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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目与重瞳:现代新诗的诗性言说

斜目与重瞳:现代新诗的诗性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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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224142747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其他
  • 页数:294
  • 出版时间:2021-08-01
  • 条形码:9787224142747 ; 978-7-224-14274-7

内容简介

  百年中国现代新诗一直存在命名混乱的缠绕,“新诗”“白话诗”“现代诗”“自由诗”“现代汉诗”等名称都曾经出现或正在使用。名称混乱的背后隐藏着许多问题:新与旧,白话与文言,现代与传统,白话与诗,格律与自由等等纠缠不清。“新诗”概念一直是含混游移的,这显然影响到诗歌批评的展开,但如何使“新诗”概念清晰化呢?如果只是以一种称谓代替另一种称谓,能够解决问题吗?问题恐怕得反过来思考,被称为“新诗”的这样一种诗体,它的实质是什么? 全书八章,以“诗性”为贯串首尾之线索,试图从不同方面阐述这些问题。

目录

引言 诗性:返回新诗自身的批评
**章 现代新诗的言说之难
**节 谁的“现代”?怎样的“诗”?
第二节 一个难题:何为诗?

第二章 20世纪初:新诗诗体的确立
**节 胡适《尝试集》与郭沫若《女祌》:符号双轴的开启
第二节 “先锋诗人”俞平伯:“白话诗可惜掉了底下一个字”

第三章 20世纪末:新诗精神重建(上)
**节 20世纪90年代诗歌言说的大众文化语境
第二节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的精神生态
第三节 20世纪90年代诗歌消解倾向的呈现/64第四节 消解中的重构

