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国际分割与地域异质性

1 全球化与国际生产分割 1.1 引言 近年来，一些新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受到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比如，越来越多的离岸生产（offshoring）、外包（outsourcing）、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等，这些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主要表现（Feenstra，1998）。在全球化的今天，生产者之间的生产界限已被打破，生产主体和生产场地之间的相互连接在地理距离上越来越远（张亚斌和范子杰，2015）。贸易成本逐步降低和信息技术不断进步，使得多个国家共同参与生产的GVCs逐步兴起和繁荣，形成全球化的生产网络。迄今，GVCs已形成了众多国家参与、生产任务分割、全球范围生产的新型国际生产体系。这种生产体系主要根据要素禀赋和价格差异对GVCs各个环节进行全球地理配置，形成生产环节的国际分割（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Jones and Kierzkowski，1988，2004；Jones，2000）。国际生产分割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特征之一。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生产的国际分割会造成一国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率越来越低，增值能力降低可能减少贸易带来的福利及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这也被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所关注，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回流倾向及发展中国家追求国产化的政策导向均在强化。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里，受创新、贸易自由化和区域一体化等因素驱动，国际生产分割在技术上和地域上都在不断地深化和扩张，这带来了体积因子效应和实际工资的增长，提升了外贸竞争力 。这些新的特征和趋势都急需新的理论和解释。 生产环节的国际分割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商品贸易（trading goods）逐步转化为任务贸易（trading tasks）（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8）或增加值贸易（Lamy and Shiraishi，2011），对国家之间的贸易依赖关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Costinot et al.，2013），改变了世界的贸易和生产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生产分割为其提供了之前基本不太可能的参与跨国贸易交易的机会。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企业要进入国际市场必须在产品所有生产环节都拥有竞争力或比较优势。国际生产分割的出现使得发展中国家要参与国际生产网络或者跨境生产分工，只需要在产品生产的某一个或几个环节获得专业化比较优势。这种分工模式允许发展中国家以一种更好的形式参与国际生产，为发展中国家外贸增长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较快进步，继2009年出口规模跃居世界**位，进口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位之后，2013年正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大的货物贸易国。随着国际生产分割日益深化，中国贸易结构和贸易要素含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中间品贸易比重在不断增大 ，出口产品中包含更多的国外增加值。WTO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计算数据表明，2008年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为66.73% 。中间品尤其是加工贸易的繁荣使得中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割的程度日益加深，这种深化反过来又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贡献颇多。据统计，从2003年开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增长，于2010年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引发了诸多学者和政府管理者的关注。但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流趋势逐渐加快，WTO等大区域贸易协定的作用被逐渐削弱。而以美国为主导的TPP*高标准的建立，中国被排除在外。同时，中国也在加速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的缔结，整合全球资源，更有效地降低贸易成本，避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单一依赖，减小区域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增强价值链的连通性和稳定性，以逐步提升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因此，从政策层面加快跨区域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谈判步伐对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生产分割水平，提高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增强国际竞争力显得愈加重要。在区域一体化迅速加快的进程中，如何进一步理解和把握新的国际生产形式，研究发展中大国中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割的程度及区域性特征，以及分析传统贸易成本影响因素距离对其的影响路径，正确解释国际贸易发生的新变化，以及进一步在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进程，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为提升产业价值链地位和外贸竞争力提供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1.2 全球生产与国际分割 国际生产分割的产生与生产分工尤其是国际生产分工的深化密不可分。早在17世纪，亚当？