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记文学理论研究

　　《中国日记文学理论研究》：　　（一）　　作为“文革”叙写的力作，《吴宓日记续编》（1966-1974年）既是一部宏阔壮丽的时代“史诗”，也是一支中国学人在风雨如晦年代的心灵小夜曲。　　吴宓自入学陕西三原宏道书院的前一年（1906年）起，一直到八十四岁（1978年）在陕西泾阳去世前，即使身处极端困难的境地都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写日记，叙写了他从宏道书院考入清华园读书，留学美国，后作为“学衡派”主将与新文化运动旗手（如陈独秀、胡适等）进行攸关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文化论争，以及他经历的国共内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如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合作化运动、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斗争、大跃进、四清和“文革”运动等）的经过。吴宓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人，从他的日记中可以寻觅到许多不为人知的时代缩影。在这些日记巨帙中，以反映吴宓1966-1974年生活的四册《吴宓日记续编》*具特色和价值。此期的吴宓日记细腻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在“文革”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一代学人的惨痛经历，及深层次的形成根源，刻画了那个时代不一样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表现了他们的乐观、傲骨、独立与情怀。这是一部反映“文革”十年动乱的非虚构文学巨著，留下了许多近距离观察和了解那个时代的**手资料，让人回味、感叹、反思，并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鉴照，警醒今天的人们要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不要折腾、不忘初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着力推进科教兴国。可以说，吴宓日记如“史诗”一般宏阔真实壮丽，又如中国学人的心灵小夜曲一样缠绵宛转跌宕，大气磅礴又细腻具体地叙写了中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风雨雨，以及中国学人在这一过程中的希冀、痛苦、忧郁、激动、悲愤、惊恐、绝望、庆幸等心绪变迁，读来令人唏嘘。　　（二）　　作为“史诗”般日记的撰写者，吴宓自觉超越了局限于个人利害的认知立场，以观剧的态度审视了“文革”这场自上而下、轰轰烈烈、严重扰乱国家正常秩序和人民幸福生活的政治闹剧。　　吴宓的日记叙写观，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三次重要变化。　　其一，他早年的日记写作，主要目的是借助日记来砥砺品行、累积学问，这是中国传统治学和提高修养的方式，吴宓受其影响自觉选择并终生坚持。1910年，十六岁的吴宓在日记卷首写下一段自勉之语：“天下之事，不难于始，而难于常，所以毅力为可贵也。日记，细事也，然极难事也。”正因为认识到日记写作的“细”和“难”及其磨砺恒心和毅力的重要作用，吴宓决心以日记作为自己陶冶心性、砥砺品行、累积学问的方式。　　其二，在经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来的数次政治运动后，吴宓屡遭批判而性情大变，由早年独喜放言高论而至处世谨慎。这其中，以“土改诗案”影响*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土改和镇反运动中，吴宓对女友邹兰芳一家的遭遇（邹的父兄系四川万源县恶霸地主、大军阀，在土改和镇反运动中被曾经备受欺压的劳苦群众打死或被人民政府镇压，一家老小生活无着）颇为同情，对四川农村“土改”运动的一些过火做法表达了不满和批评，毫无顾忌地写下“易主田庐血染红”的诗句，并在书信和集会中与朋友唱和。这些书信遭揭露后，吴宓被西南军政委员会有关部门怀疑是参加“反动诗社”，几经折腾和心惊肉跳后才侥幸过关。从此，吴宓变得谨言慎行，他彻底从公共言说阵地退回到私人领地——在日记中倾泻情感，表达他对时局的不解、思考或批评。“文革”爆发后，他更借日记来排解身处“万马齐喑”时代的孤寂和苦闷，如他1968年12月19日的日记写道：“宓注重‘服从’，不敢胡言乱动，故平生无大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