第四章 21世纪:新诗精神重建(下)
**节 喧闹、焦虑和遗忘的诗性:21世纪三种诗学论争的考察
第二节 精神重建与“后非非”写作
第三节 公共空间、历史意识与主体重建:以胡丘陵长诗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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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诗歌是一种精致的艺术,非常讲求诗美的创造,形式的重要性在诗歌这里体现得*为明显,诗歌艺术技巧的采用可以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完美统一。吕进说过:“总起讲来,内容的抒情美,形式的音乐美,语言的精炼美,这三者的融合就是诗美的本质。”①从诗歌的内容、形式和语言多个方面对诗美进行立体扫描,精炼而集中地阐明“什么是诗美”这个命题。由此看来,对抒情性、节奏感和语言组合的强调直接关系到诗美本质的实现。但90年代一些诗人在消解哲学、后现代哲学反叛姿态的横扫下,头晕目眩地过度发挥,连诗歌艺术美必不可少的组成内容也一概推翻。他们以粗制滥造的艺术手法代替美的追求,还振振有词地宣称自己多么高明,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消解可谓多种多样,例如:  **,破坏抒情性。“诗可以叙述生活,但主要是歌唱生活,是敞开直面生活的人(主要是诗人自己)的心灵。”②“歌唱”是抒情的形象说法,抒情对诗歌而言至关重要,虽然任何文学都是作者感情的抒发,但唯有诗歌把感情作为直接言说的对象。“诗是歌唱生活的*高语言艺术,它通常是诗人感情的直写。”③吕进这一“诗化”的诗歌定义,更突出了诗歌的抒情特质。“反抒情”作为一个与“抒情”相对的概念出现在诗歌批评中,始于“后朦胧诗”的出现,到了90年代,“反抒情”现象依旧存在。以叙事对抗抒情是“反抒情”的一个重要表现,过多的絮絮叨叨的叙述让诗歌拥挤不堪,流水账式的排列还有什么诗美可言?“擦窗,扫地,用湿布抹去厚厚的积尘,整理/房间,书桌,扔掉无用的纸箱,空瓶,/旧电视报,买年货,拿着500元钱,街上的/人如此之多,节日对于忙碌一年的人来讲,/是准备多一点吃的和玩的,‘来点糖果,瓜子,/和花生,水果也要一些,*好是红富士……”,①。节日的抒情就这样被这些琐碎的叙述埋没,省略号是笔者加上去的,诗人总是在诗行太长的情况下断开诗行,所以引用不得不硬行截止,否则就得引用整首诗。其实这些诗行如果连续不断地写下去,而不分行排列,就成了真正的日志。诗歌并不排斥叙事,适当加入一点叙事性的因素,作为抒情的补充在有些情况下颇为有用,叙事长于营造怀旧氛围、延缓节奏、点染诗思意蕴等。  以叙事对抗抒情之外,诗歌中还出现了滥抒情现象,滥抒情一方面专意反对过去的抒情对象和抒情方式,用戏谑、反讽的方式对待现实世界,例如对祖国好山好水、名胜古迹以及个人美好爱情的消解式表达;另一方面以语词的随意堆积破坏抒情的可能性,读者只有在凌乱中捉寻点滴意义,“抒情美”变得遥不可及。另外,后面将要谈到的对语言诗意的破坏、对意象的破坏等也同样破坏了诗歌的抒情性。  第二,破坏语言的诗意。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又是所有文学样式中*重视语言艺术的,上面提到的吕进的诗歌定义前半句指明“诗是歌唱生活的*高语言艺术”。然而当消解横扫诗坛的时候连诗歌的语言也不放过,破坏语言诗意的方式非常多,主要是不加选择和修饰地把日常口语移入诗歌中,具体形态包括病态语、碎片语、肮脏语、下流语等。病态语指日常生活中的结巴语、呓语等,典型的是伊沙的《结结巴巴》,应该说这首诗是对诗歌语言*激烈的反叛。碎片语是支离破碎的语言,诗人故意将语言割裂,以为可以增加跳跃性,以为看不懂就说明诗歌有深度。肮脏语也就是通常说的骂人的脏话,有一首诗名字叫作《大好年华》,多美好啊,我们都这样想,但诗人却说:“我当时真愤怒呵/这就是/他妈的人们所说的‘大好年华’。”②《枯燥》中孙文波一声粗野的“他妈的”,把诗歌从想象带回到日常现实,一切依然单调乏味,这“就是我的生活”。日常的多元和丰富在诗人口语化的叙述中迅速萎缩,干巴巴的如同枯树的老皮。下流语则是诗歌中肆意使用和性相关的语言,而且谈得裸露直白,这是有意丑化诗歌的行为,也是对诗歌*大限度的消解。  第三,破坏意象。意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诗歌中有较大的差别,重意或者重象也不尽相同,但它在古今中外的诗歌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叶嘉莹说:“中国文学批评对于意象方面虽然没有完整的理论,但是诗歌之贵在能有可具感的意象,则是古今中外之所同然的。”①90年代诗歌对意象的破坏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以至于后朦胧诗以来诗歌中有没有意象都令人怀疑。对意象的破坏主要体现在堆积意象和意象过于私人化两个方面。  堆积意象,顾名思义就是将大量的意象不加选择地堆积在一起,而且往往是丑恶的意象或者普通的意象组合成丑恶的现象。中国古代诗词讲求含蓄美,有时两句诗全由意象组成,例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这些意象的组合和整首词的意蕴完美契合,诗人的情绪缓缓流淌而出,带给读者的是一种淡远清净的美,丝毫没有拥挤的感觉。使用意象的作用之一是使“意”变得形象可感,然而意象的堆积却使“象”像垃圾一样堆放在诗歌中,非但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反而让诗歌拥挤不堪,大大伤害了诗歌的艺术世界。一个诗人通过一个精神病者的视角带来了一片混乱的意象:“蘑菇云”“猫和老鼠”“小公马”“太阳”“枪”“星星”②,这首诗的其中六行里就包含了这么多的意象,这些意象随意组合在一起,勉强地说可以表现世界的混乱,但表现混乱的方式很多,这样表达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如果没有,为什么还要破坏读者的审美呢?诗歌可以表现丑的意象,但引入丑的事物只是出于某种策略的考虑,*终目的并不是让人们认同和接受世界本来就是丑恶的,丑恶才是真实等等看法。罗振亚说:“在生活未得完满仍残缺之前,隶属于美的诗歌女神完全可以观照丑恶的事物,波德莱尔、李金发乃至朦胧诗等现代主义琴师都曾将恶之花大胆引入,将丑的事物大胆引入。但总是把它作为被征服、被超越、被弥合的对象;而第三代却是……要以粗鄙态袒露人的本原状态。”

作者简介

  乔琦,文学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从事诗歌符号学、叙述学与中外文学研究。主持教育部基金项目“诗歌符号学理论研究:以雅柯布森、里法泰尔和卡勒为中心”“20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主体分化研究”2项,出版专著《形式动力:新诗论争的符号学考辨》1部,在《学术月刊》《南京社会科学》等发表论文近30篇    邓艮,文学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从事中国新诗、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批判”1项、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新诗集‘序跋’研究”1项、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出版专著《漂泊体验与政治无意识:洛夫诗歌研究》1部,发表论文近4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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