斯密就注意到人的才能的自然差异导致了生产的分工，并形成*初的生产专业化分工（斯密，2001）。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也主要是由于各自的要素禀赋来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李嘉图，2005），生产的分工逐步扩展到国际层面。在19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前，出现了国际生产分工的雏形，一些欧洲造纸商开始采用在多个国家分割的方式进行生产（Hartwell et al.，1969）。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对国际分工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国际分工的形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从过去产业间专业化向产业内专业化方向转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原来集中在某一地区的生产过程逐步分割为连续的生产环节，每一个环节在不同的跨国界地区进行专业化生产。生产的国际分割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呈现一些新的特征：**，受创新、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支撑，国际生产分割在技术上不断深化和在地域上不断扩张（Jones and Kierzkowski，2001；Helg and Tajoli，2005；Olsen，2006）；第二，作为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主要结果，国际生产分割与不断增强的全球化进程相互交织在一起（Dicken，1992）；第三，国际生产分割对国民经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对跨国企业所在国家来说，企业将一部分原本在国内生产的制造环节转移到国外通常被认为会侵蚀本国的就业，是对本国福利的威胁。还有一些关于GVCs的研究则认为不同生产环节实行专业生产后带来的规模经济、更新换代的激励及技术转移的可能性给予发展中国家小企业更多的机会来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生产当中。 1.2.1 国际生产分割相关概念和界定 *早对国际生产分割给出完整定义的是Jones和Kierzkowski（1988），他们将其定义为“生产链被分割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离环节，并在不同的国家被执行的过程”（Jones and Kierzkowski，1988；Jones，2000；Deardorff，2001a，2001b；Jones and Kierzkowski，2001）。与其类似的一些概念也在公开场合被相互替代使用，如外包、离岸生产等。还有一些常用术语与国际生产分割相关，强调了其不同的方面，如万花筒比较优势（kaleidoscope comparative advantage）（Bhagwati and Dehejia，1994）、产品内专业化（intra-product specialisation）、超级专业化（Arndt，1998）、任务贸易（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8）、增加值贸易（Lamy and Shiraishi，2011）等，强调了相对传统比较优势和水平专业化概念的一些变化。而GVCs和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GPNs）（Gereffi，1994；Navaretti et al.，2002；Memedovic，2004；Sturgeon，2006）涉及了一些新的商业组织形式并被用来研究相应的产业和贸易政策问题。还有一些概念，如多阶段生产（multistage production）（Dixit and Grossman，1982）、价值链片段化（slicing up the value chain）（Krugman，1995）、生产非一体化（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Feenstra，1998）及全球生产分工（global production sharing）（Yeats，1999）等也与此相关。这些不同词汇的使用表明了概念上的混乱，而且对选择统计方法和工具进行测度也是非常不利的，因此清晰的界定是建立科学合理指标的本质需要。 企业是生产分割的主体。根据生产过程相互联系的企业所有权构成及法律关系的不同，生产分割实现的路径也有所区别（Formentini and Iapadre，2008）。一般通过两种途径：一是企业可以从国外供应商通过正常交易或签订合作协议、联合经营、指定中间投入供应的分包获得中间产品和服务。这种方式的生产全球化通过外包的生产形式创造了中间产品贸易。但相对于正常交易而言，分包则清晰地暗示了企业间更紧密的生产联系。二是企业可以在企业集团内重新组织生产，委托其自身的国外机构来承担生产过程的某些环节。这种形式的生产国际分割则意味着跨国公司的垂直FDI，并由此产生中间品的国际贸易流量，也被定义为企业内贸易，在国际层面，被定义为离岸生产（Kirkegaard，2005）。因此，要准确地测度国际生产分割，需要一个同时考虑国际外包离岸分包、跨国企业的垂直一体化及垂直专业化等在内的综合度量指标，即一个合理的国际生产分割度量指标，不仅要考虑大型跨国公司的垂直FDI，还应该考虑包括小型或中型企业在内的全球生产网络（Formentini and Iapadre，2008）。 1.2.2 国际生产分割的测度 1.2.2.1 测度数据 对国际生产分割进行测度主要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全球生产网络使得各企业通过生产环节密切相连，通过各环节参与企业的相关生产和经营数据来直接度量国际生产分割是一个首选的办法，事实上，这类数据极少且不可得。即使一些机构，如OECD获得了类似的跨国企业调查数据，但由于缺乏关联企业之间的产权结构及每一阶段生产投入的数据，准确度量仍无法实现。而通过贸易和投入产出数据来间接度量国际生产分割则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方法，也被经济学者所广泛使用。表1.1列出了国内外学者直接和间接度量国际生产分割主要采用的公开数据库概况。 从表1.1可以看到，测度国际生产分割所采用的数据主要分为四大类。 **类是基于跨国公司国际经济活动的数据。迄今比较完善的是OECD的AMNE数据库和UN CTAD的FDI/TNC。这类数据通常通过商业调查的方式获得，但受成本和调查难度约束，仅能够获得部分国家的相关数据，同时其中的一些跨国活动涉及敏感问题时也难以披露。 第二类是传统的官方贸易统计数据，主要为产品层面的数据。这类数据覆盖范围广，为原始数据，分类较细，可以进行国际比较。利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方法和广义经济商品（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BEC）分类方法可以区分出初级产品、中间品和*终消费品（Athukorala 表1.1 国际生产分割研究的公开数据库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