风景描写，而且说它们让人想起《泰比》（Typee, 1846）和与之同类的传奇小说［《奥姆》（Omoo）］，这便是给出了*高等、*公正的赞美与夸奖。”牛津大学出版社请康拉德为《白鲸》写序，他拒绝了，称这部小说“不过是一部以捕鲸为主题的牵强附会的狂想曲，整个三卷本中没有一句真诚的话”。而且当雕塑家雅各布??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不小心提到这本书时，康拉德猛然爆发，大肆贬斥：“他对海洋一无所知。不可思议，可笑荒谬……神秘个什么劲！我的旧靴子就挺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